Quotation of the Day

28 February, 2013

丘成桐點破的皇帝新衣


成桐教授接受《明報》訪問,惹來網民非議,令人納悶。

《明報》標題是『丘成桐批學生重抗爭輕學業』。細看全文,丘老並無否定抗爭的社會意義,他說:『關心時事固然是好的,但我認為作為一名學生,沒有任何事比學習更重要。』

可是,像《主場新聞》的某些網上言論,馬上上綱上線,彷彿把丘老的話定性為建制代表,要貶低、打壓青年學生的抗爭權利云云。

抗爭與學業不是二元對立,但是教師要學生先讀好書,跟醫生叫病人工作之餘要注重身體一樣,錯在哪裡?

最近,我聽到有唸哲學的大學生要轉系,因為覺得大學教的東西對社會的逼切問題無幫助。如果是這樣,就像從前抗戰青年投筆從戎一樣,熱情可嘉。至於留下來的,既然在學校,享受社會有限資源補貼的高等教育,那麼不論為己為人,都應該以學習為第一,那麼將來的抗爭才會有水平、有力量。

不過,香港會關心時事、獨立抗爭的青年應該還是比較會讀書的,完全不讀書的,恐怕更多,而丘老的話,就正正點出了這個現象,傷害了年輕人的感情。現實是,目前受納稅人資助的大學裡最盛行的風氣,是hea(無所用心)。數年前,有學生問他的導師:『其實大學能不能hea讀呢?』導師無奈,應道:『當然可以,你甚至可以選擇在這裡做一塊石頭、一棵草、一株樹,都行。』我不知道,那個學生是否聽的懂。

原諒我不客氣吧!現在香港年輕學生的典型文化,便是勇於責人,疏於責己。幾年前,我在科技大學教寫英語報告,發現同學們文法多有錯漏,便在課堂上把大家常犯的錯處拿出來討論。結果,有同學事後在校方的評估問卷中,批評我在文法上浪費時間,『too seriousfailed to arise any interests』(對,沒錯,他寫的是arise)。這種事真是屢見不鮮。

有負責學生事務的教員跟我說,很多學生寫信文理不通,平常你指導他們沒興趣,只是到了畢業年要找工作,才氣急敗壞地找你幫忙;但寫應徵信文法正確沒有錯別字只是最低要求,這時候連最低要求也沒達到,還能怎樣?

更離譜的,就不單單是英語能力,而是常識態度。有大三學生給他的導師發電子郵件,為的是要談小組習作的方向,內容大意是:『我們準備與你會面,時間是某月某日某時在你的辦公室,請回答確認。』這已不是請教問題,簡直是發英雄帖比試武藝了!更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這種電郵往往沒有下款,郵址也沒有發信人的名字,有時只有學號,有時只有暱稱或綽號。我打趣說,不如直接稱呼他為『親愛的某某1234567先生』,倒也貼切。

如果我們繼續對這種情況不聞不問,而自我沉醉於香港人比大陸人怎麼怎麼優越的論述,恐怕才是香港日後被邊緣化、淪為二等城市的最大原因!要知道一個地方的潛力,不用看投資銀行的分析報告,直接看那裡年輕人的學習態度就知道了。

至於我們所以走到今天這一步,某程度是教育當局的自作自受。一是過分強調所謂的course evaluation,也就是每個課程完成後,由學生對課程打分評價。當中有些問題簡直令人摸不著頭腦:比如你覺得課程的東西是否太深奧?老師教的是否清晰?這種問題只能拿到學生的主觀感覺,卻不能作為教學的客觀指標;因為你覺得太深,可能只是你不用心而已。如果學生能對課程的題目和內容深淺作出客觀判斷的話,那末他應該對該門課已具備相當高的識見,乾脆由他來教便可以了。

奇怪這麼淺顯的邏輯,大學裡頭的行政人員與決策層一直無人正視。何解?結果,學生往往變成不能得罪的顧客,時間久了,虛心學習自不用說,更多是把自己學習當中的困難,看作是課程的錯、老師的錯、學校的錯;反正,不會是我的錯!可笑的是,問卷裡問『課程材料你讀了多少』,很多人的答案都沒有一半,如果醫生開刀沒帶手術刀,律師上庭沒看文件,警察出差沒穿制服,我們的學生還會客氣嘛?

另一種歪風,是由商學院學生帶起的所謂dem beat文化,也就是一大群人圍在一起跺地喊口號。這事本身沒錯,球場裡的啦啦隊,也是一樣;只是大學生是否應該多點獨立精神、批判思考?還是人云亦云,終日圍著大夥起哄?更有甚者,我看過有些人在圖書館門外組成人牆dem beat,吵鬧不堪,沒有絲毫尊重別人安心讀書的權利。個人認為,這種dem beat與近年公共討論裡頭凡事起哄、沒有思考又不尊重別人的文化,可說一脈相承。

當然,放大一點看,學生不學習,只是因為我們整個社會都不喜歡學習;『不務正業』,已經是香港社會的普遍現象,你能怪他們嗎?因為正業都不賺錢,這個你我都知道。

社會只有金融、地產賺快錢,這種風氣其實丘老以前也批評過,他也說過大學財政權操於政府,無法真正獨立自主。然而這些話又為何沒惹來年輕人的非議?因為這些話對他們很中聽;因為中國人的言論自由,從來都是說自己喜歡聽的話的自由。

現在我們都頌讚蔡元培,因為他在五四運動的關鍵時刻保護了學生,體現了學者的風骨;卻很少人知道,其實他當初是反對學生們去遊行的,原因也是他認為學生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他也批評那時的北大學生,關心升官發財多於做學問,就像現在我們的炒炒賣賣一樣。

所以,丘老錯了,他錯在不識時務,得罪了不能得罪的年輕人;他錯在政治不正確,指出學生們不讀書的事實;他錯在揭穿了皇帝的新衣,說出了其實很多人都知道、卻不願面對的真相。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25 February 2013)

12 February, 2013

法家治港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韓非子

 

自從特首選舉被媒體戲謔為豬、狼對決以來,坊間一直以為梁振英先生是很有手段的人。現在看來,先生的手段不過爾爾。

 

過去《信報》林行止先生常提『雍齒效應』,說的是劉邦當了皇帝後,天下人心未定,劉邦遂問計於張良。張良建議劉邦生平最痛恨誰,就先賞賜誰,結果劉邦最討厭的手下雍齒首先獲得封爵,其他人看到雍齒尚且有此待遇,自然寬心。

 

日前,梁振英特首以私人名義向《信報》及練乙錚博士發律師信,威脅狀告誹謗,可以說也是運用了『雍齒效應』——不過,那是逆用。

 

選戰以來,香港媒體壁壘分明,這本來沒什麽大不了,歷史悠久的民主國家都是如此。《信報》雖被不少行家視為親唐營,但在評論版看到的文章,也是各自表述,百花齊放。好像練先生評論唐、梁之分的鴻文,便指出兩者是不同利益板塊的較量,分析中肯有力,沒有偏幫唐營。

 

現在梁特首上任不久,便對被視為對家陣營的報紙發律師信,難免瓜田李下,予人以法律公器打擊對手的嫌疑。而且,熟讀練先生文章的人都知道,他與先生之間的對立,非今日始。當先生還是N屆不選特首的時候,當普羅大眾還不怎麼注意他的時候,練先生便多番就前者的疑似共黨背景,與之筆戰。如此這樣,難免令人懷疑,先生是眦睚必報;而他卻一直說要營建『香港營』,人們也寄望他拿出領導的風範,修補選舉期間的裂痕,可是觀察他對此事的處理,不是剛剛相反?這將向懷疑他的人,發出什麽信號?

 

香港新聞界『逢政府必反』的風氣,個人並不認同。可是,梁特首如要糾正新聞界斷章取義、譁眾取寵的歪風,肯定是開錯刀。他如果是找一份小報來試刀——比方說曾經支持過他的某些立場鮮明或纂改捏造事實的報紙,肯定能讓人對其施政風格耳目一新。可是,他卻偏偏找來一份最重視分析的知識大報,衝著一位寫慣大塊文章的學者而來。除了令一般小市民關注起原來無甚興趣甚至不會一看的文章外,又能起到什麽作用?

 

對於一般人來說,某些早有預設立場的評論員對梁特首百般刁難乃至辱罵,早已司空見慣,我們不會有什麽好奇;如果梁特首狀告壹傳媒,對他們來說只是意料之中。可是現在涉及的,是據聞中南海領導人也會訂閱的大報,就讓人得到這樣的雍齒訊息:連《信報》也容納不下,我等更不用說。

 

所以,今次與其說先生沒器量,倒不如說他是不智。現在誰最高興?反對他的人會很高興,惟恐政府變得強勢的既得利益也高興,怕政府推出辣招的炒家也可以高興一下。為什麽?因為梁特首把反對他的人都團結起來了。本來被他視為對手(或敵人——如果他有『敵我矛盾』的概念)的泛民政治勢力,不論如何都會反對他。可是以下四種人,本來應該是他努力團結的對象,現在卻會對他有了新看法:

 

第一種、是信報讀者群中那些高薪高職的社會精英——尤其是金融、地產界,他們本來利益取態上就比較傾向保守不變,不會太支持梁政綱中那些偏左的社會經濟政策;但他們也是見慣世情、懂時務的務實人,對梁特首開始時都是走著瞧,現在恐怕更不買賬。

 

第二種、是信報讀者群中的知識界人士,他們本來對唐、梁都不看好,不過出於對過去十年香港畸形發展的憤概與無奈,而曾經對先生抱有一絲奢望。現在經過半年觀察,加上今次對在知識界素有厚望的練先生用上這樣的手法,這些人會作何想?

 

第三種、是社會裡面廣大的中間派、溫和派,本來對梁特首還算疑中留情,希望給予他機會表現、戴罪立功的民間人士,日後出於對言論自由等核心價值的關注,進一步倒向反對派。

 

第四種、也是最難堪的,就是不少真心為港,出於大局而進入或留守今屆政府,或者出於職責不得不輔助他的公務員,肯定會對梁特首的做法有看法,離心離德。

 

試問這個讓自己的團隊灰心、潛在的盟友心寒,既激怒溫和派又團結反對派的手段,不是愚不可及又是什麽?

 

再者,從前人家指責先生是地下黨,以及選舉時關於黑金飯局的報導,先生好像都沒有發律師信,現在回想,是否等於對那些指控的默認?更讓人擔心的是,先生被人作出各種猜測批評,非自今日始,也不會以此事終,那以後便要以同等標準處理,否則會予人政治迫害的惡感,或間接承認的猜想;但是如果每次都要發律師信告上法庭,搞到紛紛亂亂,香港社會還如何承受得了?他所說的專注實務搞建設,又從何談起?!

 

梁特首最令我們擔心的傾向,是他把英國人講的法治,理解成中國古代法家的『以法治港』,這比大陸領導人講的『依法治國』,更差了一個檔次。在這裡,法律不是凌駕於一切的共同準則,而可能變成一種打擊政治對手的工具。文首韓非子的話,不知是否就是先生內心對反對他的人的看法?

 

有人說,先生要效法李光耀。先不論李氏的做法本身是否妥當,先生是絕對做不到的。因為他的權力來源,論獨立性大有不如;論威望,尚未看到實績;論形勢,目前是處於劣勢。如果凡事還要硬作強勢,根本就是判斷錯誤。

 

個人始終認為,社會輿論一味咬著僭建問題不放,是放錯焦點。但現在先生的問題,事關他的政治判斷力和包容力,是領導能力的『重中之重』。香港社會內部矛盾還嫌少嗎?我們要重新上路,正正需要一個有胸襟的領袖,梁特首的偏狹作風,令人擔憂香港未來不得安寧。

 

(完)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8 Feb 2013]

07 February, 2013

機械人經濟


舊年深圳富士康宣布,會在未來三年,購買一百萬部機械人,取代重复人力工作;在哈爾濱,甚至有餐廳全面用機械人,充當侍應。到底,廣泛使用機械人,對我們有什麽利弊呢?

今日(4/2/2013)《金融時報》評論版的Edward Luce就提到,雖然過去半年,美國製造業職位增長近乎零,但是同期的製造業活動其實大幅擴張。點解?就是因為機械人的幫助。

當我們以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而感到自豪的時候,當有些強國輿論以為美國消費者都要倚賴『中國製造』的時候,其實人家很多的工作是被高科技機械人,而不是低技術的中國勞工取代。睜開眼睛看看吧!人家有無人駕駛戰鬥機、無司機的汽車,甚至醫院都有機械人,上星期美國食物及藥品管理局,才剛剛批准了一部RP-Vita機械人,能夠在醫院自動行走,在遠處的醫生遙控之下,幫病人做各種檢查。

但是,針無兩頭利,Edward Luce認為機械人的應用,也意味著中產階級失去大量的工作和加薪機會。他引述美國的研究,發現在經濟衰退期,有四分一流失的工作是低收入職位;但在復甦期增加的職位,就接近六成都是低收入工作。難道雇主在每次經濟週期,都藉機以機械人取代勞工?

不論當中有沒有因果關係,美國中產階級的衰落,有不少數據支持。自從金融海嘯以來,大部分美國職位的增長,都集中在最低技術和最高級這兩個極端,情況有點像沙士以後香港所謂的經濟復甦,很多是屬於飲食零售業裡面的低技術工種。在美國,早已有人批評這種經濟復甦是jobless recovery,也就是『沒有工作的復甦』。而且,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要被迫提早領取他們的退休金,雖然這樣會有罰款;可憐香港的中產階級,即使願意罰錢,就幾乎不可能提前拿到我們的強積金。

面對經濟轉型可以怎樣自處呢?當然,最明顯的總離不開提升教育水平。但真相卻是,即使美國總統奧巴馬說,要讓美國的大學生比例提升到全球最高,但是過去十二年,美國大學的畢業生,收入其實是呆滯不前,男學生就更加是下跌。

那到底經濟發展重要,還是人的工作重要呢?作者就說了一個故事。原來以前汽車大王亨利·福特曾經指著他新添置的機械人,很自得對他的工會領袖說,你以為你還可以向他們收工會會費嗎?怎知道對方反幽他一默:福特先生,你以為他們會買你的車嗎?

富士康的機械人或者不會自殺也不會罷工,但肯定就不會用他們代工生產的iPhone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