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ation of the Day

15 August, 2013

帝國從來多負債 破產難言真自治


帝國從來多負債  破產難言真自治
 



拿破侖講過,戰爭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也是錢。

陳啓宗先生認為英、美等國家因為一人一票導致債臺高築,可能主要源自近十幾年的印象。如果我們好像史學家黃仁宇一樣,用長距離、遠角度來看問題,便知道世上最昂貴的不是福利,而是戰爭。

美國這個國家從誕生的頭一天開始,便是負債累累,獨立戰爭的欠債,幾乎導致拿不到退休金的士兵策動兵變,騎劫國會。兩百年來,這個國家沒有一天不在擴張,隔二三十年便打一次仗。千禧年以來的反恐戰爭,令美國國債從六萬億(美元,下同)升至十六萬億,其實按比例在歷史上祇是小數目。以下我舉幾個顯例:

一、1846-47年,打敗墨西哥,吞併加州,國債從一千六百萬升至六千三百萬,兩年翻了四倍。

二、1917-18年參加歐戰,國債從三十億漲到二百六十億,近九倍!

三、1941-45年,二次大戰期間,從大約五百億增加到二千六百億,是羅斯福總統十年「新政」的四倍開支。

不過這還不是最昂貴的戰爭,原來所有國家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最勞民傷財,四年的美國內戰,令聯邦政府負債從七千多萬開始,突破二十八億,翻了差不多四十倍!這個還沒有計算日後的重建開支。這場戰爭直接迫使聯邦政府開徵個人入息稅。

翻查美國財政部的網頁,美國的債務兩百年來幾乎年年上昇,但是每次短時間內大幅提昇,都是打仗,而且打完仗後都沒法子恢復原狀。

一句話,美國負債累累,非因她是民主,而因為她是帝國!戰爭需要舉債,勝利帶來擴張,擴張帶來衝突,衝突導致進一步戰爭,週而復始,歷史上所有帝國都是這樣。

我們再看英國的例子。英國人在滑鐵盧打垮拿破崙後,國債達國民收入的260%,比今天的日本還高!當年的英國國會完全談不上一人一票,沒有國家提供的福利制度;債務是因為在這之前的一個世紀,大英帝國有一半的時間在打仗。

此後一百年,英帝國不斷擴充,但因為帝國累積財富比債務還要快,所以公債比反而下降,直到一次大戰前夕,只有24%。在這一百年間,選舉國會議員的投票權,經歷三次改革,趨向普及而平等。我看過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在《紐約時報》整理的圖表,這段時期英國公債比都是拾級而下,我們怎能想當然的說,一人一票便會導致負債?


我們今天對英國福利主義的印象,都是六七十年代的工黨時期。但是此間大英帝國越縮越小,雖有國內的福利開支,公債比卻從二次大戰後的225%的高峰,回落到1970年的67%,1980年戴卓爾時代開始時,跌到只有43%,此後戴卓爾夫人的政策反而影響不大。以此觀之,債臺高築豈能簡簡單單說是福利主義的結果?

當然,英美是帝國,英鎊和美金曾經是最硬的貨幣,舉債容易;香港彈丸之地,沒有這個條件。但上面的數據和前文都證明,政制與負債之間是複雜的關係。如果我們希望社會回歸理性討論,便應該避免製造煽情武斷而且容易導致誤會的結論。

實行一人一票的地方很多,會否導致負債累累,還是要看當地的政治文化。目前香港最堪憂的正是譁眾取寵、不負責任的民粹主義。歷史上的確有破產的民主國家,而且足以為香港戒。

這個地方,是加拿大東部的紐芬蘭。她是英國最早開發的殖民地,議會歷史僅次於英國本土的西敏寺國會,她在英聯邦內第一個取得自治領地位。但是在整個1920年代,由於過度依賴漁業而漁產價格大瀉,加上民粹政客的空頭支票,政府沒有一年達到預算平衡。1929年華爾街崩盤後危機加深,累積負債超逾國民收入的三倍,國內超過四分一人要靠救濟金過活。面對債主臨門,紐芬蘭人對國內政客失望至極,1932年一群示威者沖入國會,在街上追打首相。

最後,國民被迫向英國求救。倫敦組成了一個六人皇家委員會前往調查,紐芬蘭人被迫選擇,要麼債務違約信譽掃地,要麼放棄自治,接受倫敦臨時接管。由於對國內政客深惡痛絕,她們接受了後者。二次大戰後,英國人不願再肩負龐大帝國的責任,給了她們兩個選擇:要麼恢復自治,自負盈虧;要麼併入加拿大。

由於紐芬蘭外債多為加拿大銀行持有,又早與加拿大貨幣掛鉤,經濟命脈操控外人之手,而且過去的民主經驗令她們對自治大失信心,最後經過兩輪激烈的公民投票後,決定併入加拿大,成為行省。

皇家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對紐芬蘭的民主文化提出了尖銳批評:紐芬蘭選民寧願選擇一個犧牲公眾利益幫她拿盡好處的政客,而不是選擇那些鄙視這種可恥行徑的候選人。人民不再靠自己,而是依賴在權位的人;不是從國民利益考慮問題,而是純粹從自己的地區利益出發。「他們甚至認為,如果一個人能利用政治機會幫自己個人撈好處,也就能更好地幫自己的選區撈取好處,而正直的人卻只會向選民宣教。」

對於街頭越來越多人高呼「自治」,政壇卻充斥「抽水」行為的香港,這話太有意思!紐芬蘭的痛苦經歷告訴我們,真正的民主與自治,要建基於審慎理財、經濟獨立、自強不息,為共同體利益努力,而不是為了選票空喊口號花言巧語、眼前一味討好選民長遠卻害死她們的政客。

附註:本文關於紐芬蘭的資料,引自David Hale發表於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的文章,2003年夏季刊。關於英國的材料,有興趣讀者可以參考劍橋教授Robert Neild於2012年1月為皇家經濟學會撰寫的通訊。美國的情況,引述自Mises Institute歷史學者Scott Trask,2004年1月27日刊登於Mises Daily的文章。

13 August, 2013

一人一票 負債累累


 

日前,恆隆集團主席陳啓宗先生表示,全世界負債最多的前十個國家,多是民主國家,他又列舉幾個著名例子,包括美國的財政懸崖危機、歐盟的歐債危機,以及日本佔國内生産總值達220%的公債,認爲都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造成。

 

其實不少工商界人士、社會精英,甚至學者都發表過類似想法,只是用詞比較溫和。故此,陳先生的言論不但惹火,而且有廣泛代表性;可惜當中卻有明顯的事實與邏輯錯誤。筆者雖非財經專家,不嫌淺陋,羅列數條,以供參考。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2010年的資料(注一),政府債務毛額佔國民生産總值最高的十個國家,全球排名如下:

 

一、日本(216%

二、聖克里斯多福與尼維斯(筆按:加勒比海島國)(164%

三、希臘(148%

四、厄勒特利亞(筆按:非洲東部,埃塞俄比亞鄰國)(144%

五、黎巴嫩(142%

六、牙買加(141%

七、意大利(119%

八、幾内亞(筆按:非洲西端臨近大西洋)(106%

九、格林納達(筆按:加勒比海島國)(104%

十、星加坡(99%

 

這是我找遍國基會與世界銀行網頁,最接近陳先生對日本公債的描述。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公開信息,有類似排名,除多了一兩個歐債國家外,分別不大(注二)。以此觀之,十大債臺高築的國家,充其量只有一半是我們熟悉的民主國家,陳先生所謂的一人一票導致負債累累,不知從何說起?

 

以上數字最有趣的,是星加坡。獅城一直是陳先生與不少香港人支持的另類發展模式,可原來星加坡的公債要比英美更高,這又是否我們所樂見?獅城近年的高速發展,是否以此為基礎?我不熟悉,但認爲值得香港人慎重思考。

 

工商界人士擔憂一人一票會導致政府不斷舉債,偏離審慎理財的想法,可能來自媒體對所謂歐豬四國(PIGS)鋪天蓋地的報道,由於這些國家都以福利聞名,所以令人覺得民主選舉必然會帶來民粹福利主義。

 

事實上,建立歐羅區的馬城條約早已訂明,各成員國須致力將公債佔國民收入總額,減低到60%以下。目前歐洲諸國的問題,到底是金融風暴的遺禍,還是社會福利造成,有待研究。

 

退一步,即使負債高的國家多是民主國家,卻不等於民主國家就一定負債高,這是基本邏輯;好像可以選特首的都是香港人,卻不等於每個香港人都可以選特首啊!查證之下,其實很多實行高福利的非歐元區國家,都是一人一票,公債比卻都是60%以下(注三),包括挪威、瑞士、丹麥、瑞典等等。爲何我們對於這些反證,視而不見?

 

把視野再拉濶一點,南半球的民主大國紐西蘭和澳洲,一樣是高福利,一樣是前英國殖民地,但是她們的公債比只是32%20%,要比香港更低,這個陳先生又如何解釋?

 

當然,澳紐資源豐富,受惠這十年的商品價格高潮,香港不能同日而語,但這些例子至少有力地説明,一人一票,不一定導致債臺高築。

 

把問題倒過來看,世界上負債最少的國家又是哪些?沙地阿拉伯、赤道幾内亞、阿曼、文萊、利比亞……她們的公債比都低於10%,利比亞更沒有任何債務。她們得益於石油收益,可是捫心自問,是否你我樂居的地方?是否適合香港的發展模式?

 

再說,非一人一票式的民主制度,又是否負債很低?中國主權債務很少,但在龐大的各級部委與地方政府當中,潛藏了大量債務,目前只能說衆説紛紜,譬如渣打銀行就估算可能佔國民收入近八成。自從美國底特律政府破產後,國務院已經馬上指示國家審計機關從本月起,對全國地方政府債務進行評測,可見問題之嚴重,連中央政府也不一定有全面掌握。

 

面對如此複雜龐大的問題,只能說民主與負債的關係,足夠嚴肅學者畢生研究,非我等能泛泛而論。不過,筆者大膽假設,國基會跟蹤的全球188個國家當中,只有少數是民主國家,而負債最高的十個當中,卻佔有近一半席位。如果真的要說一人一票導致負債累累,原因倒是民主國家的舉債能力高!

 

此話怎說?由於看不通算不了的風險反而是最大的風險,而民主制度有定期、可以透明觀察的政權輪替,風險可以管理,這些國家投資環境好、制度透明、法律健全、政策可靠、貨幣因具儲蓄功能而為國際投資者接受、所以她們發行的公債最能為市場吸收,付出的利息較低,反而便利舉債,間接導致債臺高築!

 

至於經常爲人詬病的的英美兩大民主國家的負債問題,後文再析。

 

注一:見國際貨幣基金會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20134月版。

 

注二:中央情報局2012年度公債排名是:日本、津巴布韋、希臘、聖克里斯多福與尼維斯、牙買加、黎巴嫩、意大利、冰島、波蘭、愛爾蘭。

 

注三:同注一。

 

 

31 July, 2013

垃圾的政治 不便的真相

(信報7月31日評論版)

假設一幢大廈日久失修,火災了,消防隊趕到開水龍頭灌救。住在樓下的你,這時候會不會跑出來阻止,說:『不准灑水!否則我的名貴傢俬就沒了!失火是因為樓上的人抽煙,他們沒有防火意識,業主立案法團又沒有弄好防火裝置。先讓他們把這些問題都糾正了,你們再來吧!』

朋友,肯定你們沒人會提出這種違背常識的建議。可是類似想法在香港的政治與政策討論卻是非常風行,在我們的媒體當中大量複製,在公開論壇佔據了道德高地,在朋友間的私下對話,也成了隔岸觀火的談資。

由於本年度立法會期已過,七月中被中止的擴建堆填區撥款申請,最快要等十月後再提出,屆時政治局面大概只是在醜聞聲中繼續僵持,而將軍澳堆填區卻會在2015年爆滿,我們很快將要開垃圾車把港島南區的垃圾,送到沙頭角邊界的新界東北堆填區。

在這救火關頭,卻有一種流行意見認為:我們垃圾太多,是因為政府推動源頭減廢不力,支持回收再造力度不足;既然如此,你一日不搞好這兩件事,我就一日抵制你的堆填區、焚化爐!更不要說這會影響我的居住環境與樓價。

試問這種意見,不是跟上面救火的例子,一樣可笑嗎?然而,這種意見卻得到很多人支持:
一、地區勢力,包括新界鄉紳、民選區議員等;不論是採用堆填還是焚化,他們都會反對。地區人物,關注的自然是地區問題,立場簡單,可以理解。
二、立法會,本來應該是從全港角度考慮問題,原則上無人敢反對處理垃圾,卻也無人拿得出全面、具體而可行的方案。對於政府的方案,功能組別純粹從狹隘行業利益出發而反對,直選議員則看民情隨風擺柳,但因為通過政府方案只能是有辱無榮,所以不會為了長遠社會利益而干犯眾怒。
三、傳媒,本來應該是最有能力、最無包袱,可以向公眾講出真相甚至移風易俗的力量;但因為長期以來譁眾取寵的市場定位、誇張片面的報導文化,把垃圾的問題簡化為政府的問題,甚至是黃錦星的個人問題,而無視垃圾乃七百萬市民共同製造的基本事實。無它,這種『論述』把我們每個人的責任都清洗得很乾淨,在日漸墮落、問題益增的香港,還有什麼比『自我良好』的感覺來得重要?更能討好人民?

三股力量匯流,加上環保署官員向來過於技術層面的解說,結果讓市民覺得,廢物沒有解決,純粹是因為官僚的無知無能,政府從來沒有通盤方案,只是慣性把廢物推向堆填區和焚化爐這兩個最容易的地方。甚至懷疑政府高層是否陰謀堵塞源頭減廢、循環再造的正道。

官僚機構素有慣性思維的問題。但是堆填區與焚化爐,真的是容易的出路(easy way out)嗎?現代焚化技術上要嚴格監控多種有毒氣體排放,操作不會簡單,否則官員烏紗不保;政治上,也很難向公眾推銷,所以歷經二十年而不果。至於堆填區,上屆政府擴建堆填區的行政命令,給立法會廢掉,現任局長的要求也給否決,可見堆填也不是想當然的那麼容易。

真正容易的方案,反而是用公帑直接大規模津貼回收業,或者施行垃圾徵費。一句話,把垃圾的處理成本交還每一個污染者——也就是我們自己。

這麼淺顯的道理,為什麼做不到?是環保署的官員真的不懂?其實早在1994年初——差不多二十年前,環保署已經意識到,香港產生廢物的速度遠超預期,開始研究減少廢物的方法。末代港督彭定康在1996年的施政報告中(第26段),便宣告名為『減少廢物計劃』的政策將會出台,解釋社區在減廢方面能做的事。

回歸前兩個月,政府就政策初稿咨詢公眾。文件提出減少廢物、延長現有堆填區壽命、降低運輸處理廢物成本的目標;並且確立了依次為下的優先次序:減少製造、回收再造、壓縮棄置。具體措施有目前已經部分落實的堆填區收費、生產者責任計劃等等。『污染者自付』原則也明確在案,和目前咨詢公眾的垃圾徵費,一脈相承。特區政府在回歸後一個月,向臨時立法會匯報了此事,並在1998年11月,由當時的梁寶榮局長宣告展開以此為基礎的《減少廢物綱要計劃》。

必須強調的是,當時的公開文件已經建議,為了要減少廢物體積,計劃研究將先進的廢物焚化發電技術,引進香港,這樣能減少最終棄置於堆填區廢物的份量。因此,多年來部分議員及傳媒所謂政府在焚化爐一事上,缺乏公眾咨詢,完全是百分之一百的廢話、謊言。

基本上,此後歷屆環保局長任內,雖然都有檢討減少廢物的政策,但是大方向沿襲不變。例如2005年,當時的局長廖秀東公佈了《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2005-2014)》,便增訂了三項較具體的工作目標。

換句話,減廢、回收的大方向,以及堆填區快將飽滿,香港急切需要現代化焚化設施等等政策,早在回歸前的殖民地政府便已確立,並在過度後為特區政府繼承,歷經三屆政府,橫跨五任局長(梁寶榮、蕭炯柱、任關佩英、廖秀冬、邱騰華)而至今。

如果以上的政策錯誤,立法議員已經有二十年的時間去思考、提出替代方案、教育公眾問題之迫切,卻為何至今還是糾纏不清?縱然個別議員早已退休,他們所屬的政黨,代表的界別,都一直存在,卻為何對堆積二十年的垃圾視而不見?嗅而不覺?在堆填區快要爆滿的一刻,忽然間鼻子變的那麼靈敏,跳出來反對擴建?

也許你覺得梁振英不濟,也許回歸以後的人物都不濟,但這卻也是港英政府的政策啊!我們不一定喜歡某某人當特首或者出任局長,但如果因為兩三人的緣故,要把二十年來整個政府與社會上上下下很多人,致力推動的政策方針都打掉,實屬無理,而且不智。

(完)

25 July, 2013

From the Golden 50 to the Broken 50

July 20, 2013





Executive Councillor Franklin Lam and Tycoon Ronnie Chan had a most interesting public dialogue at Hong Kong Development Forum on July 16.  Their conversation was thought-provoking to anyone seriously thinking about Hong Kong's future.  Unfortunately, for a week the local media in their usual fashion were absorbed in the sensational slur of "big villain", cast upon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and nothing more.

The motif of the dialogue is best captured by Mr. Lam's idiosyncratic prophesy that Hong Kong has another 50 golden years ahead, if only we grasp the opportunities right now.  A former financial analyst, Mr. Lam was methodical in thrashing out the statistics : rising retail sales and household incomes, falling dole recipients, low crime rate, huge market within four hours of flight, etc.  Conclusion?  Even as a mature economy, Hong Kong is still growing fast, in spite of sluggish growth everywhere else.

Mr. Lam can be a wonderful sell-side analyst for the Hong Kong & Co.  To him the real danger is the lack of initiative of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o capitalize on our strengths and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China.  We will be losing out to the aggressive infrastructure buildup of our Guangdong neighbors and Singapore.  While they are investing heavily on the future, Hong Kong is sitting on a huge pile of fiscal reserves, enough to build 50 modern universities or hospitals.  If such trend persists, Hong Kong's Golden 50 would be turned into the Broken 50.

Why is this obvious path of development not taken?  To Mr. Ronnie Chan, the answer is purely political.  We suffer from too much democracy.  The press is over-sensational and there is a lack of rationalism in public debate.  Criticism abounds, but constructive alternative proposals are wanting.

The speakers have offered an excellent exposition of the symptoms suffered by the Sick Man of Hong Kong.  Even the prescription is almost half right.  But they fall short of a complete diagnosis and Mr. Chan got it quite wrong in the analysis.

Quoting the American think-tank Freedom House, both speakers concur that while Hong Kong does not have much procedural democracy, we have substantive democracy in terms of liberty and rule of law.

Mr. Chan concedes that universal suffrage is eventually unavoidable, but strongly advocates that the present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should be preserved for checks and balance.

It is here that his judgment goes awry.  The dysfunctional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re precisely the very reason for Hong Kong's political debacle and lack of initiative in development.  They leave half house of the legislature in the hands of amateurish politicians representing narrow-minded sectoral interests who are best at disagreeing amongst themselves.  No consensus for the wider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s possible in such setting.  Imagine the US Congress represented by one lobbyist for each of the Fortune 500 and you are not far off the mark in understanding the Hong Kong legislature.

A graduate from the US, Mr. Chan praises the original framers of the US Constitution for the brilliant design of the Senate to countervail whimsical public opinion.  That is not entirely incorrect.  But he overlooks that the primary reason for a bicameral Congress is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populous states and smaller states in a federal constitution.

I have singled out Mr. Chan's viewpoint for scrutiny because of three reasons.  First, it is archetypical of the voices of business elites in this City.  Second, it takes on a mantle of rationalism, in contrast with more blatant and baseless objections from the political right wing, and hence is more respectable and needs to be answered.  Third, it is after all erroneous.  Even the elitist US Senate in 1787 had a wider electoral base than Hong Kong's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This is the biggest crime of the latter: the gross injustice in their formation deprives the government of even the superficial mandate to legitimize its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Every policy, however well-intended, is suspected of favoring vested interests to the prejudice of public interest.

The press is sensational, for sure.  Rationalism is receding in Hong Kong, as Mr. Chan rightly asserts.  But this is not without reason.  If one reviews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since the handover,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change of public sentiment, one will notice that rational discourse has been gradually giving way to radical activism.  Just as Mr. Chan and many people in the business community are growing impatient with sluggish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 so are many people with the sluggish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here is gathering force in the argument of democrats with respect to the lack of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  Ten years ago the discussion was purely academic.  Now it is chanted by every opinion leader and even high school pupils.

The moral challenge of such argument to the government is still not understood by business elites, for this has never been their forte.  But it is here that the government loses its battle.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are not opposed on technical ground - in fact, I seldom see any legislator or media personality as well versed as our technocrats in technical details.  They are lost on moral ground.  This is what our politics is all about.

And the crux to this moral crusade launched by the Opposition lies to a great extent in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widely perceived to be unjust, incompetent, self-serving and decrepit.   Removing this, the Opposition will be dislodged from their moral high ground and much of the sensational criticism, so much abhorred by Mr. Chan, will lose their moral appeal.  Conspiracy theories cast upon so many development projects will fall apart.

On the contrary, to recommend a continuation of the present regime, hailed by Mr. Chan as the best and making up for all the shortcomings of western democracies, is a sure recipe for disaster.  It makes the perfect breeding ground for political radicalism.

Mr. Chan believes that democratic governments worldwide are shortsighted.  Quite true.  But I wonder if undemocratic governments are necessarily farsighted.  I bet even he himself, having lived through the plodding administration of Donald Tsang, would disagree.

Mr. Lam's strategy for the Golden 50 is to build more of everything.  He is right.  We need more shopping malls and commercial building to tame rampant rents, more hospitals and hotels to provide jobs to an army of graduates, more roads and rails to keep foreigners coming, etc.  But unless you get your own house in order, you are unlikely to get started.

It is therefore most unfortunate if the wider spectrum of elites, of whom these two gentlemen might be representative,  still hold on to such political illusion and misconception.  It does appear so, however, judging from the fanatic attacks on the suggested abolition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from Mr. W. K. Lam, Executive Council convener.  If even such most moderate and sensible appeal is barred within the establishment, one shall be very gloomy about the chances of Hong Kong's elites in coming out of the development debacle.  Consequently, we may indeed be living through 50 years of Broken Era.


23 July, 2013

如果我是黃錦星(7月23日《信報財經新聞》評論版)


 

如果我是黃錦星,實在無謂再拖拖拉拉,乾脆跟香港市民來個一清二楚。

環保局長既然是政治任命,便有政治責任。這個責任是什麼?香港的三個堆填區在兩至六年內就會填滿,而且源頭減廢不論如何成功,都不能完全取替堆填,更不是短期內能成事。一句話,香港不但需要堆填區,而且必須馬上開工。

由於擴建需時,因此絕對不可能再留待下任政府,否則今日的垃圾問題,將重蹈昔日房屋問題的覆轍。昔日政府停建居屋,今日劏房為禍;今日不擴建堆填區,兩年後垃圾為患。

作為政治人物,必須讓人民看清楚殘酷的現實、共同面對艱難的決定。即使蒙受一時罵名,也在所不惜。目前社會上的意見領袖,為了不得失市民,為了頭頂亮麗的道德光環,在眾多事情上,一味鼓吹不切實際的幻想,卻無法提出任何具體全面的解決方案。將來垃圾滿地、臭氣熏天的時候,難道香港要每天雇船把垃圾運到海外?可以想像,屆時這些反對堆填的政客、傳媒,又會第一時間跳出來,指責政府後知後覺;環保組織中的浪漫派、標榜另類生活的年輕人,又會指責我們向窮國傾倒垃圾了。

以上的殘酷事實,不是黃錦星今天一人發明出來,而是歷屆政府多年來,一直告知議會和公眾的數字。今天的立法會、區議會,除非能夠提出有理有據的反證,說明政府只是捏造事實、危言聳聽——如果是這樣,黃局長可以馬上鞠躬下台——否則請老老實實的告訴市民,面對每日一萬公噸實實在在的垃圾,你們的方案是什麼?你們的垃圾桶在那裡?

現實是,我們七百萬市民不是生活在石器時代。沒有一個先進國家能夠單單依靠源頭分類、循環再用,便把垃圾減到零。(注一)議員們的空談,只怕在自己的辦公室也做不到。至於收費減廢,政府2012年就都市固體廢物徵費咨詢公眾,雖然得到很多支持,但是根據近年公眾咨詢的經驗,一旦去到具體立法,即使曾經表示支持的政黨也會推倒重來。垃圾收費太低,不足以鼓勵市民減廢;太高,又會被指責罔顧民生。垃圾收費不是差餉電費,不可能補貼;補貼等於誘因失效,自廢武功。

那麼,可以使用高科技方法嗎?可以焚化垃圾嗎?本來,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早已經在做了。可是,在香港,說了近二十年的綜合廢物管理設施,在2012年4月20日,當上任局長向立法會環保事務委員會要求支持撥款的時候,還是給議員否決了。當時反對的議員,分別有甘乃威、余若薇、葉偉明、張學明、陳偉業等等,這些,都詳細紀錄在立法會的會議記錄上。當時出席的議員,不少今天還坐在議事堂上。(注二)

議員們的理由,無非政府欠缺全面解決廢物的方案,云云。十數年來,技術可行的方案,大抵政府都提出過,這種空洞的反對理由,卻是一字不改,真不知議員們心中的『全面措施』,所指為何?當時政府已是將堆填區與焚化爐一拼提交立法會考慮,何以議員既反對堆填,又反對焚化?難道垃圾會自動消失?

反正,目前的事實是,原定選址落戶石鼓州的焚化爐,目前正被司法覆核卡住。原因是某個長州居民以個人健康為由,入稟法院。況且,先進的廢物處理設施,需要七到八年規劃興建,遠水不能救近火。

以此觀之,道理明確不過:今天我們固然同情將軍澳居民要生活在垃圾堆旁,可是將來全港市民將要生活在垃圾堆下!屆時,那些為了選票而鼓噪吶喊的區議員、立法議員,為了一時名聲而顧左右而言他的傳媒輿論,都要負上道義與政治責任。

不要逃避了!堆填區不是雙普選,解決垃圾問題,不是剝奪你的公民權利,用不上拉布的終極手段,也不用投機取巧地終止辯論,遮掩自己的投票意圖。

不要指責這個政府沒有認受性——這個三歲小孩都知道。難道香港所有問題,都要留待普選後才解決?難道非要把七百萬市民的健康,跟梁振英個人的政治前途——或者你們跟他的個人恩怨,一起埋葬在垃圾堆下?

也不要埋怨行政主導、埋怨沒有政黨政治,埋怨立法會在目前制度下沒有權力執政。撥款與否,這個權力,議員們在目前制度下完全是有的,他們真正缺乏的,只是政治勇氣與承擔;沒有這個,將來實現民主的一天,也不見得能解決垃圾問題。

困擾多年的垃圾問題,充分反映香港政治人物的投機本質:每個人都是那麼大言不慚的滔滔不絕,每個人都是那麼技巧的規避責任、避免決定。香港早晚要為垃圾問題而急就章地尋找辦法,屆時形勢只會更加惡劣,不說別的,單單以上提及的設施,拖延半年,納稅人便要多付出近七十億公帑。(注三)

如果我是黃錦星,便有責任把以上的一切,向全港市民講清講楚,而不是溫溫吞吞的發一封給將軍澳居民的公開信,因為很明顯,戰場不是將軍澳,而是全香港的民心,只有贏得後者的勝利,才可以得到最終的勝利。至於立法會,也不用過度擔憂,因為隨風擺柳的政客,一如過往,隨時會因應民情,改變立場。

當然,如果這一切的努力,仍然沒有辦法說服民眾,作為政治委任的局長,便應該清楚告訴人民,鞠躬下台,辭職以明志。這不是不負責任,反而是最負責任的做法;作為人民公僕,如果已經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毫不含糊地為人民作出了建議,最終便該讓作為主人翁的人民,自己來決定自己的未來;如果那是人民的選擇,也只能說是香港人的共孽。

注一:亞洲地區的垃圾回收率,由兩成(日本)到六成(南韓)不等。
注二:見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4月20日特別會議紀要。
注三: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一期,以及新界東北、新界東南、新界西三個堆填區擴建計劃,2012年3月的成本共約230億元,2011年9月約167億元,半年內上漲近70億元。

16 May, 2013

制止惡行與強迫從善 ——商榷拉布的合理性


如果我用欺騙、偷竊乃至強搶的手段,從窮人的口袋拿走十元,那是作惡;如果我在賣旗、募捐時,沒有把十元送給窮人,我只是沒有行善。不為善,不等於為惡,否則我們很多人都要下地獄。在討論目前眾多公共議題的合理性時,這個概念區分必須要把握清楚。

去年春夏,曾蔭權政府以堵塞漏洞為名,強推立法會補選的遞補機制法案,用浪費公帑的邏輯,變相褫奪辭職議員的合法被選權和選民的選擇權,是為惡法。因是惡法,故不少公眾以及評論(包括區區在內)都對拉布同情乃至支持。

現在,社民連及人民力量要求政府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及向每個市民派發一萬元,否則拖垮《2013撥款條例草案》,希望以拉布為手段,將及時通過每年一度的預算案,作為爭取長期政治訴求的談判籌碼。

不論貧富的派錢,本身便缺乏正義性,和不論貧富攤派稅款(如人頭稅),本質上有何分別?在公帑的合理使用上,這種方式更是毫無章法,這是何故我堅決反對財政司長曾俊華派發六千元的理由,這個不能說是善行。

至於退休保障,比較複雜。但即使確定是善法,和上次為了防止惡法而拉布,都有本質上的區別,拉布的合理性也就截然不同。何以知之?

因為議會的一大功能是對政府實行監察,監察的首要目的是防止濫權而造成的惡行,(這在實行『行政主導』的香港尤其顯然),而不是透過立法來強制其他公民行善,如此反而變成另類的濫權。

拉布的意義在於弱小的一方在無法否決惡法時,能盡量拖延時間,同時爭取公眾支持,甚至迫使多數派談判。拉布的合理存在,能迫使多數派執政時考量少數派的權益,防止大多數人的暴政,因為這是民主政治常常為人咎病的問題。

但是,保護少數派權益免受侵害是一回事,要求更多的利益又是另一回事。前者只需要防止惡法出現的消極行動,後者卻需要別人作出犧牲的積極行動。惡行不出現,社會上沒有人利益受損;要催生善行,卻需要社會更大的共識才行。

上次的惡法如能被拉布拖垮,對社會絲毫無損,立法會補選沿用舊制便可;但是全民退休保障的施行,隨時變成社會上某些人——甚至是未出身的下一代——的額外稅務負擔,不少人對泛民派的理想方案始終疑慮未息。如果全民退休保障已經是大多數人的期望,那麼應該早已實行。如果不是,那是何故?

當然,香港的議會並非由真正的多數派掌控。但是,即使純粹分析直選議員的議席比例,今次拉布的泛民激進派也決不能說代表了香港的主流民意。至於其他泛民,也許樂見全民退保的出現;但他們對拉布的模棱兩可,至少說明在如何實行、何時實行退休保障這兩點上,他們自己也缺乏共識。由此也從側面說明,泛民的選民對此也缺乏明確共識,否則他們早就參與拉布了。

現在為了帶出一個沒有全民共識的議題——即便是善行——而逼迫把社會上其他人的廣大利益捆綁一起,其理安在?簡直有點『強捐』的意味了。泛民議員應該做的,不是在議會內支持拉布,而是走出議會說服民眾,凝聚共識。

當然這個不容易,因為本來權利與資源分配,便是兩種完全不同層次的議題。權利說的是有、無,分配卻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凡是剝奪別人基本政治權利、公民權利、人身自由的事,罪大惡極,非不得已不能為之,因此我們不會為了方便警察查案便隨便容許入屋搜查;但是社會利益如何分配,會隨著經濟環境與物質條件的改變而與世推移,沒有一成不變的道理。

明白此分野,便知道泛民完全可以反對此次拉布,而又不損害針對二十三條等事情上可能出現的惡法而拉布的合理性。在議會內,泛民派是被不合理規則打壓的多數派,但這是否等於可以隨便運用拉布這種手段抗衡?尤其在此次事件上,泛民派完全缺乏一個說法,只是採取既不支持、又不反對的騎牆態度,深失人望。

拉布這種非常規議會手段一旦變成常規,只會打擊市民對議會民主的信心,令本來觀望的人對民主化更生疑慮,乃至厭惡,故此必須規範。換個角度,拉布沒有規範,建制派日後一樣可以使用;如果在關鍵議題上——比如普選特首,有人為了作惡而拉布,泛民又會否要求剪布?

本來,議員可以抓緊是次機會,為日後面對同類拉布情況制定行動方針,並推動立法會制定明確議事規則,比如透過時間限制或絕大多數中止機制,應用於日後所有拉布,不論泛民、建制,一視同仁,以便拉布可以在合理狀況下發揮適當憲政功能。現在剪布與否,完全在主席一人裁判,反而失卻制衡與透明。議員們為何不為確立優良憲政慣例而出力?

目前香港有一股奇怪風氣,為了保持政治正確與道德光環,往往事情不分就裡,不辨細節,黑白對立,與透過真正辯論、理解及妥協而走近共識的民主政治,越行越遠。我們的分歧是否真的那麼大?共識的空間是否真的那麼小?最近筆者在商台主持《天下為公論》,在採訪嘉賓論者對『地產霸權』的看法時,發現儘管他們立場南轅北轍,但仍能對某些基本事實甚至分析有共通點。印象最深刻是陳雲與施永青,都分別提到如何養活香港廣大因經濟轉型而失去競爭力的人口,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其實這也是要求全民退保呼聲日高的原因之一。我們能否進行理性對話,而非只是黨同伐異?

(信報2013年5月16日)

26 March, 2013

QUESTION TIME


In coming weeks, the energy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will be absorbed not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ity but in answering thousands of questions raised by the legislature.

The City’s legislature will convene a special session of its finance committee, or to be precise, a consecutive session taking up the entire second week of April.  The purpose is to examine the estimates of public expenditure proposed by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in his latest budget.  During this period, top officials of the entire government will respond in roll to legislative queries.

In order to provide legislators with necessary information before this special session, written questions will be put forth to the government in advance.  Last year, a total of 3,491 questions were thus answered.  Given the increased number of legislators and exhibited opposition to the budget this year, the number must well shoot up to four or five thousands.

How to make a sense of this number?  Well, not much if you consider that the UK Parliament raised over 50,000 questions a year.  But that’s for a whole country in an entire year. 

The truly interesting thing is what such number reveals.  The City’s mini-constitution provides that the legislature is to “examine and approve budgets” and “to approve taxation and public expenditure”.  Budgetary oversight is also one of the oldest roles of legislatures the world over.  Charles I of England went to war with Parliament because the latter consistently frustrated his ambition to raise revenue to field his army.  The US Constitution also expressly entrusts taxing power to the Congress. 

In modern times, amendment and veto power serves the primary means through which legislature exercises such scrutiny and oversight.  If a country is analogous to a household, then the legislature is the housewife holding the purse.  But the reality in Hong Kong is that the mini-constitution is so designed to incapacitate its powers that legislators have no de facto recourse to amending or vetoing a government budget.  Any amendment initiated by legislators to government financial proposals requires the respective consents of those legislators directly elected and those representing factional industry interests.  

Questioning thus becomes the only way in which legislators may show their constituencies that they are doing their jobs, or more often merely to vent their anger and frustration over the government.

And indeed such anger and frustration are on the rise.  Ten years ago, the legislature only raised about 1,500 questions in budgetary session.  Certainly, the City’s fiscal conditions have not grown three times more complex over a decade.  To the contrary, its fiscal strength has improved.

The exponential explosion of budgetary questioning reflects wider political frustration, which can find no expression except in such debilitating manner, meagerly allowed for under current constitutional design.  Many of these questions are mundane, repetitive and inquisitive on statistics rather than the spirit of policies, let alone alternative political platforms.

The quantity maybe daunting, but the quality is neither illustrative of opposition’s governing capability nor really detrimental to the ruling government, except for keeping the bureaucrats busy.  To answer any question, it takes considerable time for officials at numerous layers to dig into archives and go through successive rounds of submission and internal clearance.  Accurate and watertight as they may be, the answers are normally as banal and boring as the questions, if not more.

The whole process serves little purpose to raise the standard of political debate or governance, but immense administrative efforts are spent on it.  A more pressing question is perhaps, “how much public expenditure has been incurred in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The UK Parliament estimates that the average cost of a written question, in terms of the time and effort spent, was about 150 pounds.  But I suspect it is much higher in Hong Kong.

The City’s business sector prides itself on Hong Kong’s efficiency.  The current legislative design is a colonial legacy and believed by them to enhance the City’s efficiency under an executive-led government.  But times have changed.  They do not realize that by sticking to the current archaic design, they have inadvertently produced a government that can be neither democratic nor efficient.

(EJ Insight, 25 March 2013)

28 February, 2013

丘成桐點破的皇帝新衣


成桐教授接受《明報》訪問,惹來網民非議,令人納悶。

《明報》標題是『丘成桐批學生重抗爭輕學業』。細看全文,丘老並無否定抗爭的社會意義,他說:『關心時事固然是好的,但我認為作為一名學生,沒有任何事比學習更重要。』

可是,像《主場新聞》的某些網上言論,馬上上綱上線,彷彿把丘老的話定性為建制代表,要貶低、打壓青年學生的抗爭權利云云。

抗爭與學業不是二元對立,但是教師要學生先讀好書,跟醫生叫病人工作之餘要注重身體一樣,錯在哪裡?

最近,我聽到有唸哲學的大學生要轉系,因為覺得大學教的東西對社會的逼切問題無幫助。如果是這樣,就像從前抗戰青年投筆從戎一樣,熱情可嘉。至於留下來的,既然在學校,享受社會有限資源補貼的高等教育,那麼不論為己為人,都應該以學習為第一,那麼將來的抗爭才會有水平、有力量。

不過,香港會關心時事、獨立抗爭的青年應該還是比較會讀書的,完全不讀書的,恐怕更多,而丘老的話,就正正點出了這個現象,傷害了年輕人的感情。現實是,目前受納稅人資助的大學裡最盛行的風氣,是hea(無所用心)。數年前,有學生問他的導師:『其實大學能不能hea讀呢?』導師無奈,應道:『當然可以,你甚至可以選擇在這裡做一塊石頭、一棵草、一株樹,都行。』我不知道,那個學生是否聽的懂。

原諒我不客氣吧!現在香港年輕學生的典型文化,便是勇於責人,疏於責己。幾年前,我在科技大學教寫英語報告,發現同學們文法多有錯漏,便在課堂上把大家常犯的錯處拿出來討論。結果,有同學事後在校方的評估問卷中,批評我在文法上浪費時間,『too seriousfailed to arise any interests』(對,沒錯,他寫的是arise)。這種事真是屢見不鮮。

有負責學生事務的教員跟我說,很多學生寫信文理不通,平常你指導他們沒興趣,只是到了畢業年要找工作,才氣急敗壞地找你幫忙;但寫應徵信文法正確沒有錯別字只是最低要求,這時候連最低要求也沒達到,還能怎樣?

更離譜的,就不單單是英語能力,而是常識態度。有大三學生給他的導師發電子郵件,為的是要談小組習作的方向,內容大意是:『我們準備與你會面,時間是某月某日某時在你的辦公室,請回答確認。』這已不是請教問題,簡直是發英雄帖比試武藝了!更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這種電郵往往沒有下款,郵址也沒有發信人的名字,有時只有學號,有時只有暱稱或綽號。我打趣說,不如直接稱呼他為『親愛的某某1234567先生』,倒也貼切。

如果我們繼續對這種情況不聞不問,而自我沉醉於香港人比大陸人怎麼怎麼優越的論述,恐怕才是香港日後被邊緣化、淪為二等城市的最大原因!要知道一個地方的潛力,不用看投資銀行的分析報告,直接看那裡年輕人的學習態度就知道了。

至於我們所以走到今天這一步,某程度是教育當局的自作自受。一是過分強調所謂的course evaluation,也就是每個課程完成後,由學生對課程打分評價。當中有些問題簡直令人摸不著頭腦:比如你覺得課程的東西是否太深奧?老師教的是否清晰?這種問題只能拿到學生的主觀感覺,卻不能作為教學的客觀指標;因為你覺得太深,可能只是你不用心而已。如果學生能對課程的題目和內容深淺作出客觀判斷的話,那末他應該對該門課已具備相當高的識見,乾脆由他來教便可以了。

奇怪這麼淺顯的邏輯,大學裡頭的行政人員與決策層一直無人正視。何解?結果,學生往往變成不能得罪的顧客,時間久了,虛心學習自不用說,更多是把自己學習當中的困難,看作是課程的錯、老師的錯、學校的錯;反正,不會是我的錯!可笑的是,問卷裡問『課程材料你讀了多少』,很多人的答案都沒有一半,如果醫生開刀沒帶手術刀,律師上庭沒看文件,警察出差沒穿制服,我們的學生還會客氣嘛?

另一種歪風,是由商學院學生帶起的所謂dem beat文化,也就是一大群人圍在一起跺地喊口號。這事本身沒錯,球場裡的啦啦隊,也是一樣;只是大學生是否應該多點獨立精神、批判思考?還是人云亦云,終日圍著大夥起哄?更有甚者,我看過有些人在圖書館門外組成人牆dem beat,吵鬧不堪,沒有絲毫尊重別人安心讀書的權利。個人認為,這種dem beat與近年公共討論裡頭凡事起哄、沒有思考又不尊重別人的文化,可說一脈相承。

當然,放大一點看,學生不學習,只是因為我們整個社會都不喜歡學習;『不務正業』,已經是香港社會的普遍現象,你能怪他們嗎?因為正業都不賺錢,這個你我都知道。

社會只有金融、地產賺快錢,這種風氣其實丘老以前也批評過,他也說過大學財政權操於政府,無法真正獨立自主。然而這些話又為何沒惹來年輕人的非議?因為這些話對他們很中聽;因為中國人的言論自由,從來都是說自己喜歡聽的話的自由。

現在我們都頌讚蔡元培,因為他在五四運動的關鍵時刻保護了學生,體現了學者的風骨;卻很少人知道,其實他當初是反對學生們去遊行的,原因也是他認為學生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他也批評那時的北大學生,關心升官發財多於做學問,就像現在我們的炒炒賣賣一樣。

所以,丘老錯了,他錯在不識時務,得罪了不能得罪的年輕人;他錯在政治不正確,指出學生們不讀書的事實;他錯在揭穿了皇帝的新衣,說出了其實很多人都知道、卻不願面對的真相。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25 February 2013)

12 February, 2013

法家治港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韓非子

 

自從特首選舉被媒體戲謔為豬、狼對決以來,坊間一直以為梁振英先生是很有手段的人。現在看來,先生的手段不過爾爾。

 

過去《信報》林行止先生常提『雍齒效應』,說的是劉邦當了皇帝後,天下人心未定,劉邦遂問計於張良。張良建議劉邦生平最痛恨誰,就先賞賜誰,結果劉邦最討厭的手下雍齒首先獲得封爵,其他人看到雍齒尚且有此待遇,自然寬心。

 

日前,梁振英特首以私人名義向《信報》及練乙錚博士發律師信,威脅狀告誹謗,可以說也是運用了『雍齒效應』——不過,那是逆用。

 

選戰以來,香港媒體壁壘分明,這本來沒什麽大不了,歷史悠久的民主國家都是如此。《信報》雖被不少行家視為親唐營,但在評論版看到的文章,也是各自表述,百花齊放。好像練先生評論唐、梁之分的鴻文,便指出兩者是不同利益板塊的較量,分析中肯有力,沒有偏幫唐營。

 

現在梁特首上任不久,便對被視為對家陣營的報紙發律師信,難免瓜田李下,予人以法律公器打擊對手的嫌疑。而且,熟讀練先生文章的人都知道,他與先生之間的對立,非今日始。當先生還是N屆不選特首的時候,當普羅大眾還不怎麼注意他的時候,練先生便多番就前者的疑似共黨背景,與之筆戰。如此這樣,難免令人懷疑,先生是眦睚必報;而他卻一直說要營建『香港營』,人們也寄望他拿出領導的風範,修補選舉期間的裂痕,可是觀察他對此事的處理,不是剛剛相反?這將向懷疑他的人,發出什麽信號?

 

香港新聞界『逢政府必反』的風氣,個人並不認同。可是,梁特首如要糾正新聞界斷章取義、譁眾取寵的歪風,肯定是開錯刀。他如果是找一份小報來試刀——比方說曾經支持過他的某些立場鮮明或纂改捏造事實的報紙,肯定能讓人對其施政風格耳目一新。可是,他卻偏偏找來一份最重視分析的知識大報,衝著一位寫慣大塊文章的學者而來。除了令一般小市民關注起原來無甚興趣甚至不會一看的文章外,又能起到什麽作用?

 

對於一般人來說,某些早有預設立場的評論員對梁特首百般刁難乃至辱罵,早已司空見慣,我們不會有什麽好奇;如果梁特首狀告壹傳媒,對他們來說只是意料之中。可是現在涉及的,是據聞中南海領導人也會訂閱的大報,就讓人得到這樣的雍齒訊息:連《信報》也容納不下,我等更不用說。

 

所以,今次與其說先生沒器量,倒不如說他是不智。現在誰最高興?反對他的人會很高興,惟恐政府變得強勢的既得利益也高興,怕政府推出辣招的炒家也可以高興一下。為什麽?因為梁特首把反對他的人都團結起來了。本來被他視為對手(或敵人——如果他有『敵我矛盾』的概念)的泛民政治勢力,不論如何都會反對他。可是以下四種人,本來應該是他努力團結的對象,現在卻會對他有了新看法:

 

第一種、是信報讀者群中那些高薪高職的社會精英——尤其是金融、地產界,他們本來利益取態上就比較傾向保守不變,不會太支持梁政綱中那些偏左的社會經濟政策;但他們也是見慣世情、懂時務的務實人,對梁特首開始時都是走著瞧,現在恐怕更不買賬。

 

第二種、是信報讀者群中的知識界人士,他們本來對唐、梁都不看好,不過出於對過去十年香港畸形發展的憤概與無奈,而曾經對先生抱有一絲奢望。現在經過半年觀察,加上今次對在知識界素有厚望的練先生用上這樣的手法,這些人會作何想?

 

第三種、是社會裡面廣大的中間派、溫和派,本來對梁特首還算疑中留情,希望給予他機會表現、戴罪立功的民間人士,日後出於對言論自由等核心價值的關注,進一步倒向反對派。

 

第四種、也是最難堪的,就是不少真心為港,出於大局而進入或留守今屆政府,或者出於職責不得不輔助他的公務員,肯定會對梁特首的做法有看法,離心離德。

 

試問這個讓自己的團隊灰心、潛在的盟友心寒,既激怒溫和派又團結反對派的手段,不是愚不可及又是什麽?

 

再者,從前人家指責先生是地下黨,以及選舉時關於黑金飯局的報導,先生好像都沒有發律師信,現在回想,是否等於對那些指控的默認?更讓人擔心的是,先生被人作出各種猜測批評,非自今日始,也不會以此事終,那以後便要以同等標準處理,否則會予人政治迫害的惡感,或間接承認的猜想;但是如果每次都要發律師信告上法庭,搞到紛紛亂亂,香港社會還如何承受得了?他所說的專注實務搞建設,又從何談起?!

 

梁特首最令我們擔心的傾向,是他把英國人講的法治,理解成中國古代法家的『以法治港』,這比大陸領導人講的『依法治國』,更差了一個檔次。在這裡,法律不是凌駕於一切的共同準則,而可能變成一種打擊政治對手的工具。文首韓非子的話,不知是否就是先生內心對反對他的人的看法?

 

有人說,先生要效法李光耀。先不論李氏的做法本身是否妥當,先生是絕對做不到的。因為他的權力來源,論獨立性大有不如;論威望,尚未看到實績;論形勢,目前是處於劣勢。如果凡事還要硬作強勢,根本就是判斷錯誤。

 

個人始終認為,社會輿論一味咬著僭建問題不放,是放錯焦點。但現在先生的問題,事關他的政治判斷力和包容力,是領導能力的『重中之重』。香港社會內部矛盾還嫌少嗎?我們要重新上路,正正需要一個有胸襟的領袖,梁特首的偏狹作風,令人擔憂香港未來不得安寧。

 

(完)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8 Feb 2013]

07 February, 2013

機械人經濟


舊年深圳富士康宣布,會在未來三年,購買一百萬部機械人,取代重复人力工作;在哈爾濱,甚至有餐廳全面用機械人,充當侍應。到底,廣泛使用機械人,對我們有什麽利弊呢?

今日(4/2/2013)《金融時報》評論版的Edward Luce就提到,雖然過去半年,美國製造業職位增長近乎零,但是同期的製造業活動其實大幅擴張。點解?就是因為機械人的幫助。

當我們以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而感到自豪的時候,當有些強國輿論以為美國消費者都要倚賴『中國製造』的時候,其實人家很多的工作是被高科技機械人,而不是低技術的中國勞工取代。睜開眼睛看看吧!人家有無人駕駛戰鬥機、無司機的汽車,甚至醫院都有機械人,上星期美國食物及藥品管理局,才剛剛批准了一部RP-Vita機械人,能夠在醫院自動行走,在遠處的醫生遙控之下,幫病人做各種檢查。

但是,針無兩頭利,Edward Luce認為機械人的應用,也意味著中產階級失去大量的工作和加薪機會。他引述美國的研究,發現在經濟衰退期,有四分一流失的工作是低收入職位;但在復甦期增加的職位,就接近六成都是低收入工作。難道雇主在每次經濟週期,都藉機以機械人取代勞工?

不論當中有沒有因果關係,美國中產階級的衰落,有不少數據支持。自從金融海嘯以來,大部分美國職位的增長,都集中在最低技術和最高級這兩個極端,情況有點像沙士以後香港所謂的經濟復甦,很多是屬於飲食零售業裡面的低技術工種。在美國,早已有人批評這種經濟復甦是jobless recovery,也就是『沒有工作的復甦』。而且,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要被迫提早領取他們的退休金,雖然這樣會有罰款;可憐香港的中產階級,即使願意罰錢,就幾乎不可能提前拿到我們的強積金。

面對經濟轉型可以怎樣自處呢?當然,最明顯的總離不開提升教育水平。但真相卻是,即使美國總統奧巴馬說,要讓美國的大學生比例提升到全球最高,但是過去十二年,美國大學的畢業生,收入其實是呆滯不前,男學生就更加是下跌。

那到底經濟發展重要,還是人的工作重要呢?作者就說了一個故事。原來以前汽車大王亨利·福特曾經指著他新添置的機械人,很自得對他的工會領袖說,你以為你還可以向他們收工會會費嗎?怎知道對方反幽他一默:福特先生,你以為他們會買你的車嗎?

富士康的機械人或者不會自殺也不會罷工,但肯定就不會用他們代工生產的iPhone啦。

28 January, 2013

直布羅陀的別墅


到底香港的樓價有多離譜?不如看看半個地球外一個跟我們有點像的地方。

位於歐洲南端的直布羅陀,背靠西班牙,南望非洲大陸,是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出口,英國的海外屬土。上星期五《國際先驅論壇報》物業版報導,直布羅陀一個新的別墅計劃準備開售,價格有望突破新高。這新高有多高?原來是每英尺一千美元,也就是七千八百港幣一尺,在香港簡直是『濕濕碎』。

直布羅陀地理上同香港有幾分相似。她位處戰略要津,背靠大陸——歐洲大陸;西班牙對英國在這裡行使主權素有爭議,去年才剛就此鬧上聯合國。

和香港一樣,直布羅陀地少人多。全市人口兩萬九千人,但土地只有六點五平方公里,也就是三十四個維多利亞公園左右。《論壇報》的文章生動地形容,由城市一端走到另一端,只須四十分鐘。而且,城市幾乎是矗立在海邊的巨石上,地形比香港更惡劣,增加土地供應更不可能。

直布羅陀奉行英國法律、街上行走的是英式警察,稅制有利營商:公司稅率只是百分之十,無附加值稅、資本增值稅、遺產稅。因此,吸引了賭博業、保險業、金融業進駐。市內的高級別墅,不少便是租與從事這些行業的行政人員。

最近鄰國西班牙經濟表現差勁,樓市大挫,直布羅陀的房價下調幅度相對較低。這裡的新房子,大部分是低樓層低密度住宅,好像在原來英軍總部用地上興建的別墅,叫Buena Vista Park,意思是美景花園,位置雄視整個直布羅陀海峽,遠眺非洲大陸,一幢別墅,也不過四百萬美元左右。事實上,該市大部分多層樓房,都只是四千五百英鎊一平方米,也就是六千港幣一尺。

看完這文章,我上網看了一些直布羅陀的照片,原來那裡差不多一半土地是山,或者說是插入海中的懸崖更貼切,只有向西的一面有一條狹長的平地可供發展。看看這個地中海城市的樓價,再想想香港的『盲搶樓』,是否給予了我們一點啟示?(完)

26 January, 2013

委員會須否另起爐灶?



但凡推行新政的人,大多急切求成,往往倉卒行事,以致禍敗招損。昔日董建華先生亟欲為香港開創新路,但最終好心做『壞事』,足以為戒。特首梁振英沒有董氏開首的人緣人和,政治形勢更為惡劣,更宜審慎而行。

上週《施政報告》提出成立金融發展局及經濟發展委員會,令人想起董建華時代的眾多星級委員會,最終不是一事無成,便是無疾而終。何也?有說公務員制度從中作梗,但政治委任制度實施以來,特首對官員委任權已大增;有說是缺乏諮詢,但社會人心對新方向往往根本沒有共識,即使本應領導輿情的精英階層也是嚴重內部分歧,諮詢政治又從何說起?

在此情況下,梁政府重組三司十四局或多設幾個委員會,最多只是無關痛癢的微末枝節,不能改變根本;更有甚者,在過程中行事倉卒,未能與現有制度銜接,容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以金融發展為例,如果目標是『為持份者提供高層和有效的平台,集中研究如何配合國家金融市場逐步走向國際,進一步發展香港金融業,包括在促進金融業多元化,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在國家和地區中的地位和作用』云云,那麼這不是財政司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的既有職責嗎?如此,何不直接責成有司,就此提交明確政策建議?而『金融發展局』更應明確定性為輔助該司、局長的諮詢委員會(目前經過一番折騰後,似乎這個『局』也的確如此),定時提交具體工作報告及政策建議。

其實設立一個範疇跨越不同金融服務的諮詢委員會,方向本身正確。一方面,銀行、保險、證券等等行業早已匯流,香港的既有行業監管機構卻仍然是一業一管,早年社會已有討論應否仿效英國,設立類似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的超級監管機構。

另方面,監管功能和促進發展功能本身存在一定矛盾,不宜由一個機構處理;因為但凡監管者必然傾向保守,設立重重關卡,以免出事時禍及己身;促進者必須積極進取,大多鼓勵自由創新,拆牆鬆綁,以行業發展為己功。在兩者中取得平衡,是政治家的責任;但把兩種功能放在一個行政部門,必然造成精神分裂,左右為難。

從前,英倫銀行有三大核心目標(core purposes),分別是維護貨幣穩定、維護金融穩定,以及保持英國金融服務的有效性及競爭力。2004年新行長Mervyn King上任後,已把第三項剔除於核心目標之外。

金融發展局籌備小組的報告,並無就這種矛盾加以論述,也沒有交代如何與既有的監管機構整合、互動。香港既有的四大金融業監管機構,竟無代表擔當新機構成員,所謂『與監管機構和行業團體共同探討……』(見新聞公報),又從何說起?

尤其目前金融管理局是類中央銀行,自稱的主要職能,包括『加強香港金融服務的國際競爭力』、『維持及發展香港的金融基建』,那麼它須否效法英倫銀行的做法,重新釐定自己的目標?如否,一個管理局與一個發展局的功能角色,又如何配合?(順帶一提,香港回歸後的政府決策局和它們轄下機構,不管純粹諮詢,還是具備法定乃至行政權力的,都一概統稱為『局』,實在名不正言不順,反映了行政邏輯的混亂。)

再以經濟發展委員會為例,香港無疑需要在金融、地產以外,發展更多實業,但是董建華時代已設立了級別相當高的策略發展委員會,由特首委任,兩大司長列席,中央政策組提供秘書處服務。這委員會的職權,包括『就香港長遠及整體發展需要和目標,特別是社會、經濟及政治面對的問題、發展方向和策略,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範圍雖然比較廣,但卻包涵了經濟發展委員會的部分任務,後者同樣由特首委任,並兼任主席,同樣有司、局長列席;資源重疊事少,意見不一事大,敢問有分歧時誰高誰大?

按目前的公開材料,看不到為何新的經濟發展委員會的事情,不能在原來的策略發展委員會商議。要不然索性把前者置於後者之下,作為一個附屬委員會又如何?

目前社會陰謀論盛行,我不願猜測這種架構安排的動機。只是純粹從行政理性來看是沒有道理。第一、政出多門必然造成權責不清;第二、即使作為諮詢平台,我們現在的平台還嫌少嗎?第三、平台多聲音更多,沒有廢舊便立新,又未弄清楚新舊之間如何協調,徒然造成文山會海,行政低效。

香港的問題實在不是諮詢平台不夠,也不是意見不夠,而是內部缺乏跟進意見的研究調查,外部沒有達成共識的政治機制和民心;大部分的意見,只是『隨便說說』而已。說實在,參加各式委員會的雖是行業翹楚,但都是大忙人,每人能在委員會花上多少時間和心力?

況且這些委員會都是易設難廢,日子一久,變成尾大不掉。一個行政部門,決策前要聽幾個委員會的意見?如此還說行政主導,豈非自相矛盾?除非目的是要用一個打另一個。但大部分委員會的任命權最終都在特首,何苦?上文說的策略發展委員會,新一屆委員才剛任命,按道理應該不至於偏離特首的施政理念太遠。

由此觀之,特首如對現在的委員會表現不滿,只需一紙委任狀即可,何須在已經複雜無比的行政架構上再起風波,徒然添翻添亂?

(一月二十五日《信報》)

25 January, 2013

反恐戰爭之後的「和平紅利」


炒股票的人,最近時常聽到股評人講美國財政懸崖的問題,到底美國的財
政問題有多嚴重?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和哈佛肯尼迪學院的Linda Bilmes,
昨日在《金融時報》撰文,幫美國的反恐戰爭埋單計數。他們指出,自從
九一一之後美國派兵阿富汗,戰爭的直接開支,已經達到七千億美元。費
用昂貴,一方面是因為阿富汗的地形複雜,令補給成本大增;另一方面,
美軍作戰方法亦有問題,好像前年錯誤炸死巴基斯坦士兵,巴國政府關閉
由該國通往阿富汗的陸上道路,令運輸費用增加了幾十億。最後,打完仗
要重建,單單阿富汗便燒了九百億美元援助,是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馬
歇爾計劃以來,最昂貴的戰後重建,但這些錢,有多少落了當地貪官污吏
的袋,尚不得而知。

很多人寄望奧巴馬撤軍,會令美國的軍事開支,得到節約。但文章指出,
其實故事才剛剛開始;因為戰後軍人復員,照顧他們的長遠費用,才是天
文數字。參與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的退役軍人,接受國家醫療補助的,有
八十萬人;有的是身體傷殘,有的是精神受創。戰爭開打以來,退伍軍人
部門的經費,增加了三倍。兩位作者分析,由於這些退伍軍人還會活上很
長時間,費用的高峰還沒出現。一九四五年,美國打贏二次大戰,但是退
役費用的高峰是一九六九年,足足晚了二十多年。

另外,由於當初戰爭在國內備受爭議,國防部為了招募軍人,調升了他們
的薪金和福利,包括照顧軍人家屬的醫療福利計劃Tricare。這些東西都是
易放難收,美國國會亦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隨便改動。這意味著未來
的人事費用,會越來越高,相信很快會達到國防預算的三分之一。

過去十二年,為了要應付這兩場反恐戰爭,美國已經借了兩萬億美元,差
不多是同期九萬億國債的四分之一。如果這兩位學者的分析正確,反恐戰
爭結束,不代表會產生『和平紅利』;那末,即使白宮和國會就財政懸崖
達成共識,長遠債務危機的陰霾,恐怕還是揮之不去。(完)

(Freely translated from "There will be no peace dividend after Afghanistan", by J. Stiglitz and L. Bilmes, 24 January 2013, Financial Times)


17 January, 2013

迷失中的香港


當歌手王菀之都忍不住要對『長生津』說上兩句,當這個簡單的臉書留言都會引來網民圍攻;當我認識的嚴肅政治學者卻對倒梁遊行失去興趣,我便知道香港人對政治的關心去到何種程度。前者故不用說,後者並非不關心,而是因非常關心而由盼望走到失望最終接近絕望。

元旦夜,維港傍。這邊廂,是倒梁遊行包圍政總,參與的反對派不是示威常客,也是比較關心時事的一群;另一邊廂,會展場內每年一度的叱吒樂壇頒獎典禮,娛樂之餘,也充滿了對社會議題的另類『討論』;從蝗蟲論到『你呃人』到反國教,從畫面到歌詞到場刊用語,再到觀眾普選『我最喜愛歌曲』,在在浮現我城過去一年社會大事的影子,滲透著普羅大眾對時事的關心。這,讓我想起十年前的七一。

的確,當政治不再只是AO高官的舞文弄墨便能自圓其說,不再只是尊貴議員的馬拉松拉布反拉布,不再只是象牙塔知識分子的侃侃而談,甚至不是我這種評論員的數黑論黃和偶爾的引經據典,政治便是一個走下神壇的偶像,讓一般人發現她原來那麼遠,又這麼近。

當出世的神職人員都禁不住對社會氣氛表達關注,可見我們這個所謂『經濟城市』蘊含何等巨大的政治能量!朋友參加某銅鑼灣一個非常中產的禮拜堂聚會,牧師連續三週對目前社會的撕裂與分化發表評論。聖誕前夕,聖公會大主教的聖誕文告,亦批評社會某些人一味用『非黑即白』的思維模式,就某些議題『長期廝殺』,令各階層互不信任、互不尊重。

撕裂源自矛盾,而這深層次矛盾不是單單的府會矛盾、貧富矛盾、中港矛盾、身份矛盾,而是直指人心的價值矛盾。剛過去的2012選舉年,人們從最初因擔心唐英年的個人能力、官商勾結和地產霸權而對梁振英寄予期望,到後期質疑其政治誠信、恐懼香港赤化,乃至不惜一切要轟他下台,甚至把政府的權威打倒。是否比起現實的磚頭問題,港人更關切看似虛無縹緲的價值問題?香港人,原來並不完全市

這幾年人人爭說核心價值,選舉期間連城中首富也表認同;可是社會對核心價值的內涵有共識嗎?泛民主派在說,自由黨也在說;藍血中產在說,草根社運也在說:他們論說的,不可能都是同一樣東西,更大可能是自相矛盾。

個人實在無法認同所謂核心價值就是發財權,可是過去多少人明渡偷渡來港,除了投奔自由,不也是為了逃離政治?過往香港是很多左、中、右不同背景的人,互相包容、踏實生活的地方,為何連國共內戰、東西方冷戰與中英談判的考驗都能安然度過,卻陷入目前自身的內耗?『務實』與『包容』即便不是核心價值,至少也是我城的核心特色?當然,務實不應是曾蔭權式的『做好呢份工』,包容也不是不辨是非的和稀泥。

事實上,價值是很抽象的東西,必須在具體實踐中體現,艱難取捨中考驗,逆境困惑中磨練。香港的核心價值,不是一份事先準備好的禮物,九七年後交到我們手中保存起來;尋找核心價值的旅程,其實零三年才剛剛開始。

流行樂頒獎禮的主題是『土炮起來』,很反映目前社會對自我價值的追尋。場刊標誌本身已經別樹一格:一襲紅色旗袍打扮的模特,跨抱一支紅白藍三色的小火箭。閣下想到什麽?紅白藍膠袋?上海師傅的理髮標誌?佛洛伊德式的暗示?還是捲起了的聯合王國Union Jack

也許通通都是,因為它們都是過去到現在香港社會的種種;而中國的傳統騎著英國的設計起飛,是否就是香港故事的速寫?難說,畢竟當年連江澤民也要在回歸典禮上強調:香港的繁榮歸根究底是香港同胞創造的;不過,可以肯定香港這支土炮,既有本土又有國際的一面;如果這支土炮能重新起來,也許更勝前任特首的起錨。

我素來對流行音樂不甚了了,只知它比大會堂內安蘇菲·慕達的小提琴奏鳴曲,較貼近一個地方的時代精神。正如六、七十年代的搖滾音樂,令人想起席捲全球的左翼反叛浪潮;八、九十年代羅大佑的『皇后大道中』,令人想到回歸的傍徨。流行音樂印證一個時代;或如頒獎禮口號所言,有什麼時代,就有什麼時代曲。

那末,我們到底身處一個什麼時代?頒獎禮的高潮,是無線電視『天與地』的大熱主題曲『年少無知』獲最多投票,牽動了全場觀眾的感情。如果這首曾經在反國教佔領政總時熱播的歌代表了這個時代,香港人實在也相當無奈。追逐夢想的熱情也許餘溫猶存,但更多是『此情可待成追憶』的過去;如果八、九十年代是我們政治上的年少無知,那末過去十幾年是讓人政治成熟的歷練?還是只剩下挫折與失落後的滄桑,猶如三位男主角額頭的皺紋刻在人們心上?

或許這些都不是。年少無知後的集體無力感,表面轉化為聲嘶力竭的呼喊,內心卻深深隱藏更大的不安。世事紛紜,我無力一一梳理,只知道香港已進入喧嘩吵鬧的一零年代。用前任樞機主教的話:我們身處一個思想混亂的年代。這個時代的政治必然是躁動的,因為我們對自身是迷失的,而迷失的結果是不斷的爭吵與尋找;在香港社會對自身價值未能找到共識之前,這種爭吵與尋找會繼續存在並且激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政府不但會處於挨打狀態,甚至會從以前的導演變成配角,因為無論掌握人心還是主導思潮,都不是政府的強項。


(原載2013年1月8日《信報》)

重寫《公司條例》揭示的八大現象




香港公司法源自英國,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礎。有說香港的《公司條例》未能像英國般與時並進,故此政府於2006年開始就重寫該例展開諮詢,並在2009年12月公佈《公司條例草案》擬稿第一期諮詢文件(下稱『諮詢文件』),目的是要強化企業管治、便利營商環境,並讓世紀老法更能適應現代社會。諮詢後的草案於2011年1月刊憲並提交立法會討論,於2012年7月正式三讀通過。我沒有參與也沒詳細研究,但對此階段發生的事作了一些初步了解,得出幾個有趣觀察。

首先,目前部分新聞業者指責當局沒有諮詢,完全不符事實。當局早於諮詢文件的開首《摘要》第三頁,便已明確提出這議題:『董事的住址及董事和秘書的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應否繼續在公眾登記冊上披露』;《摘要》全文不過四頁,文件內文第七章更是通篇討論這事,提出兩大問題徵求公眾回應,怎能說是刻意淡化隱瞞?況且,在開展諮詢與2010年8月底結束諮詢(當中有整整三個季度)時,當局都有發出新聞稿,記者又怎會不知?此其一。

當前『陰謀論』『動機論』盛行,有論者質疑今次又是政府有心打擊資訊流通乃至新聞自由。可是,當局在2009年諮詢文件第七章內,其實相當客觀地羅列了該否披露住址與身份證的正、反兩面論據,而且明言當局傾向保留目前公開披露住址的制度不變,只是『希望聽 取公眾的意見後才就此事作出最後決定』(見7.14段)!如果這也是假諮詢,什麼才是真的?如果政府一早包藏禍心,又可苦當初?上週外國記者協會與美國媒體均對本港修法表示關注,但是英國國會2006年的公司法也早已將董事住址列為受保護資料,只能向特定公共機關、信貸評級機構或應法庭命令提供,難道英國國會都是有心打擊新聞自由(說不定也是,畢竟圍繞新聞集團的醜聞,也讓英國社會對傳媒操守產生疑慮)?此其二。

曾經負責審議、通過《公司條例》的立法會議員目前對此事不是不聞不問,便是傾向劃清界線。人人都說問責,議員對自己通過的法案是否也有政治責任?固然立法會的權力非常有限,可是議員在法案審議階段並沒有提出相關的修正案,甚至最終表決時也沒有人要求點票;很明顯,當時無人覺得這是一個問題。現在有議員指出傳媒當時沒有表示抗議;的確,無論在諮詢還是立法會草案委員會階段,我都找不到記者協會提交的書面意見。可是當初沒有,不代表事情不重要;現在有,不代表就重要。議員的責任,是純粹反映一時一刻的民意,還是該有自己對長遠問題的獨立判斷?此其三。

時件發酵至今近一周,執筆時尚不見財經事務科就此發表正式新聞稿回應,反而看到一條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的委任公告,不過例行公事而已。是政府覺得這事情不重要?如此則是政治判斷有問題,因為事件已由一項技術性修訂變成政治議題,打擊市民對政府所餘無幾的信任。有關官員至少應該羅列基本事實,以正視聽,這是公眾的知情權,也是官員的責任。此其四。

目前輿論甚至議員尚未搞清事情來龍去脈,便已討論要如何抵制《公司條例》附屬法例的生效。有關附屬法例共十二條,我非法律專家,不知道廢掉其中一條,會否影響整個《公司條例》的生效?《公司條例》的涵蓋面與當中涉及的公眾利益,遠遠超於董事地址與身份證披露不披露的問題;我們動不動便要推倒重來,與梁政府為人咎病的執政風格有何分別?每次推倒重來,都是對行政資源與社會凝聚力的消耗,最終導致行政低效,又煞有介事嗚呼哀哉地對施政水平低落批評一番,這不是很好笑嗎?此其五。

《公司條例》的初衷,肯定不是為了便利記者作偵查報導。偵查報導對權貴有制衡監督的作用,在目前香港社會尤其有很大積極作用。可是《公司條例》下註冊的公司董事,不見得都是權貴;是否該有更合適更具針對性的方法,而不是要犧牲整片森林(所有人的私隱權)來拯救幾棵樹(個別權貴的地址與身份證的後幾個號碼)?相信肯做功夫的記者,仍然會有方法在不構成誹謗下作出推敲,讓讀者自行判斷真偽。我們該討論的,反而是如何加強針對某些享有公權力人士的利益披露,比如目前行政會議成員須登記的個人利益表,似乎並無要求披露配偶透過公司持有的利益。這個須否作出修訂?又須否延伸至立法會議員?此其六。

殖民地時代沿用至今的諮詢制度,經此事再次證明已完全失靈。過去我指出在民主化後,諮詢政治是無法彌補缺乏民意授權的政府的認受性(見2012年9月16日《信報》)。這次事件更進一步突出了目前社會議題眾多,每年推出諮詢的大小政策動輒數十項,一般人根本無法專注於內文細節的可能影響。政府不可能每人一信,問清每人意見,也不是每人都具備專業能力,看到技術性事情背後隱含的意義;這根本不是『政府是不是好人』的問題,而是簡單的時間分配與專業能力的問題。香港的政黨能否起到代表不同利益、整合社會意見的功能?此其七。

最後,在這種成熟的民主政黨政治出現之前,我們的社會討論何去何從?這件事情發生之初,便被慣性解讀為『新聞自由』受威脅。現在已經沒有什麽比『新聞自由』更好消費的了!可是,採訪工作沒有那麼方便,不等於採訪受到刻意阻礙,說是影響資訊流通還可以;但不能就和『新聞自由』受威脅劃上等號。如果這是威脅,那麼南方周末面臨的『威脅』該如何形容?我們的詞彙未免太過單薄、我們的概念也未免太過粗疏!如此下去,我們的公共論述不會是實事求是的理性思考,而是淪為尋求政治正確的政治表態。這,難道就是你我追求的自由社會?此其八。

這麼一項看似技術性甚至順應世界潮流的《公司條例》修訂,在上週經媒體報導後迅速升溫變調,它給予我們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宏觀地審視目前的施政、議政、傳媒和社會公共討論的風氣文化。以上我只是作一綜合整理,供讀者參考,有心人研究;因為這些現象都是早已有之,只是於今為烈。




(原載2013年1月16日《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