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ation of the Day

28 January, 2013

直布羅陀的別墅


到底香港的樓價有多離譜?不如看看半個地球外一個跟我們有點像的地方。

位於歐洲南端的直布羅陀,背靠西班牙,南望非洲大陸,是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出口,英國的海外屬土。上星期五《國際先驅論壇報》物業版報導,直布羅陀一個新的別墅計劃準備開售,價格有望突破新高。這新高有多高?原來是每英尺一千美元,也就是七千八百港幣一尺,在香港簡直是『濕濕碎』。

直布羅陀地理上同香港有幾分相似。她位處戰略要津,背靠大陸——歐洲大陸;西班牙對英國在這裡行使主權素有爭議,去年才剛就此鬧上聯合國。

和香港一樣,直布羅陀地少人多。全市人口兩萬九千人,但土地只有六點五平方公里,也就是三十四個維多利亞公園左右。《論壇報》的文章生動地形容,由城市一端走到另一端,只須四十分鐘。而且,城市幾乎是矗立在海邊的巨石上,地形比香港更惡劣,增加土地供應更不可能。

直布羅陀奉行英國法律、街上行走的是英式警察,稅制有利營商:公司稅率只是百分之十,無附加值稅、資本增值稅、遺產稅。因此,吸引了賭博業、保險業、金融業進駐。市內的高級別墅,不少便是租與從事這些行業的行政人員。

最近鄰國西班牙經濟表現差勁,樓市大挫,直布羅陀的房價下調幅度相對較低。這裡的新房子,大部分是低樓層低密度住宅,好像在原來英軍總部用地上興建的別墅,叫Buena Vista Park,意思是美景花園,位置雄視整個直布羅陀海峽,遠眺非洲大陸,一幢別墅,也不過四百萬美元左右。事實上,該市大部分多層樓房,都只是四千五百英鎊一平方米,也就是六千港幣一尺。

看完這文章,我上網看了一些直布羅陀的照片,原來那裡差不多一半土地是山,或者說是插入海中的懸崖更貼切,只有向西的一面有一條狹長的平地可供發展。看看這個地中海城市的樓價,再想想香港的『盲搶樓』,是否給予了我們一點啟示?(完)

26 January, 2013

委員會須否另起爐灶?



但凡推行新政的人,大多急切求成,往往倉卒行事,以致禍敗招損。昔日董建華先生亟欲為香港開創新路,但最終好心做『壞事』,足以為戒。特首梁振英沒有董氏開首的人緣人和,政治形勢更為惡劣,更宜審慎而行。

上週《施政報告》提出成立金融發展局及經濟發展委員會,令人想起董建華時代的眾多星級委員會,最終不是一事無成,便是無疾而終。何也?有說公務員制度從中作梗,但政治委任制度實施以來,特首對官員委任權已大增;有說是缺乏諮詢,但社會人心對新方向往往根本沒有共識,即使本應領導輿情的精英階層也是嚴重內部分歧,諮詢政治又從何說起?

在此情況下,梁政府重組三司十四局或多設幾個委員會,最多只是無關痛癢的微末枝節,不能改變根本;更有甚者,在過程中行事倉卒,未能與現有制度銜接,容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以金融發展為例,如果目標是『為持份者提供高層和有效的平台,集中研究如何配合國家金融市場逐步走向國際,進一步發展香港金融業,包括在促進金融業多元化,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在國家和地區中的地位和作用』云云,那麼這不是財政司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的既有職責嗎?如此,何不直接責成有司,就此提交明確政策建議?而『金融發展局』更應明確定性為輔助該司、局長的諮詢委員會(目前經過一番折騰後,似乎這個『局』也的確如此),定時提交具體工作報告及政策建議。

其實設立一個範疇跨越不同金融服務的諮詢委員會,方向本身正確。一方面,銀行、保險、證券等等行業早已匯流,香港的既有行業監管機構卻仍然是一業一管,早年社會已有討論應否仿效英國,設立類似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的超級監管機構。

另方面,監管功能和促進發展功能本身存在一定矛盾,不宜由一個機構處理;因為但凡監管者必然傾向保守,設立重重關卡,以免出事時禍及己身;促進者必須積極進取,大多鼓勵自由創新,拆牆鬆綁,以行業發展為己功。在兩者中取得平衡,是政治家的責任;但把兩種功能放在一個行政部門,必然造成精神分裂,左右為難。

從前,英倫銀行有三大核心目標(core purposes),分別是維護貨幣穩定、維護金融穩定,以及保持英國金融服務的有效性及競爭力。2004年新行長Mervyn King上任後,已把第三項剔除於核心目標之外。

金融發展局籌備小組的報告,並無就這種矛盾加以論述,也沒有交代如何與既有的監管機構整合、互動。香港既有的四大金融業監管機構,竟無代表擔當新機構成員,所謂『與監管機構和行業團體共同探討……』(見新聞公報),又從何說起?

尤其目前金融管理局是類中央銀行,自稱的主要職能,包括『加強香港金融服務的國際競爭力』、『維持及發展香港的金融基建』,那麼它須否效法英倫銀行的做法,重新釐定自己的目標?如否,一個管理局與一個發展局的功能角色,又如何配合?(順帶一提,香港回歸後的政府決策局和它們轄下機構,不管純粹諮詢,還是具備法定乃至行政權力的,都一概統稱為『局』,實在名不正言不順,反映了行政邏輯的混亂。)

再以經濟發展委員會為例,香港無疑需要在金融、地產以外,發展更多實業,但是董建華時代已設立了級別相當高的策略發展委員會,由特首委任,兩大司長列席,中央政策組提供秘書處服務。這委員會的職權,包括『就香港長遠及整體發展需要和目標,特別是社會、經濟及政治面對的問題、發展方向和策略,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範圍雖然比較廣,但卻包涵了經濟發展委員會的部分任務,後者同樣由特首委任,並兼任主席,同樣有司、局長列席;資源重疊事少,意見不一事大,敢問有分歧時誰高誰大?

按目前的公開材料,看不到為何新的經濟發展委員會的事情,不能在原來的策略發展委員會商議。要不然索性把前者置於後者之下,作為一個附屬委員會又如何?

目前社會陰謀論盛行,我不願猜測這種架構安排的動機。只是純粹從行政理性來看是沒有道理。第一、政出多門必然造成權責不清;第二、即使作為諮詢平台,我們現在的平台還嫌少嗎?第三、平台多聲音更多,沒有廢舊便立新,又未弄清楚新舊之間如何協調,徒然造成文山會海,行政低效。

香港的問題實在不是諮詢平台不夠,也不是意見不夠,而是內部缺乏跟進意見的研究調查,外部沒有達成共識的政治機制和民心;大部分的意見,只是『隨便說說』而已。說實在,參加各式委員會的雖是行業翹楚,但都是大忙人,每人能在委員會花上多少時間和心力?

況且這些委員會都是易設難廢,日子一久,變成尾大不掉。一個行政部門,決策前要聽幾個委員會的意見?如此還說行政主導,豈非自相矛盾?除非目的是要用一個打另一個。但大部分委員會的任命權最終都在特首,何苦?上文說的策略發展委員會,新一屆委員才剛任命,按道理應該不至於偏離特首的施政理念太遠。

由此觀之,特首如對現在的委員會表現不滿,只需一紙委任狀即可,何須在已經複雜無比的行政架構上再起風波,徒然添翻添亂?

(一月二十五日《信報》)

25 January, 2013

反恐戰爭之後的「和平紅利」


炒股票的人,最近時常聽到股評人講美國財政懸崖的問題,到底美國的財
政問題有多嚴重?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和哈佛肯尼迪學院的Linda Bilmes,
昨日在《金融時報》撰文,幫美國的反恐戰爭埋單計數。他們指出,自從
九一一之後美國派兵阿富汗,戰爭的直接開支,已經達到七千億美元。費
用昂貴,一方面是因為阿富汗的地形複雜,令補給成本大增;另一方面,
美軍作戰方法亦有問題,好像前年錯誤炸死巴基斯坦士兵,巴國政府關閉
由該國通往阿富汗的陸上道路,令運輸費用增加了幾十億。最後,打完仗
要重建,單單阿富汗便燒了九百億美元援助,是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馬
歇爾計劃以來,最昂貴的戰後重建,但這些錢,有多少落了當地貪官污吏
的袋,尚不得而知。

很多人寄望奧巴馬撤軍,會令美國的軍事開支,得到節約。但文章指出,
其實故事才剛剛開始;因為戰後軍人復員,照顧他們的長遠費用,才是天
文數字。參與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的退役軍人,接受國家醫療補助的,有
八十萬人;有的是身體傷殘,有的是精神受創。戰爭開打以來,退伍軍人
部門的經費,增加了三倍。兩位作者分析,由於這些退伍軍人還會活上很
長時間,費用的高峰還沒出現。一九四五年,美國打贏二次大戰,但是退
役費用的高峰是一九六九年,足足晚了二十多年。

另外,由於當初戰爭在國內備受爭議,國防部為了招募軍人,調升了他們
的薪金和福利,包括照顧軍人家屬的醫療福利計劃Tricare。這些東西都是
易放難收,美國國會亦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隨便改動。這意味著未來
的人事費用,會越來越高,相信很快會達到國防預算的三分之一。

過去十二年,為了要應付這兩場反恐戰爭,美國已經借了兩萬億美元,差
不多是同期九萬億國債的四分之一。如果這兩位學者的分析正確,反恐戰
爭結束,不代表會產生『和平紅利』;那末,即使白宮和國會就財政懸崖
達成共識,長遠債務危機的陰霾,恐怕還是揮之不去。(完)

(Freely translated from "There will be no peace dividend after Afghanistan", by J. Stiglitz and L. Bilmes, 24 January 2013, Financial Times)


17 January, 2013

迷失中的香港


當歌手王菀之都忍不住要對『長生津』說上兩句,當這個簡單的臉書留言都會引來網民圍攻;當我認識的嚴肅政治學者卻對倒梁遊行失去興趣,我便知道香港人對政治的關心去到何種程度。前者故不用說,後者並非不關心,而是因非常關心而由盼望走到失望最終接近絕望。

元旦夜,維港傍。這邊廂,是倒梁遊行包圍政總,參與的反對派不是示威常客,也是比較關心時事的一群;另一邊廂,會展場內每年一度的叱吒樂壇頒獎典禮,娛樂之餘,也充滿了對社會議題的另類『討論』;從蝗蟲論到『你呃人』到反國教,從畫面到歌詞到場刊用語,再到觀眾普選『我最喜愛歌曲』,在在浮現我城過去一年社會大事的影子,滲透著普羅大眾對時事的關心。這,讓我想起十年前的七一。

的確,當政治不再只是AO高官的舞文弄墨便能自圓其說,不再只是尊貴議員的馬拉松拉布反拉布,不再只是象牙塔知識分子的侃侃而談,甚至不是我這種評論員的數黑論黃和偶爾的引經據典,政治便是一個走下神壇的偶像,讓一般人發現她原來那麼遠,又這麼近。

當出世的神職人員都禁不住對社會氣氛表達關注,可見我們這個所謂『經濟城市』蘊含何等巨大的政治能量!朋友參加某銅鑼灣一個非常中產的禮拜堂聚會,牧師連續三週對目前社會的撕裂與分化發表評論。聖誕前夕,聖公會大主教的聖誕文告,亦批評社會某些人一味用『非黑即白』的思維模式,就某些議題『長期廝殺』,令各階層互不信任、互不尊重。

撕裂源自矛盾,而這深層次矛盾不是單單的府會矛盾、貧富矛盾、中港矛盾、身份矛盾,而是直指人心的價值矛盾。剛過去的2012選舉年,人們從最初因擔心唐英年的個人能力、官商勾結和地產霸權而對梁振英寄予期望,到後期質疑其政治誠信、恐懼香港赤化,乃至不惜一切要轟他下台,甚至把政府的權威打倒。是否比起現實的磚頭問題,港人更關切看似虛無縹緲的價值問題?香港人,原來並不完全市

這幾年人人爭說核心價值,選舉期間連城中首富也表認同;可是社會對核心價值的內涵有共識嗎?泛民主派在說,自由黨也在說;藍血中產在說,草根社運也在說:他們論說的,不可能都是同一樣東西,更大可能是自相矛盾。

個人實在無法認同所謂核心價值就是發財權,可是過去多少人明渡偷渡來港,除了投奔自由,不也是為了逃離政治?過往香港是很多左、中、右不同背景的人,互相包容、踏實生活的地方,為何連國共內戰、東西方冷戰與中英談判的考驗都能安然度過,卻陷入目前自身的內耗?『務實』與『包容』即便不是核心價值,至少也是我城的核心特色?當然,務實不應是曾蔭權式的『做好呢份工』,包容也不是不辨是非的和稀泥。

事實上,價值是很抽象的東西,必須在具體實踐中體現,艱難取捨中考驗,逆境困惑中磨練。香港的核心價值,不是一份事先準備好的禮物,九七年後交到我們手中保存起來;尋找核心價值的旅程,其實零三年才剛剛開始。

流行樂頒獎禮的主題是『土炮起來』,很反映目前社會對自我價值的追尋。場刊標誌本身已經別樹一格:一襲紅色旗袍打扮的模特,跨抱一支紅白藍三色的小火箭。閣下想到什麽?紅白藍膠袋?上海師傅的理髮標誌?佛洛伊德式的暗示?還是捲起了的聯合王國Union Jack

也許通通都是,因為它們都是過去到現在香港社會的種種;而中國的傳統騎著英國的設計起飛,是否就是香港故事的速寫?難說,畢竟當年連江澤民也要在回歸典禮上強調:香港的繁榮歸根究底是香港同胞創造的;不過,可以肯定香港這支土炮,既有本土又有國際的一面;如果這支土炮能重新起來,也許更勝前任特首的起錨。

我素來對流行音樂不甚了了,只知它比大會堂內安蘇菲·慕達的小提琴奏鳴曲,較貼近一個地方的時代精神。正如六、七十年代的搖滾音樂,令人想起席捲全球的左翼反叛浪潮;八、九十年代羅大佑的『皇后大道中』,令人想到回歸的傍徨。流行音樂印證一個時代;或如頒獎禮口號所言,有什麼時代,就有什麼時代曲。

那末,我們到底身處一個什麼時代?頒獎禮的高潮,是無線電視『天與地』的大熱主題曲『年少無知』獲最多投票,牽動了全場觀眾的感情。如果這首曾經在反國教佔領政總時熱播的歌代表了這個時代,香港人實在也相當無奈。追逐夢想的熱情也許餘溫猶存,但更多是『此情可待成追憶』的過去;如果八、九十年代是我們政治上的年少無知,那末過去十幾年是讓人政治成熟的歷練?還是只剩下挫折與失落後的滄桑,猶如三位男主角額頭的皺紋刻在人們心上?

或許這些都不是。年少無知後的集體無力感,表面轉化為聲嘶力竭的呼喊,內心卻深深隱藏更大的不安。世事紛紜,我無力一一梳理,只知道香港已進入喧嘩吵鬧的一零年代。用前任樞機主教的話:我們身處一個思想混亂的年代。這個時代的政治必然是躁動的,因為我們對自身是迷失的,而迷失的結果是不斷的爭吵與尋找;在香港社會對自身價值未能找到共識之前,這種爭吵與尋找會繼續存在並且激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政府不但會處於挨打狀態,甚至會從以前的導演變成配角,因為無論掌握人心還是主導思潮,都不是政府的強項。


(原載2013年1月8日《信報》)

重寫《公司條例》揭示的八大現象




香港公司法源自英國,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礎。有說香港的《公司條例》未能像英國般與時並進,故此政府於2006年開始就重寫該例展開諮詢,並在2009年12月公佈《公司條例草案》擬稿第一期諮詢文件(下稱『諮詢文件』),目的是要強化企業管治、便利營商環境,並讓世紀老法更能適應現代社會。諮詢後的草案於2011年1月刊憲並提交立法會討論,於2012年7月正式三讀通過。我沒有參與也沒詳細研究,但對此階段發生的事作了一些初步了解,得出幾個有趣觀察。

首先,目前部分新聞業者指責當局沒有諮詢,完全不符事實。當局早於諮詢文件的開首《摘要》第三頁,便已明確提出這議題:『董事的住址及董事和秘書的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應否繼續在公眾登記冊上披露』;《摘要》全文不過四頁,文件內文第七章更是通篇討論這事,提出兩大問題徵求公眾回應,怎能說是刻意淡化隱瞞?況且,在開展諮詢與2010年8月底結束諮詢(當中有整整三個季度)時,當局都有發出新聞稿,記者又怎會不知?此其一。

當前『陰謀論』『動機論』盛行,有論者質疑今次又是政府有心打擊資訊流通乃至新聞自由。可是,當局在2009年諮詢文件第七章內,其實相當客觀地羅列了該否披露住址與身份證的正、反兩面論據,而且明言當局傾向保留目前公開披露住址的制度不變,只是『希望聽 取公眾的意見後才就此事作出最後決定』(見7.14段)!如果這也是假諮詢,什麼才是真的?如果政府一早包藏禍心,又可苦當初?上週外國記者協會與美國媒體均對本港修法表示關注,但是英國國會2006年的公司法也早已將董事住址列為受保護資料,只能向特定公共機關、信貸評級機構或應法庭命令提供,難道英國國會都是有心打擊新聞自由(說不定也是,畢竟圍繞新聞集團的醜聞,也讓英國社會對傳媒操守產生疑慮)?此其二。

曾經負責審議、通過《公司條例》的立法會議員目前對此事不是不聞不問,便是傾向劃清界線。人人都說問責,議員對自己通過的法案是否也有政治責任?固然立法會的權力非常有限,可是議員在法案審議階段並沒有提出相關的修正案,甚至最終表決時也沒有人要求點票;很明顯,當時無人覺得這是一個問題。現在有議員指出傳媒當時沒有表示抗議;的確,無論在諮詢還是立法會草案委員會階段,我都找不到記者協會提交的書面意見。可是當初沒有,不代表事情不重要;現在有,不代表就重要。議員的責任,是純粹反映一時一刻的民意,還是該有自己對長遠問題的獨立判斷?此其三。

時件發酵至今近一周,執筆時尚不見財經事務科就此發表正式新聞稿回應,反而看到一條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的委任公告,不過例行公事而已。是政府覺得這事情不重要?如此則是政治判斷有問題,因為事件已由一項技術性修訂變成政治議題,打擊市民對政府所餘無幾的信任。有關官員至少應該羅列基本事實,以正視聽,這是公眾的知情權,也是官員的責任。此其四。

目前輿論甚至議員尚未搞清事情來龍去脈,便已討論要如何抵制《公司條例》附屬法例的生效。有關附屬法例共十二條,我非法律專家,不知道廢掉其中一條,會否影響整個《公司條例》的生效?《公司條例》的涵蓋面與當中涉及的公眾利益,遠遠超於董事地址與身份證披露不披露的問題;我們動不動便要推倒重來,與梁政府為人咎病的執政風格有何分別?每次推倒重來,都是對行政資源與社會凝聚力的消耗,最終導致行政低效,又煞有介事嗚呼哀哉地對施政水平低落批評一番,這不是很好笑嗎?此其五。

《公司條例》的初衷,肯定不是為了便利記者作偵查報導。偵查報導對權貴有制衡監督的作用,在目前香港社會尤其有很大積極作用。可是《公司條例》下註冊的公司董事,不見得都是權貴;是否該有更合適更具針對性的方法,而不是要犧牲整片森林(所有人的私隱權)來拯救幾棵樹(個別權貴的地址與身份證的後幾個號碼)?相信肯做功夫的記者,仍然會有方法在不構成誹謗下作出推敲,讓讀者自行判斷真偽。我們該討論的,反而是如何加強針對某些享有公權力人士的利益披露,比如目前行政會議成員須登記的個人利益表,似乎並無要求披露配偶透過公司持有的利益。這個須否作出修訂?又須否延伸至立法會議員?此其六。

殖民地時代沿用至今的諮詢制度,經此事再次證明已完全失靈。過去我指出在民主化後,諮詢政治是無法彌補缺乏民意授權的政府的認受性(見2012年9月16日《信報》)。這次事件更進一步突出了目前社會議題眾多,每年推出諮詢的大小政策動輒數十項,一般人根本無法專注於內文細節的可能影響。政府不可能每人一信,問清每人意見,也不是每人都具備專業能力,看到技術性事情背後隱含的意義;這根本不是『政府是不是好人』的問題,而是簡單的時間分配與專業能力的問題。香港的政黨能否起到代表不同利益、整合社會意見的功能?此其七。

最後,在這種成熟的民主政黨政治出現之前,我們的社會討論何去何從?這件事情發生之初,便被慣性解讀為『新聞自由』受威脅。現在已經沒有什麽比『新聞自由』更好消費的了!可是,採訪工作沒有那麼方便,不等於採訪受到刻意阻礙,說是影響資訊流通還可以;但不能就和『新聞自由』受威脅劃上等號。如果這是威脅,那麼南方周末面臨的『威脅』該如何形容?我們的詞彙未免太過單薄、我們的概念也未免太過粗疏!如此下去,我們的公共論述不會是實事求是的理性思考,而是淪為尋求政治正確的政治表態。這,難道就是你我追求的自由社會?此其八。

這麼一項看似技術性甚至順應世界潮流的《公司條例》修訂,在上週經媒體報導後迅速升溫變調,它給予我們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宏觀地審視目前的施政、議政、傳媒和社會公共討論的風氣文化。以上我只是作一綜合整理,供讀者參考,有心人研究;因為這些現象都是早已有之,只是於今為烈。




(原載2013年1月16日《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