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ation of the Day

31 May, 2012

議會角色要尊重 議員身份請自重(信報財經新聞5月30日)


因為香港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城市,香港人的政治思維是以經濟效益掛帥;因為炒賣是我們經濟活動的主要內容,所以這種效益又必須是眼前的、直接的、可計算的;又因為我們在英國人治下從未做過「孖士打」(語出王光亞),所以我們的著眼點總是枝節多於大局。

最近政府限制辭職立法會議員重選,反對派以拉布抗衡,這種效益之上的思維表露無遺。一般民眾對於議員辭職參加補選,以及透過冗長辯論拖延、癱瘓立法程序,普遍反應是無聊、浪費;而政府對此種輿情也「循循善誘」,每每強調因流會而浪費了多少公帑。

但是歸根究底,議會的功能是什麼?議員的責任又是什麼?

議會政治源遠流長,不同地區實施時亦各有異同,筆者並非專家,自難妄斷。但根據對歷史並不科學遑論客觀的皮毛知識,史上著名議會對於行政機關,多數是「阻頭阻勢」。

在君主政體下,議會的設立主要是為了制約君權,而制約的主要手段在限制君主徵稅和隨意立法的權力。例如,十七世紀在
位的英王查理一世非常討厭他的國會,長達十一年都沒有召開會議,但最終為了支付對蘇格蘭的戰爭費用而被迫就範。同理,美國人在獨立前即主張,如果在倫敦的英國國會不給他們議席,就沒道理向殖民地抽稅。

無論如何,議會的功能,不可能是為了儘快地、有效率地通過君主的法案,因為君主立憲的精神不是提升行政效率,而是防範專橫、濫權。如果要效率的話,一言堂本來就最有效率;只是很有效率地去做一件錯事,結果往往是車毀人亡。

這個概念不能搞錯,否則中國人一百年前為什麼要搞諮議會呢?滿族皇室為什麼害怕立憲呢?

君主制度式微後,世襲君王由民意授權的行政首長架空甚或取代,後者產生方法不一,名稱各異,可以是總統、總理、首相等等,但是具備直接(如法國)或間接(如英國)的民意基礎是他們的共通點。可是,議會在這民主化的過程中並沒有因此給廢掉。

這很有道理。第一,人民選出的首長如缺乏制衡監督,一樣會濫權,而且由於自恃有民意基礎,胡作非為的結果往往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二,總統選舉是少數服從多數,如果經常出現百分之五十一對四十九的結果,或者有些人因為種族、宗教或階級等等原因而永遠是社會裡的少數派時,他們便很容易覺得被排斥。如何保障這些人的權益,對一個地區的長遠穩定、和諧與發展,很重要。

這些少數人是誰?可以是過去英格蘭的天主教徒、美國的黑人、目前香港的有錢人等等。中國人礙於大一統和對正統觀念的執著,數千年來都想不出一個不流血的方法,既能體現多數人意願,又能保護少數人權益;西方人經過很多不幸的試驗後,發現議會政治是其中一個方法。

第三,總統只能有一個,他的內閣成員再多,始終是他的下屬。如果是議員就不一樣,大家平起平坐,而且能夠集思廣益。強勢總統可能變成魔君,議會政治卻很少會導致獨裁。更重要的,是人數多了以後,就能透過很多機制的設計、策略的運用,起到平衡的作用。

因為議會運作雖是大多數表决,但由於政策議題眾多,便讓少數派可以在議題之間作出取捨,透過結盟和多數派討價還價,爭取生存空間,保護少數派的核心利益。有時候,當兩個多數派之間勢均力敵而不能形成多數派政府時,少數派更能扮演關鍵少數的角色,左右大局。西方議會很多不願走民粹路線的政黨,像德國的自由民主黨,便是靠此生存;目前英國聯合政府中的自由民主黨,亦是一例。

因為這種討價還價,議會政治常常給人吵吵鬧鬧、低效無能的印象;甚至某些民主理論家也對此不以為然。但是我們在追求效率的同時,又怎能忽略這種表面的無效率,對保存多元社會的作用?多元化又是否我們的核心價值?

另外,在表决某些重要議案時,可采用三分之二的超級大多數表决機制,如此可以保障少數派的權益得到充分尊重,因為他們隨時能發揮否決性影響,這在香港基本法中也能看到。美國憲法修正案,更須得到四分之三的州議會或修憲會議四分之三的超級大多數通過。在英國,代表貴族社會精英的上議院亦能透過行使否決權,變相「拖延」下議院通過的草案成為法律,最多可長達一年,試問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拉布」?

論權力和功能,香港立法會本來就不能與英、美同業相比;它既不能要求政府內閣向其負責,也沒有主動立法權。理論上,香港政府如果不是需要新撥款(如開設副司長)或新法律(如剝奪議員重選權利),可以像查理一世那樣,不用理會它,只要虛與委蛇地回應一下質詢、定期申請年度預算即可。

但是,一個議會再無能,起碼有讓少數人代表發言的權利;讓明知(永遠)無法掌握政權的少數派,還有罵上兩句的自由。這對舒緩社會矛盾,有積極的潤滑作用。

香港的自由黨,以及剛過去的選舉中的唐營工商界力量,在日後政制進一步民主化後,肯定會被邊緣化。如何繼續倡導他們相信的自由市場經濟(其實看他們近年的表現,也真搞不懂他們是不是自由經濟的信徒!),以免香港的政治步入工商界恐懼的民粹主義,便是該黨要思考的問題。但從最近的拉布戰來看,他們很明顯還不了解少數派賴以生存的方式。

很多事情說不準。今天的立法會主席運用議事規則,閹割議員的發言權,受罪的是別人;但若成為憲政慣例,人民力量的今天,會否便是自由黨的明天?即使不是兔死狐悲,又何須拍手稱慶,去之而後快?

在今次事件中,民粹思維的背後假設,是議會的責任便是「多、快、好、省」地協助和配合行政機關施政;這是錯誤的。至於不少中產人士乃至社會精英都這麼想,大概因為香港人習慣了商業模式的思維與辦事手法;可是政治不是工商管理,政治家跟企管人才也不一定是同類人。

18 May, 2012

理性的荒謬:給卡繆的信


卡繆先生:





你好!兩年前,我看了香港話劇團改編你的名作《卡利古拉》。你訴說這個惡名昭彰的古羅馬暴君,如何過著荒淫無道的生活,卻是在「以荒謬對抗荒謬」。



對於你的思想,我毫無認識。但拜託網上百科辭書的方便——這個時代罕見的偉大發明——我瞭解了一下你所創造的荒誕劇。它的定義是:「類似雜耍,包含可怖或悲劇的形象,人物處於無望境地、被迫重複無意義的舉動,對白充滿陳詞濫調、文字遊戲和廢話,情節重複出現、或荒謬的展開⋯⋯」



這定義實在妙絕,簡直為我身處的小地方——二十一世紀的香港——過去的十五年,做了一個幽默的總結。而且,目下我城還在上演這荒誕長篇的續篇——「拉布與流會」。舞臺,是本來氣氛莊嚴的立法會會議廳;主要演員,議員六十
人;配角,政府官員三、四十人,另加臨時演員百餘人。



故事的展開,是因為不斷有議員缺席而流會;議事堂上,即使出席的議員也在眾目睽睽下公然看影片、寫大字、打瞌睡、講電話。這些每個月拿十幾萬元薪資的議員們,早前還公然要求為自己加薪。



雖然是荒誕劇,但演員們為這場戲演得異常認真、無比投入,由此更顯荒誕:有人為議事規則爭辯得面紅耳赤,有人動員通宵審議法案,有人甚至煞有介事地要絕食抗議!



他們要抗議的,是另一邊廂演員的「拉布」。須知道,我們的立法會,猶如先生故國三百年前的三級議會,由少數人的代表壟斷。這批代表理性地認為,要陪著多數人的代表,審議一千多條「的的了了」的文字修訂,甚至辯論遠處非洲的蘇丹版圖⋯⋯這種「離題」討論,是對生命寶貴時間的消耗,對有限精力的浪費。



卡繆先生,你一定以為,他們在爭論的,是關乎人類前途、世界和平、國家統一、民族平等⋯⋯這些曾經困擾你身處時代的大議題;即使是不切實際的哲學討論,起碼也該涉及到人的存在意義,或者自由意志等等比較有趣的話題吧?



可是,這裡不是一九四五年的歐洲。他們爭論的,不是應否用原子彈結束世界大戰,不是通宵達旦慶祝解放巴黎,不是組織反納粹的地下運動,也不是搞反殖民主義的鬥爭。



這場戲的主題,純粹是不務正業的導演,加上缺乏題材的編劇,礙於過去敗在反對派手上的面子問題,要求剝奪辭職議員的重選資格而已!



真的嗎?就這樣嗎?人生的智慧,就萎縮到這麼芝麻綠豆的小事情上?無價的青春,就消磨在這樣無聊的爭辯上?抱歉,的確如此。



你必然要追問:除了這些修修補補,你們的制度就沒有更大的漏洞嗎?你們的政治,就沒有更高瞻遠矚、迫在眉睫的議題嗎?有的話,還提出這種無聊法案的始作俑者,不是更可笑的「離題」嗎?



沒錯!相對於議員們一個晚上的通宵開會,我們絕大多數的觀眾,已經為改變這個低效的議會機制,熬過了一場差不多長達五分一個世紀晚上的「政改拉布」!



而這個遞補機制法案通過後,會成為這「十五年政改拉布」的最新離題之作;雖然根本完全無法回應深層次矛盾,但也許會揭開下一齣荒誕劇的序幕。



更荒誕的是,與先生法國人天生的浪漫蒂克不同,我們這個城市的人恰恰又是以速度效率而自豪,從未享受太多的休閒。我們是以百分之一百的認真,幹著百分之二百的無聊事,真不知是為誰而忙?



這幾天跟議員們的表演同樣精彩的,還有負責我城高官薪酬檢討的獨立委員會。根據一系列的數據和推論,政府接納了他們的建議,下一屆局長的薪資,會有百分之八的增幅。這個獨立委員會在兩個月前,同樣建議給「拉布與流會」的演員,加薪百分之十。



我們政府和委員會沒有告訴市民的,是他們羅列的論據背後的假設。那就是:局長的收入不能輸給通脹;政府高官的表現應該比美企業行政總裁,因為當官的終極目的跟從商一樣,是為了撈錢。



像先生這種不計報酬參與政治的人,如果活在今天,是非常可笑的。但這是我城獨有的功利主義邏輯。只是真正可笑的,還在於他們眾多「基本原則及考慮」當中,獨欠官員的「政治表現」,而他們卻又偏偏把這個說成是「政治委任制度」。



我們只能盼望,下屆政府能從政治角度看問題,有勇氣斷然拒絕委員會的建議,否則便無法跟現政府的錯誤切割。



我一位朋友指出,現在大學當個兩萬月薪的研究助理,整體要求和能力都比我們的政務助理高。過去十年一般工人的薪資增長,似有若無。政府是否知道民間疾苦?



其實對於這些加薪的理由,我的朋友不能太認真考量。要不你像觀眾一笑置之,要不你乾脆上台,跟他們一道演戲;但千萬不要認真地來個邏輯分析、嚴肅論證。單單是理性批評,你已掉進了圈套;因為你看的,本來就是一齣荒誕劇!



卡繆先生,很遺憾沒能活在你那個偉大的時代。我的時空是侷促的,我們注定不可能產生偉大的政治家,只有小官吏的技術思維和斤斤計較。在這裡,主席的裁決完全符合議事規則,政府的法案嚴格按照法律步驟;臺上演員的一舉手、一投足,都完全吻合戲劇理論的要求,只是劇本本身是荒誕的。



程序理性,結果荒謬,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印記。



不過,也許以上的討論,本身也夠荒謬的:面對這個非理性的世界,又何必用理性的張力,來增加生命的沉重?太可笑了!倒不如學學你們普羅旺斯的農民,在初夏的黃昏,來一杯酒,唱一首歌,或者談談情、跳跳舞,可千萬千萬不要太認真。






07 May, 2012

司局架構可檢討 問責缺失要治本

司局架構可檢討  問責缺失要治本



從改善組織理性出發,看目前傳言中的改組方案,是無可無不可。首先,梁氏政府要把文化從民政事務局分拆出去,獨立成局。這回應了社會上很多人要求推動文化建設的呼聲;而一個專責文化的局長,肯定可以有更多時間,爭取更多資源,做好這方面工作,在架構上是符合梁氏政綱的。

但是,文人相輕,能否找到一個眾望所歸的局長,不容易;文化是意識形態的核心,政策的具體內容能否得到社會支持,也跟是否有文化局毫無關係。至於輿論界擔憂文化局會變成宣傳部,也跟組織架構沒很大關係,如果要做的話,現存架構也能完成任務,暗地去做,也會比明目張膽地做更易成功。

至於傳言中把房屋、地政、規劃併為一局,概念上符合分工理性,因為這些政策本身是有機結合的,也是市民大眾最關切的社會矛盾。把它們集中處理,可以減省政策協調的阻力,也有助釐清政治責任,免卻未來局與局之間互相推卸。

然而,有利不等於說有絕對需要,因為建議中的副司長一職,本身已可發揮協調政策的作用。世上沒有一種特定分工模式,能永遠切合所有社會需要。副司長一職,與其硬性規定統領某某局長,不如就具體工作所需而定,不失為一有用設計。


譬如,如未來政府工作重點是穩定樓價,提供可負擔的房屋,則可以副司長專責一個房屋工作協調小組,統轄原來分屬各部門的規劃、土地、運輸,兼涉福利及財政金融,因為房價影響到社會福利的多寡、政府財政及銀行體系的穩定。至於梁氏政綱中提及的優化人口政策,論牽涉之廣、影響之遠,更須高層次的統籌。

有評論擔憂副司長會架空司長,其實自實行問責制那天起,政務司長已被架空了。從前,政務司長與各局長、副局長按慣例由政務職系人士出任。人既來自同一系統、同一背景,多少有一套共同理念和語言,至少瞭解彼此脾性。他們出任局長前已共事數十載,又何須像今日在上班後才開始磨合?

我們不要忽略,問責制前的政務司長乃文官系統之首,公務員有嚴格等級觀念,加上司長對局長的考勤、陞遷,縱非一言九鼎亦有極大影響力,統籌各部門的能力自然無出其右。

問責制以後,局長、司長來自五湖四海,既無共同背景以資維繫,亦乏正式黨章加以約束;正是本非同林鳥,離任各自飛。試問這種制度,又如何促進政策協調?再者,政務官員以政府工作為終身志業,多多少少都會畢恭畢敬;問責官員多有自身本業,在政府不過工作五年,成與不成,都要籌謀退路。前者背水斷橋,後者各有打算;除非專心從政,否則何者會更一心一意,和衷共濟?

以上所說,沒有深奧理論,只是基本人性,換作你我,都是一樣。制度上缺乏合作誘因,難道最終要訴諸個人關係和善意?所謂加強統籌、溝通,豈是多開幾個督導委員會、多發幾個電郵備忘錄、或加插幾個政助副手,便能成事?過去十五年,特區政府的高層大型會議,什麽時候見少了?政策通盤思維,卻反而越見薄弱,足見文山會海,並非對症下藥。

我們今天總是說政策缺乏宏觀統籌,必須重視這人事制度的底因,不能抽空的看組織架構,泛泛而論。不去正視這根本問題,而只是在政府組織圖上,把框框條條搬來搬去,是沒有很大意義的。所以我認為不用對重組看得太認真、太執著。

即使改得其所,改組涉及的實際操作還是很多。包括修改法例及附則、更改上下級的統轄關係以及橫向的工作關係、與相關非政府機構(如各委員會、法定機構和社會團體等等)合作關係的調整,往往亦觸及公務員的輪調、個別人事關係的處理,當然還有鎖碎如辦公室搬遷以至公文信封和名片重印等行政事宜,真是不勝其煩。總而言之,絕對不是長官一聲令下,便能水到渠成;特別是涉及人數龐大、又有諸多成規的政府機關。

我曾在政府經歷了兩、三次大型內部改組;以上所言,雖囿於主觀經驗,幸亦非紙上談兵。對於改組,我整體觀感是負面的;每次都弄得人仰馬翻,對後來制定和執行政策,作用卻微乎其微。當然,梁氏政府不是董、曾政府的延續,把以往一切算到新政府頭上,也有不公,所以不妨疑中留情。

現在梁班子對改組一事,似乎已是箭在弦上。理由之一,是方便新政府七月一日上班後馬上開展工作。的確,如果新班子上任後半年還要重新分配工作,各局長要重新認識自己下屬和工作內容,重新劃分法定權力,也實在費時失事。


不過,相對於兵不知將、將不統兵的危險,更可能發生的,還是以上講的「將不知將」。這個就不是改組能夠改變。況且,改組必然會消耗政府內部很多人的時間精神,今次改組的幅度雖然小於零二、零七年,但卻適逢政府換屆的敏感時期,跟董、曾政府於連任時改組有別。

梁氏在選舉的最後階段,經歷極大爭議而登位,不能說得到廣大市民的普遍認同;因此而急於有成,可以理解。但如匆匆開局,一旦遭逢挫敗,屆時草草收場,難免更損威信,不得不慎思而行。

總而言之,改組不一定不好,但一定要清楚為何要改,要改什麼,如何去改;絕對不能為改而改,否則只能是勞民傷財的瞎折騰。更重要的,是梁氏政府和社會各界,當儘快全面檢討問責制,以配合進一步民主化的需要,著手解決決策低效的本因,而非著眼於一時形式上的改組。至於泛民諸人,與其一反到底,何不趁機提出改制的具體建議,或可跟新政府討價還價,亦對完善體制更有裨益。

(《信報》評政府改組案。二之二)

議事論事:政府改組(2012年5月3日)

http://programme.rthk.hk/rthk/tv/player_popup.php?pid=866&eid=176952&d=2012-05-03&player=media&type=archive&channel=tv&part=2

04 May, 2012

DEM BEAT文化

在香港各個大學裡頭,很流行一種叫DEM BEAT的學生文化。他的意思是一大群學生在搞活動的時候,穿著代表自己學會或學院的T-shirt,然後組成某種隊形,通常是一字排開,用腳大力踩地,或者用手配合打拍子,同時高聲叫喊口號。口號的內容因活動而異,大多數時候是呼籲其他學生參加活動,或者在比賽中為隊友打氣,又或者在學會幹事選舉中投票給某個內閣,也就是一般講的"上裝"。

我所認識不少在大學的教授或導師,對於這種文化都有點不以為然,覺得很俗氣,又或者沒有什麼思考內容。我也聽說有些從內地來港的學生,拒絕參加這種活動,因為他們覺得那種行為很幼稚。

我個人雖然不太喜歡這種活動,但認為學生有他們表達的自由,完全可以選擇活動的形式。我們不能武斷地將自己的喜好當作絕對的價值判斷,比如認為古典音樂就是高雅,流行音樂就是低俗。或者,非洲的土人來到香港的大學,會覺得這是具有香港特色的土風舞表演,就像他們的部落文化一樣,又或者美國人也會覺得這就好像美國大學裡面的拉拉隊文化一樣。

你也可以說,這種學生活動可以培養學生的合作以及團隊精神。要一齊有節奏地喊口號、拍手掌,需要練習和一定的紀律,就像士兵們的軍操一樣。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問題,反而是學生在進行活動的時候,有沒充分考慮到自己行為對他人的影響,有沒充分尊重別人的權利和自由。有一次,有二十幾個學生在大學中央圖書館一字排開,排練DEM BEAT,搞得其他學生有十幾分鐘幾乎無法進入圖書館,在圖書館的二樓都可以聽到他們在樓下的叫喊聲。坦白說,這是很不負責人也很自私的行為,完全不符合一個受過高等教育成年人的要求,更達不到大眾對未來社會棟樑的期望。

我也遇到過上課時隔壁有學上在彩排DEM BEAT,較早時更有報導指科技大學有教授投訴學生進行DEM BEAT的時候造成的噪音,影響了他的休息。這種種情況在大學裡頭其實很多,問題是大學當局或教師有沒有公開地給予學生們一些勸告或指導呢?恐怕很難。因為,香港近十年以來的教育盛行一種很畸形的商業文化,學生和家長都將自己當作是教育的消費者,而顧客永遠是對的。

同時,香港社會似乎對自由有一種誤解,往往是勇於責人、疏於責己;律己以寬,待人以嚴。容許我講一句會被人批評的說話:很多學生都喜歡指責政府的權威,早前李克強訪問港大,警方限制了學生的示威活動範圍,馬上搞到滿城風雨;但是當學生搞活動時候,又又沒想過對其他學生和公眾人士的影響呢?中文大學每年都有學生搞的千人晚宴,差不多要封鎖半個書院的範圍,對很多教職員和同學造成不便,活動的搞手對自己和他人的自由,是否採取了雙重標準呢?

事實上,要改變這種文化非常困難。我們的政府一味地要將大學生的數目搞上去,作為政績工程的炫耀。但真正塑造一個人行為的,其實是中、小學階段;不幸在中、小學裡,一樣彌漫這一種"顧客至上"的風氣,在推行所謂的直資政策以後更是變本加厲;加上所謂"怪獸家長"對孩子的過度保護,很多學生都是"吾話得",只會評人,但是就很難接受別人批評;升上大學的,更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對別人缺乏基本禮貌和尊重的,比比皆是。

如果政府高官覺得年輕人的反權威文化是一個社會問題,那麼他們應該好好反省,造成這種現象背後的教育政策和制度,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RTHK自由風自由phone)

03 May, 2012

重組所為何事 敏行毋忘慎思

要評估候任特首提出的行政機關重組方案,不妨先看看以下這個故事。 

二零零零年,前特首董建華提出,為推動創新科技發展,並鼓勵引進外資,設立創新科技署和投資推廣署,歸工商局統轄。該局原來負責的競爭政策、消費者保護以及旅遊事務,則并入經濟局。改組後的工商局中文名稱不變,英文則從「Trade and Industry Bureau」,改為「Commerce and Industry Bureau」。 

兩年後,董建華政府為了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又把工商局改組為工商及科技局。這裡的「科技」不是什麼新東西,而是來自董先生自己在一九九八年才設立的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原來,董氏上任時認為當時「資訊科技和相關的廣播及電訊事務由不同政府部門處理」,需要一個新局長來「領導和統籌所有這些部門的工作」,以「負責統籌香港整體的資訊科技發展」。沒想到這個局四年後便讓他自己廢掉。(注一)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被吞併後,變成了工商及科技局轄下的一個科,叫做「資訊科技及廣播科」,順便兼管創新科技署,一年後又改稱為現在的「通訊及科技科」。因次,工商及科技局首任局長唐英年才會處理商業電台的續牌,在特首選舉時爆出跟梁振英有關的驚人之言。 

可是到了二零零七年,曾蔭權為了彰顯他競選時的政綱,又把原來的十一局來個大改組。當中最有趣的,是把先前分割出去的旅遊、競爭政策及消費者保護,又跟工商科重歸一統,改名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理據是把相關的經濟事務綜合處理有助提升本港競爭力,云云。 

經過這麼多年改來改去,當年田長霖教授倡導的創新科技,除了坐落吐露港旁的科學園外,早已成了被海風吹散的回憶。香港的科技發展了多少?創新了幾個本土高科技品牌? 

自特區成立以來,行政機關的重組真是兩年一小變、五年一大變。以上的例子外,尚有一九九七年禽流感事件後,廢除兩個市政局和市政總署,並針對監管食物和衛生的需要,成立新的環境事務局、食物環境衛生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比較近期的,則有局、署合併,見諸教育、房屋、環保等等範疇。成效如何,難以一概而論。比如説,過往某些政策局的政策,根本就是轄下部門建議的搬字過紙,在程序上給予批准畫押而已,沒有很多實質意義上的新內容。這種情況下,局、署合併是好事,既能節省行政資源,也能加快決策流程。 

但是,也有某些重組,動機不一定那麽純潔,考慮不一定那麽理性;可能只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也可能是政治宣傳,有時候,據説更是出於個別人士的私人矛盾。 

政治人物無法解決實際問題時,往往喜歡搞走過場的形式主義,而又有什麼比重組更容易呢?換個衙門牌子,似乎就讓人有了新希望,以解一時燃眉之急。 二零零二年的重組,似乎更像是爲了把倉卒上馬的問責制合理化。至於二零零七年的重組,官方的説法,是「當局有需要⋯⋯確定現行架構能否讓第三屆特區政府處理香港面對的各項挑戰。行政長官在他的競選政綱中強調的,包括第三屆特區政府會提倡「進步發展觀」、創造就業助扶貧、提升生活質素、優化人口結構,以及推動民主發展。」(注二) 

那次重組成效如何,相信無需我多言。重點是,任何一個機構能否成功,除了組織架構外,更要看領袖是否察納雅言、用人是否唯才是舉、政策有沒實質內容、資源是否落實到位、方向能否堅持到底。否則,好像過往我們搞高科技工業,只是衝著科網股熱潮而來,又如何能有結果?美國矽谷雖然經歷科網股爆破,過去十年谷歌、蘋果和臉書卻仍能創出非凡業績,決非偶然。 

現在,人們對梁氏新政府搞重組看得那麽重要,實在不必。有意義的改組目的,可以有虛實兩方面。虛者,是為了凝聚社會上下、機構內外的共識,突出政策目標,董建華設立創新科技署,便是一例。 

但是務虛還不如務實。務實的第一種可能性,是有全新的政策或項目要推行,比如火箭升空,要搞個太空總署。美國羅斯福總統為針對大蕭條而推行新政,需要大幅加強聯邦政府對經濟調控,便得開設大量新的聯邦機構,也是順時之舉。 

現在,梁氏的「穩中求變」政綱,要帶來的社會變革,幅度和規模不可和羅斯福的新政相提並論,所以第一個可能性基本排除。 
第二個可能性,是改善現存機構的組織理性:包括分工是否合理公平;落實政策所需的權力是否適當整合,因為過度集中容易濫權,分散又難以成事;管理跨度(span of control)是否合理,以利政策協調,避免割裂問題,不一而足⋯⋯ 

什麼是違反組織理性?董氏把十一個政策局直接納入其麾下,架空政務司長和財政司長,一個人又如何直接協調、統籌如此多政策?這便是不合理。從前周一嶽一人負責衛生、食物及福利三大爭議不絕、有待改革的民生範疇,也是不公平。

注一:請參閱一九九七年施政報告第44-45段。
注二:見二零零七年五月三日政制事務局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政府總部決策局的重組安排》

(政府重組案•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