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ation of the Day

05 November, 2012

官、商、民的分裂vs 融合

信報財經新聞
A19 | 時事評論 | 2012-11-05


香港各界對所有議題各執一詞,結果自然莫衷一是。人們愈來愈相信的,是「互不相信」;唯一能達成的共識,是「沒有共識」。最近我有幸參與社會企業「好單位」主辦的跨界講座,討論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三者之間的互動,得到很多啟迪。

在目前分化對立的氣氛下,官、商、民三大界別能否進行建設性對話,是繼續分裂還是融合,是既重要又急切的課題。這不單是香港的問題,金融海嘯後,即使在歐美歷史悠久的民主政體,民間社會對大企業批判日深,而政府對社會問題卻回應乏力。麥肯錫管理顧問公司的Dominic Barton 便於2011 年的《哈佛商業評論》中,從企業管治談到資本主義的長遠可持續性。

香港作為一個不能獨善於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體,更面臨雙重危機:一方面,我們缺乏西方國家久經磨合、為社會普遍認受的憲政傳統;另一方面,又要面對與內地經濟、文化融合帶來的挑戰。

要求三方對話、跨界思維,本身便假設了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三者是分裂的;不幸這恰恰是目前流行的主觀認識。根據這種認識,企業純粹為利潤而存在,想方設計去避開規管,公民社會則是激進主義的溫床,政府是一頭與民眾脫節的惡魔、獨立於社會以外的黑箱;三者之間,只有政府與企業存在某種「勾結」關係,其餘都是各自為政。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這種認識觀的因素複雜,只是這種認識觀一天不改,目前社會互不信任的氣氛,便只會變本加厲。

這種認識觀的最大缺陷是,它忽視了個人的多重身份;資本主義喜歡以人的經濟功能來界定人的存在,比如說你是會計師、建築工人、公務員等等。

不過,人在世上的身份是多重的,政府裏面當公務員的人,難道不也是公民體的一員?他不可能沒有自己的親朋戚友,不可能跟大社會完全割裂,不可能不感受到社會的氣氛。過去董建華時代,年輕公務員乘的士上班不敢說去政府總部,而說自己要去聖約翰教堂,就反映了他們身為社會一員的掙扎。

企業管理層又何嘗不是?日前一個商界人士感慨地說:曾蔭權執政七年,成功讓地產商給打成社會的黑五類,也反映了這種無奈。如果我們接受自己是公民共同體的成員,那我們有沒有共同利益?有沒有共同價值觀?有沒有共同義務、權利與責任?

先說企業。現代自由經濟學派過度側重人與人之間的競爭關係,而忽視了彼此間的互相依存關係;然而沒有後者,社會便沒有存在的必要,人類也毋須過群體生活,更不可能有政治生活與政府了。

即使古典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斯也不如此認為。Barton 在論文中引述史密斯的話: 「人類社會的所有成員都需要彼此的幫助,因此同時也暴露於互相傷害之中」。此話一針見血,道出當中的辯證關係。企業追逐利潤不是壞事,利潤只是有效利用資源生產的結果,但如果是「不計社會成本無限追求短期利潤最大化」,便有點不一樣了。可惜香港商界、尤其大企業予人的印象往往如此,而Barton 的論述,正正是對企業短期行為的反思。
至於政府,她的本來目的應是「公眾利益」,可是我發現這詞彙近年已經很少出現於政策論述。古羅馬時代的公共建設都刻有SPQR 的字樣,意為「元老院及羅馬人民」,拉丁語有pro bono publico,意思是「為公益」,今天英語仍然使用。也許因為意識本身政權的脆弱認受性,所以殖民地政府更強調「公眾利益」,努力製造一種「善治」的形象。

當然, 「公眾利益」從來不易界定。單是長期短期利益便夠麻煩,更別說集體與個別利益的矛盾了。也許,這個詞彙的消失,正好反映了整合社會利益的難度。

本來政黨出於選舉的需要,在尋求執政的過程中,會起到整合各種社會利益的作用。可是在香港的奇怪政制下,政黨壯大自己的方法恰恰相反,是要讓各種利益之間的矛盾尖銳化。一者,反對黨根本沒有成為執政黨的機會;二者,比例代表制擴大了小黨派的生存空間,而小黨派為生存往往刻意放大個別團體聲音,加強彼此差異,而非促進妥協。

政府無法建立「公眾利益」的論述,結果與公民社會之間便發展出一種吊詭的狀況:政府仍然掌握法定和憲政賦予的正式權力,但卻日漸失去管治所需的「道德權力」;從反二十三條到反國民教育,從反填海到反高鐵,從反雙非到反自由行,公民社會的力量所以成功,不單單因為其激進性較能吸引媒體注意,也是因為他們成功佔據了道德高地。

如果要對這十年來公民社會做一過度簡化的描述,其共通點就是弱者的充權(empowerment)過程——這個權就是「道德權力」。而香港諸事不成,乃因為掌握道德權力的人既無法律權力亦乏經濟資源;掌握法律權力與經濟資源的人,卻日漸失去道德權力。

要改變這種狀況,首先要在認識層面明白社會乃是一個比政府與商界更廣大的外延,概念上後兩者不可能獨立於前者而存在。

政府與其糾纏於與個別政黨的利益交換,委任個別人士入閣,倒不如直接走入社會,因為一切政治支持最終必須有堅實的社會基礎,可惜目前政府對社會基本是忌憚多於接觸。早前去教院辦的關於政府管治信任度的講座,我看到美國和德國領事館都有派人前來旁聽,反而香港政府好像沒有代表(除了早已退休的官員),這不是很奇怪嗎?如果政府連民間在議論什麼都不知道,又怎能打贏輿論戰?

至於商界,可以做的很多。據說金融海嘯後,美國商界特別金融界不少人自覺與其出來給人妖魔化,不如關起門來賺錢。這種態度恐怕只會進一步加深各方隔膜,讓企業失去發揮影響社會發展方向的機會。建設性合作與對話(Constructive engagement)還是需要的。

即使不公開支持政團,也可以鼓勵一下社會對公共事務的討論,尤其是對公共事務研究的資助。據我考究,政府中央政策組的年度預算幾年前只是八千萬左右(公開數字),勉強能買十個太古城的中型單位。隨便找幾個大機構的CSR 和公關部門的支出加起來,都要勝過;其他經費緊絀的民間智庫,更不用說。七百萬人的國際大都會每人只花十元研究長期政策,我們的議政水平,可知一二。其他如座談會、高峰會,甚至社會議題徵文比賽等等,都不是要等到普選才可以做。篇幅有限,有機會再談。

01 November, 2012

梁振英「百日維新」考

施政101報告

特首梁振英上台已過百日,相信梁先生自己也不會否定,施政的困難,要比預期高,做特首和做行政會議召集人,是兩碼子事。現在我要提出的問題是:梁政府目前舉步維艱,到底是他個人問題,還是既有制度的問題?他面對的困局,是個人困局,還是整個香港的困局?梁班子實施的到底是新政,還是曾班子的慣性延續?
說他是個人問題,我們馬上會聯想到以下種種:他的疑似共產黨身份、「語言偽術」、用人失察等等。這些,幾乎成了過去幾個月熱烘烘的輿論焦點。
但是如果我們把眼光拉遠一點,會發現:
第一、他的疑似黨員身份和所謂「語言偽術」,由來已久,不是今天才被發現,傳媒在特首選戰時也有報道,為何人們到今天才醒覺?
第二、梁班子某些人選的確乏善足陳。這是他缺乏容人之量?還是有能者不願出來,服務社會?是用人失察?還是根本無人可用?
有人說,梁班子只是建制派的二線人才;果如是,為何一線人才不願出來?很明顯,這反映了選舉以來,唐、梁兩股勢力的裂痕。最近,行政會議新添兩位成員,可視為團結建制派的舉措。
至於民主黨派,為了爭取普選,便不能加入小圈子選出來的政府,對此我們耳熟能詳。只是作為邏輯推論,兩者沒有因果關係;因為普選是爭取的目標,卻不一定須要是行事的前提。現實政治的目標和手段,往往是不一樣的。
然而,選舉期間曾經支持梁振英的各界名人,除了出任行政會議的,都跑哪裡去了?一方面,固然是大勢所趨,另方面,也因為那本身只是一種很鬆散的、缺乏組織的聯合。如果那是一個正式政黨,而梁氏又是黨主席,那麼便不用為找人而頭疼,甚至一早可以擬好公開名單,上任前便可開始研究施政的種種困難,設想好應對方案,怎會如此狼狽?只是依賴臨時特首辦,或其他非正式的機關渠道,應付這麼多複雜問題,又豈能成事?反對派把這看成純粹的誠信問題,其實還有實際的組織問題。
更有趣的是:那些原來支持他的民眾,又跑哪裡去了?如果我們細看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數據,梁氏在歷次民調中都遙遙領先,直到最後電視辯論,唐英年揭秘,中聯辦明顯介入。但從3月16日至23日,梁之民調「得票」由39%滑落到35%,卻仍是最高;三二三民間選特首,梁得票近18%,略高於其餘兩位,雖然棄權票佔總數55%,但真普選的話他可能還是會低票當選。三月二十七日特首選舉後的跟進調查,支持度51,也勉強合格。
現在,他的支持者是改變主意了?還是發現被騙了?你可以說:這正好反映了民主制度的弱點、群眾的非理性;也可以說:選民沒有道德義務要支持他們自己選出來的政府,遑論這只是民意調查而不是真正選舉。
我的解讀是:梁氏在選舉期間民意上的領先,反映了社會上對曾蔭權治下貧富兩極化的普遍不滿,尤其是地產霸權和某些社會階級對經濟資源的長期壟斷。
當然,奢望梁氏能來個翻天覆地,本身就不切實際。梁氏的政綱,相對唐英年先生來說,只是略為偏左,用他自己的話,是「適度有為,穩中求變」。他的政治理念,是在不根本改變——或者也實在無法改變——目前政治經濟制度的大前提下,讓經濟成果能較合理分配,舒緩社會矛盾,反過來這又會減低推行體制改革的訴求。
因此,他主張政府要在房屋、土地利用、產業政策、社會福利等方面作出較大主導作用,改變曾蔭權時代無所作為的狀況。
香港的某些既得利益,自然不會希望看到他成功。民主派跟他道不同而不相為謀,也不會希望他成功;因為他的成功,會舒緩普選的訴求,他的失敗,會反證小圈子選舉的荒謬。但是,對於廣大香港民眾呢?
也許,對於大多數低下階層而言,是希望看到他成功的,因為有實際的好處。但是對於並非單純看重物質利益的中產階級來說,心情比較複雜。選舉後期的抹黑,以及梁氏本人在選後的誠信問題,觸及中產階級近年關心的核心價值;雖然到底什麼是核心價值,沒人說得準。
在整個選舉期間,很多人害怕梁氏執政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然,這可能只是一種政治宣傳。現在看來,這種憂慮明顯是多餘的。
首先,我們要把梁班子與「政府」兩個概念分開。請記住,梁氏蒞任之初,他能帶進政府的,就只有四十來個正副局長和行會成員,連司機也許不能帶!行會尚多新面孔,局長當中,卻有九位在前朝位居顯要;而且這些人當中有多少人是他的親信?多少是各方折衷的結果?
大家不要把所有事情看作個人道德問題。無論你是何黨何派,一天也就只有二十四小時。你要面對這麼多問題,最終還得就地取材,依賴既有的行政系統——公務員,以及前朝留下的正、副局長、司長。只是如此一來,便得接受後者的行政慣性。
我以老人福利作例子,說明一下。先來看看以下這官方發言:
「如何處理高齡津貼的問題引起社會廣泛討論。我提出有關高齡津貼的幾點檢討方向,主要是想從政策的長遠可持續性及公共財政承擔角度出發。我認為既然社會觀念已經改變,視高齡津貼為長者生活補助,不單純是象徵式敬老金,我們是需要考慮在提高津貼水平之餘,引入新的入息資產審查制度。」
這段話不是出自現政府,而是剛好四年前曾蔭權的講話!事緣當時曾氏在施政報告表示,可將高齡津貼(生果金)加至一千元,但得加設審查制度,結果在立法會發生了首次的「扔蕉」事件,最後在民情反彈下不得不退讓,擱置審查。
以此觀之,梁班子增設「長者生活津貼」的新措施,數額雖提升到二千二百元,審查制度放寬為純粹申報;但在政策考量上,背後的思維非常有連貫性。把曾蔭權的稿子換成現在勞工福利局局長的稿子,基本調子沒變。這就是我說的行政慣性。當然,這個例子比較突出,因為張建宗局長還是連任。
第二,另一邊的反對派,思路和論調也是大同小異。把四年前反對曾蔭權施政報告的輿論,稍微改頭換面,基本也跟現在無異。
這是由於曾蔭權時代長期以來的政策傾斜,以及後期一系列的貪瀆事件,讓傳媒和公民社會對政府常保警惕之心。這種不信任,已經從原來對個別人士的不信任,慢慢變成對整個政府體制的慣性不信任。以前是,除非你騙了我,我先信你;現在是,無論你做什麼,我先不信任你。
所以縱觀梁特首上台百日,令人詫異的,不是變化之大,而是變化之少:體制內的行政慣性,一如既往;傳媒和社會的不信任,也只是延續曾氏政府晚期的劣勢,變本加厲。我們與其害怕梁先生太厲害,倒不如怕他一事無成,香港繼續蹉跎歲月。

信報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