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ation of the Day

18 September, 2012

從甲午戰爭到釣魚島

按:今天是九一八事變八十一週年。鳳凰衛視曾經介紹策動事變的侵華日軍參謀石原莞爾,他是一個中國通,年輕時還對中國革命寄予厚望。石原對中國如此評價:這個國家官乃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中國的留學生是世界上最亂的,他們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線,然後轉身就走了。總而言之,中國是一個政治失敗的民族。

上月底,日本駐華大使座駕遇襲,國旗被奪,是嚴重的外交事件。須知國旗乃國家尊嚴之所在,戰場上士兵犧牲性命保護,和平時期示威者焚燒自製自購的他國國旗,可以理解;但官方的國旗被人奪去,則是奇恥大辱。以日本人對禮儀的重視,斷無罷休之理;即使暫時忍耐,也是出於權宜,民眾心理必有影響,右翼份子更可大做文章。

中國民眾也許覺得在中國馬路上,有人大搖大擺開著插上日本國旗的轎車,是耀武揚威;但這只是國際慣例,因為《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訂明,使館有權在其交通工具上「使用派遣國之國旗或國徽」。

在香港開車的人都知道,掛著CC車牌的外交人員汽車享有外交豁免權,這是一種互惠互利,因為香港駐外辦事處官員也享有某程度的特權。以上《公約》同時指出,「使館交通工具免受搜查、徵用、扣押或强制執行。」執法機關尚且忌憚三分,一般人對此作出攻擊,乃至威脅使館人員人生安全,嚴重性更不待言。

所以,中國外交部雖然最近立場強硬,也不得不馬上承諾徹查。客觀上,這種民粹主義的行徑,無法為中國奪得寸土,反為日本國內右翼勢力煽風點火,適得其反;也令國際上對中國印象不好的國家,更加深了中國人的負面形象。

須知釣魚島雖然重要,但是一如南沙、西沙諸島的爭議,要放到複雜的國際政經局面去考量。從整個國家利益的大局看,和平發展始終是好事,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與整個國際社會的關係尤其重要;即使要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也得細心考慮國際社會的支持。

中日一旦正式交惡,對中國崛起耿耿於懷的美國,即使不公開支持日本,也決不會公道處置。日本雖經二十年經濟沈屙,對投資的人來說彷彿已無關重要,但是在爭取國際社會認同和形象上,實比中國更勝一籌,而且如其說是外交格局,不如說是民族性格所然。

這裡,筆者想起以前中學歷史課上,講到中日甲午戰爭,每每強調日本人如何狼子野心,中國人如何一再忍讓。甲午海戰的失敗,主要是滿清政治上的失敗,中國軍人還是非常英勇奮戰的,像北洋水師管帶鄧世昌的事跡,令人動容,是國民教育的經典教材。

只是這種臉譜化的歷史,往往忽視了很多重要的客觀事實與細節。譬如甲午海戰的第一炮,發生在朝鮮半島附近的豐島,日本人在不宣而戰的情況下,擊沈中國運兵船「高陞號」,八百官兵葬身黃海。歷史書上只是把這當作日本人陰險詭詐的又一個例子,匆匆帶過。

基於民族大義而撰寫的歷史書卻鮮有交待,「高陞號」當時乃是滿清政府向英資怡和洋行租用的商船,船長和高級船員皆是英國人,還掛著那時候在海上通行無阻、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國米字旗。

日本人的這一砲,是否等於侵犯英國主權?甚至向英國開戰?事件的結果,已經寫在歷史的牆上:中國在該次戰爭中,沒有得到任何國家的幫助,英國不但沒有就此懲罰日本,反而在幾年後和日本締結了攻守同盟,高陞號的損失,最終反而是中國政府向怡和洋行賠償了事。

當年的英國國力與地位,不下於現在的美國,日本為何有這麼大的膽略?當中決不是一兩句狼子野心、陰險詭詐就能解釋概括。我從澳籍華人女作家雪兒簡思的文章得知,日本政府在外交和英國輿論層面都下了一番研究苦功,作了大量游說工作,所依仗的,是對當時國際形勢、外交慣例,以及西方人法律的紮實瞭解和判斷,一貫日本人的深耕細作,與中國人的粗疏自大,不可同日而語,當中有值得學習的地方;甚至可以說,知己知彼,越是討厭日本的人,越須要知道其長處。

縱觀今次日本在「攔截」香港保釣漁船一事,中國人固然同仇敵愾,義憤填膺;但我們不妨從國際社會的眼光來看,那些對釣魚島歷史乃至地理位置不甚了了,遑論有任何主觀民族感情的人,看到傳媒報導,會作何想法?

日本海事人員的巧妙安排,先攔截、後捉人、再放人,客觀結果讓外國人覺得日本在該島有實際的司法管轄權;與中國的一貫形象相比,執法更來得「文明」、「克制」、甚至「和平」。日本政府對於國內也有起碼交待,又可以為加強軍備、修改和平憲法鋪路。

香港基於其獨特位置,又是歷史上中西交往的匯點,雖然沒有外交權,卻反而有對此事作出另類理性思考的優勢。闖島勇士壯舉可嘉,尤其是做實事少廢話、有功而不居的古思堯;可是事發後香港傳媒只是一面倒,以一貫流行最近甚且變本加厲的煽情方式,報導事件;某些九月參選的政治人物,也乘勢而起,雙雙逼迫現政府在此無從置喙的事情上表態,一副大義凜然的姿態,實在令人失望。在戰場外吹號角,永遠容易;民粹主義加上民族主義,也永遠有市場,可是這是否香港該扮演的角色?

≪信報9月18日≫

11 September, 2012

Legco Election Result

September 9, 2012

The biggest victor of Hong Kong's LegCo election: INTOLERANCE

The biggest losers: REASON and the last shred of our DECENCY

10 September, 2012

(以下兩文,分別登載于蘋果日報九月四日及九日號)

≪只得一個「反」字的選舉≫

打開選舉事務處寄來的候選人簡介,你會以為那是商業廣告;內容的虛浮,可以媲美這幾年脫離事實的新樓廣告,形象的誇張,有點像巴士上補習社的天王造型。
二○一二年特首與立法會同時換屆,注定是一個政治年,這種境況二十年才一遇,加上香港回歸已歷十五年,本來最利於就香港的未來發展,來個大總結、大辯論,這是民主選舉的一個重要功能。可是此次選舉的虛無化,也是回歸以來最嚴重的。
反對派的,自然是一以貫之的「反」政府;建制派的,就是「反」反對派;獨立的,就是既不同意反對派又不合於建制派的「反」政黨了。
所以縱觀各候選團隊的政綱,核心精神都是一個「反」字。這一方面是由於「行政主導」憲政設計的局限,我們的政黨永遠只能是反對黨;另一方面,也是這個地方自從三十年前開展民主化以來的政治傳統。
本來有「反」必有「正」,「反」必須有一個反對的對象或主體,所以單單是「反」,便只能作為一個客體而存在,不能成為主人。你必須有自己的一個正論。
可是這「正」論是甚麼?看不到。有人說是「守護香港」,有人說是「愛護香港」。可是那是怎麼樣的香港,卻沒人說得清楚,只是各自表述而已。
當每個候選人都在說「民主」、「自由」、「法治」、「公義」的時候,這些話已經變成空洞無物的口號。
反而娛樂圈出身的白小姐,提出了比較清楚的十點建議,可以說是對我們早已不再正兒八經的政治文化,來了一個反諷。
雖然香港眼下有醫保住房等議題亟待共識,五年後又有普選要定奪;對外面臨經濟上的邊緣化,對內受困於社會流動的僵化,可是這次無論政界還是輿論界,都沒能在選舉中對任何具體政策聚焦辯論。
各個候選人不但不能就核心議題提出紮實的建議,就連甚麼是目前的核心議題,也難有共識。結果是只能針對眼前的熱門話題──如國民教育、如拉布流會──作出零碎的批評和議論;再不然就是重複又重複近年流行的「核心價值」、「地產霸權」。
由此觀之,不論何人當選,香港未來的議會政治,既反政府,也互相反對,說是羅馬鬥獸場,不如更像泥漿摔跤,只能是個「亂」字。


≪犬儒政治的惡性循環≫

每到選舉,社會上負面新聞必多,這是民主政治的必要之惡,即使早被神化的美國開國先賢,彼此間也是免不了醜聞、造假、詆毀,不一而足。
可是,這次選舉與往常不同之處,是人們被告知,政府不再是解決問題的希望,而變成了問題的本身。過往政黨的操作模式,是告訴選民自己如何監督這個慵懶無能的政府,為民眾爭取更大的好處,解決經濟民生的問題;可現在,政黨、傳媒以至輿情的主旋律,是這個政府的存在,本身便是香港的核心問題。
造成這種轉變,可以追溯到特首選舉後期的風波。從前,董建華政府的不濟,被認為是個人能力的缺陷;曾蔭權政府缺乏認受,是制度的缺陷。但現在,梁政府甫上任即面對重重危機,是因為它被視為道德上有缺陷。
能力有虧,可以任用賢能,如依仗前朝公務員、引進商界翹楚等等。制度有虧,可以改制。道德有虧,則很難補救了。賢能者明哲保身,制度上和政策上的措施,無論用心內容如何,都不可能贏得民眾的支持。
這種方法在選舉市場學上非常管用;沒有甚麼比危機更能鼓動民眾的投票意欲。看今次選舉各路人馬一開始就打告急牌,可見一斑。
只是這種策略也有風險。一者,香港有不少中間選民,對目前的狀況憋了一口悶氣,他們雖不滿政府的施政水平,卻也厭惡反對派的「泛政治化」,我身邊便有從不關心政治的人,準備出來把票投給「反」反對派的候選人。
須知輿論是表面,選票是真章。反對派佔據了輿論的道德高地,一般人不能也不敢反抗,卻難保在票箱裏陰溝裏翻船。
尤其此次的超級區議會議席,剔除功能組別選票後,近乎全民普選,可視為測試六、四黃金比的一戰,是普選特首的前哨戰。泛民會否贏了輿論,卻輸掉選票?
其次,把眼光放長遠點,不論政黨還是選民,在選舉嘉年華過後,都必須收拾舞會後的髒亂。香港的實際問題不會因為選舉的口水戰而得到解決,梁政府也不會因為輿論而下台,這是大家必須面對的事實。
如果沒有實際的方案,而只訴之悲情的宣洩,那麼選舉過後沮喪的現實,只能換來選民犬儒的失望;失望會催生厭惡,厭惡容易轉為憤怒,結果是更多人捨棄議會而走上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