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ation of the Day

27 December, 2012

港式言談

上星期港台《星期五主場》首播,據說風評不錯。我粗略一看,卻給現在人們的語言文化嚇到了。該年輕主持在後段一直打斷被訪者的回答,雖然律政司長乃大狀出身,辯才無礙,卻令觀眾對他們之間真正的討論焦點,越聽越亂。

現在當官已經沒有權威,但人與人之間的討論是否該有基本尊重?易地而處,主持人會否想受到這種禮遇?打斷別人的回答,固然讓別人的論點講不出來,卻絲毫不會增加你自己的說服力;這樣也許對突出自己有好處,但對理解事情,毫無幫助。

02 December, 2012

諮詢架構昨是今非 功勳制度名存實亡   


信報財經新聞 

A18 | 時事評論  | 2012-11-26    
諮詢架構昨是今非功勳制度名存實亡   

最近幾天,圍繞中央政策組協調諮詢及法定組織任命的爭議,愈演愈烈,隨時釀成新一輪的政治風暴;撇開當事人的言論風格不論,是次爭議有助我們再次思考長期困擾施政的體制問題。

自董建華執政後期,繼承自前朝的諮詢制度便問題叢生,日漸失卻本來的政治功能。據聞,政府中人有不少亦埋怨諮詢組織無法為久經醞釀的政策保駕護航,有事時甚至刻意與政府保持距離,完全無人主持公道。說得明白一點,就是「養不熟」。

這裏帶出兩個深刻的政治倫理問題:一、獲委任者有沒有道德責任要向委任者效忠?二、效忠對象到底是現屆管治班子?廣義的政府?還是香港特區?

曾蔭權沒改善制度問題

第一個問題太抽象,我不打算在此討論。第二個問題,則明顯效忠對象不可能是委任該人的局長、司長或特首個人,否則的話,所有委員會的任期應該跟管治班子掛鈎,共同進退,變成純粹政治任命的職位,但目前明顯不是如此。如果作出這樣的要求,便會出現「曾蔭權委任的某某委員會,能否效忠於梁班子」的問題,不可能每次特首換屆,都推倒重來。

這個問題在殖民政府時期是不存在的,因為港督的任期並無限制,而且無論如何更替,都效忠於女皇陛下。可是,定期換屆的特首執政方針與風格迥異,既然公務員制度為永久性,他能賴以組織自己班子的政治資源本身很有限,除了政治委任的高級官員,便是四百五十個諮詢及法定組織【註】的成員;後者目前的角色有點尷尬,既非完全任人唯賢的只看能力,也非純粹政治酬庸的只問背景,可說是介乎公務員與政治委任之間。

曾蔭權治下,沒有改善制度的根本問題,反而令其更錯漏百出,具體來說有以下數點:

一、不重章法。本來一人不該兼逾六職、仕逾六年,但違反章法的個案卻屢有所聞。

二、任人唯親。過度強調政治上「親疏有別」,改變了本來比較重視行內專業地位的委任準則。

三、政治花瓶。特區政府早年眾多作為,予人諮詢只是「走過場」的印象,以致愛惜名譽者不一定願意加入,人才來源進一步枯竭。

四、賞罰不明。缺乏獎懲升降的誘因,獲委任者的表現有沒有人作出監察?做的不好的,不論能力或政治可靠度方面,有否撤換?

中策組任務本是「政治化」梁班子如果希望透過中央政策組思考這些問題,令諮詢制度更好地發揮凝聚政治支持的功能,實在無可厚非。坊間多認為中策組只應作研究,實在是一個美麗的誤會,因為中策組自成立之初的任務,便很「政治化」。一方面是每年的《施政報告》,另一方面是為政府籠絡社會精英,發掘和培育新人才,也從中加強對社情民意的掌握,為總督或特首提供一條官僚體制以外的渠道,這只要看看它的顧問背景就知道了。

回歸前,殖民政府委任的全職以及非全職顧問,隨便一數便有鄭海泉、張震遠、馮國經、金耀基、李國能、梁錦松、胡紅玉等等,雖然始終是殖民政府可以信賴的人,但政治光譜還算廣闊,而且粒粒皆星,甚有栽培潛質。

只是時移世易,今天能否再以老辦法處理新問題?再說,單單以高靜芝女士一人之力,以圖協調幾百個委員會三千七百個任命【註】,實亦難矣。首先,所謂協調,到底是要先諮詢其意見?還是純粹知會?如後者,則其功能不過聊備一格;如前者,則以一人之力,如何能知三司十一局社會各行各業之人的品行、能力、往績、風評?個人不論如何獨具慧眼,難免「走漏眼」,屆時滄海遺珠,尚且無傷大雅,一旦濫竽充數,反而添煩添亂。

即使舉中策組仝人之力,假設每個委員會兩年一任,一屆特首任期內便要作出近九千個任命,平均一年都得審核一千八多個,恐怕屆時造成行政延誤,有復董建華時期的狀況;而且某些委員會具法定功能、行政權力,延誤任命,隨時造成法律真空,影響公共服務質素,不可不察。

現行機制把推薦和委任過程透過授權,分散於特首以至各司、各局、各署,不是沒有道理。以中策組目前有限資源,如果能建立一個中央的人才資料庫,整合收集各委員會內人才的表現,供各部門參考,已經很不錯了。


英政府預示諮詢制度死亡

把眼光放闊一點,政府應該面對的更大問題,是委員會一類的架構,根本已經無法發揮往日所期望的政治功能。首先,這類法定和諮詢機構委任的人,傾向於專業翹楚,這些斯文人遇上從街頭議會打拚上來的政客政棍,真是「秀才遇兵,有理說不清」。英政府撤退前引進地區選舉,其實已經預示自己一手創立的諮詢制度的死亡。

其次,諮詢制度中對人才的物色舉薦,依賴口碑,猶如中國漢代的舉薦鄉里,或魏晉的九品中正;意見相左、出身不同的人不會互舉,最終讓人覺得「來來去去都是那批人」,弄成偏聽偏信的結果。

英國人的委任制度不知是否來自他們的功勳制度,基本上和中國的封建制度一樣,論功行賞,裂土封侯,目的都是為了捍王室,建立一套等級分明的社會制度;即使獎罰有序,也可能有點過時,何況功勳制度成功的前提,是必須先有一個為眾人擁戴的共主。

不過,經過董、曾兩位特首的政治失敗,香港政府以及特首這位置本身的權威,已經相當削弱;這個周天子積弱已久,諸侯王不會尊王攘夷。既然本身權威已經受到質疑,就不宜過分強調人才的政治可靠度,反而應該廣開門路,增加一定的代表性。當然,如何在理念相近與代表性之間取得平衡,不是我紙上談兵那麼容易,這又是特區政制失敗的惡果。

總之,諮詢制度無法給予施政所需的政治支持,除了本身內部的崩壞之外,歸根究底是因為它已無法適應大環境。政治人才庫的建立,是一個政治制度問題,不是一個人力資源問題,當局定位必須清楚。


註:民政事務局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