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ation of the Day

16 October, 2012

房謀杜斷 各擅勝長

「想象力比知識重要。」 -愛恩斯坦

上次我在拙文指出港府處於被動,是因為喪失了對社會發展方向的「論述權」。 論述權的「權」字很有趣,它不是具體的法定憲政權力,而是主導意識形態的 軟實力。一位從事金融業的大學同學回應,這是因為兩屆特首和高官們都缺乏 理解真正問題所需的知性深度與視角。

我同學說對了一半。的確,我們缺乏這種深度與視角,但與其將問題簡化為 AO文化,或者對特首的個人批評,倒不如說,這是我們集體的悲哀。 高官不能,不見得政客能;董、曾、梁不能,不見得反對派能。 從前西方的貴族青年,為了準備從政、出任公職,要學習哲學、歷史與修辭學。 現代的,不是唸歷史(如彭定康)也起碼是唸法律的。因為政治的最高層次, 必然是關於意識形態的、務虛的、形而上的、概念的、思辯的,能掌握這些, 才具備政治論述的能力。

如果要具體例子的話,看看最近關於「國民教育」的 爭論便可。 可是,偏偏這些東西就跟香港社會主流文化沾不上邊。香港的精英非擅此道, 對此不無輕視甚至鄙視,普羅大眾就更是不甚了了。好像我同學是唸數學的, 重視抽象的邏輯概念,慶幸不做火箭專家還可以做財務模型(financial modeling),總算有點用;如果閣下唸古典(Classics)–––這在英美傳統大 學裡還真不少–––在我城的精英看來,簡直是浪費時間了。 普羅大眾要為生活綢繆,可以理解;但是有閒階級也是如此,就真讓人費解! 如果說精緻文化是有閒階級推動,何故我們就只有Gucci、Chanel呢?

從政的人,本來就該有點歷史文化底藴;從純功利角度看:哲學令人深思、歷 史令人睿智、文學讓人能言善道。可是,偏偏幾年前便聽說我們的大學要陰乾 歷史系,我們的中學取消了中國歷史科,我們專賣文、史、哲的書店挨不過貴 租,躲上二樓後還是難逃厄運⋯⋯如果閣下成績不好,不幸報不上工商管理而 要進數學系的話,最好還是多選點應用數學或統計學吧!

這幾年香港社會好說核心價值,其實想想,那是挺可笑的。在我們最自豪的八、 九十年代,何來有誰去說什麼價值呢?現在我們經濟衰弱了,給人家瞧不起了, 卻忽然「價值」起來。不過,遲到好過無到,只是我們的核心價值,從來就是 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短期行為、即食文化。我們的企業,長於市場營銷與削 減成本,而非產品或服務創新;我們的政治人物,重視政治化妝多於政策思考, 遑論政治理念的論述;近年我們教育提出的批判思維、獨立思考,只是為了迎 合國際評級潮流,以及僱主要求,要是真有人天真地用獨立思考來批判社會, 便很難見容於職場了;就連充斥媒體的女性擇偶條件,無論是鼓吹還是煞有介 事地批判一番,都是出於提高收視率的搞「噱頭」。 在這麼一個急功近利而且思考單一的社會,卻去祈求政府能有長遠思維,不是 緣木求魚又是什麼?我們是否只看見當權者(從前是政務官,今天是問責官) 眼中的刺,卻看不見自己眼裡的樑木?批評政府缺乏政策研究的反對派,有否 做過研究?又或者起碼是–––「為何我們缺乏研究」的研究? 朋友打趣的說,香港其實是一個不大尊重知識的「知識型」社會。

上次文章我 已說過行政部門沒法投放真正資源,從事深層次、闊視角、遠距離的政策思考 ;以上的討論正好引出另一個問題:行政部門資源既乏,人才亦缺。這絕對不 是說政府裡面沒有人才,而是人才傾向單一化,而且配置錯位:機構需要的才 能各式各樣,長於交際應酬的,不一定有執行計劃的紀律性;執行力強的,不 一定有太多的創新思維;有創新思維的,又不一定決斷力強。 接觸過管理的人都知道,有些人適合做謀士,有些人適合做統帥;兩種才能兼 備的不多,因為做謀士的人必須有相當高的知性,喜歡掌握資訊加以分析,各 種千奇百怪可能性想得越多越好,但做主帥的往往須在欠缺資訊的情況下憑直 覺和勇氣當機立斷。古人所謂房謀杜斷,人盡其才也。

進行各種情景規劃、策略思考、應變方案的人,需要把各種可能性想通想透, 需要想象力多於執行力,甚至最好有點天馬行空。但是,港府政務官的招聘雖 云通才,其實對這方面不算重視,對此我已多有論述,不贅。要補充的是,近 年常見政務官的配置,把長於思考的人派在需要應酬的位置,叫喜歡交際的人 去寫文件,當彼此都心疲力竭時,卻歸咎於那些人的能力甚至性格有問題,久 之讓人離心離德。這種人事管理,是出於行政考慮還是資源掣肘?或者尚有改 善空間?

一九九八年禽流感和亞洲金融風暴兩大危機過後,社會上有人反思政務官缺乏 專業知識的問題。通才專才孰優孰劣,永遠難有定論;殖民地時代可能把政務 官過分吹捧,目前對他們的批評又過度嚴苛,兩者都有偏頗。前中央政策組組 長蕭炯柱曾以親身經驗說明,即使回歸前政務官也有分流(streaming),以培 養官員累積某方面的政策專長(注)。個人印象是,近年某些政務官的位置已 有事務官化的傾向,一個人在一個位置上的時間越來越長(長至五、六年並不 出奇),而且論調幾年後可能又會調回和原來職責相近的崗位,這可彌補問責 官員缺乏行政經驗的不足,無可厚非。

不過,這只是有利於公務員對相關知識的累積,始終不是我要針對的策略性應 變思維;有的時候知識越多的人,想象力反而受限。這裡我要強調的是,與坊 間猜測不同,港府不是沒有政策研究能力,但是要搞清楚是那方面的能力。如 果說對現實的掌握,比如說如此如此會否違反法律、財政能否負擔,政府內部 的能力絕對勝任,比起反對黨派以至傳媒學者更有優勢。但是,如果你說要走 出既定框框,或者好像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講的「範式轉移」,便非一般公務 員所長了。如何更好把兩方面的強項結合起來,是任何關心香港前途的人需要 研究的課題。

《政策研究怎麽辦:信報》

注:這是去年蕭先生在香港教育學院公開講座上的發言。講座題為「公務員體 制、公共行政與政務官文化:優勢與挑戰」,由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主辦。按 照他事後對筆者作的補充,他個人經驗所指的是首長級政務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