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ation of the Day

29 March, 2012

工商泛民 唇亡齒寒

“起初他們迫害共產黨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馬克思的信徒;
後來他們迫害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日耳曼人;
再後來他們迫害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牧師;
最後他們迫害到我頭上,我環顧四周,卻再也沒有人能為我說話。”

特首選戰最後一星期的腥風血雨,令原來一貫頤指氣使的大商家,忽然變成被玩弄的對象,我沒有幸災樂禍,反而添了一份同情。我想起以上這段話,出自一個德國牧師在二次大戰后的深刻反省,解釋了爲何納粹黨會在德國成功奪權,足以為世人鋻。

有論者云:爲何泛民不能在最後關頭公開支持,甚至全票轉投唐營,以壯聲勢,阻止西環的挖票?但只要看看市民對曾蔭權“款待門”的反應,便應知道大衆對過去十年官商勾結的反感。

一直以來,香港工商界視民主政治為畏途,將推進民主制度建設的政黨一律視爲民粹;在極不公平的權力分佈及市場規則下,對小市民以至中小企業的困境視若無睹。如此種種,才是造就今日局面的遠因。

唇亡齒寒,昔日唐營中人如果不是對泛民處處防範,對涉及市民福祉的政策百般阻撓,在政改問題上逆民意而行,充當西環的打手,又會否有今日的結局?而今日梁營中的工商專業界人士,又會否成爲明天的唐營?最後的勝利者,會是本地左派?還是在香港日漸冒起的中資勢力、近年在中環越來越多的海歸派,乃至這十年大量進據政、商要職的“新香港人”?

選舉最後幾天,什麽黑金、黑客、以至個別傳媒黑心的竄改事實,讓大家一時還真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真是我們認識的香港嗎?希望唐先生的眼淚不是爲了一己的遭遇,而是為了我們的不幸而流。

都說歐美民主如何混亂,可這些黑客、黑金、黑心傳媒乃至黑箱選舉的事情,要是發生在眼下美國共和黨的初選,我肯定那個候選人無地自容,鞠躬退選。這不是姓唐姓梁的問題,而是誰當選都是勝之不武。

即使這種事發生在十五年前,我也肯定社會不會如此包容。現在算是如何?隨便發個新聞稿、搞個記者招待會、道歉幾句,就算了事嗎?香港的文化水平,怎麽墮落到這地步了?

離奇的是,本市的第一領導——不論是現在的、還是將來的——竟然沒有對這一連串離譜的事情發個聲明,說半句話。要是在十五年前,起碼政務司司長是會代表政府說話的。原因大家也很清楚:因爲他們或民望低迷、或其身不正,或自己本身就是事情的得益者。走到這地步,也就不能怪傳媒及反對黨奪去了政府的領導威信。

可悲的是,香港的市民也似乎有點麻木了;畢竟,我們已經太累了。難怪所有帝國的瓦解、文明的衰落,都是漸漸的;如果把歷史的視角放遠一點,人們一直擔心的溫水煮蛙,原來早已開始了。

一位素不關心政治的朋友說,上週的事情讓她想起電影《鋼琴戰曲》中華沙的猶太人被迫害的過程:先是上街要佩戴識別種族身份的大衛之星,然後被驅逐到猶太人的專區居住,活動被限制,再被送到工地當苦工,最後便是運到集中營的毒氣室。也許因爲過程是漸進的,所以沒有反抗,直到最後波蘭華沙僅存的猶太人起義時,他們的力量已經太衰弱了。

所以很多人現在跑出來喊西環治港,恐怕短期内我們不會很明顯的看到,因爲兩制的消亡過程不會是鯨吞,而是蠶食。

但可以肯定的是,隨著香港的自主性喪失,本土的經濟力量將失去政治權力的保護,在與内地為背景的企業競爭時,將更形劣勢。近幾年我們的曾特首在内地官員面前一副局促相,已是最好的反映。由於新特首缺乏威望及認受,這種在外人面前擡不起頭的情況不會改變;雖然他可能得到中央的各種好處,但那近乎施捨而非互惠的經濟利益,必然要以政治上的高度自治償還,進一步削弱他在港人心中的威望,激化中、港矛盾,造成惡性循環。

要確立特首及其政府的領導威望,捨制度改革而無他途,對此我在過去一系列文章中已有分析。此次選舉,更突顯了一個好的制度,才能確保工商界在真正公平、公開的競爭下,減低不確定性,爭取自己合理的利益,而非一味依賴個別領導人的人脈,或者波譎雲詭、變幻莫測的中國政治。

當然,以上可能只是我一廂情願的書生之見,但如果香港的商人能有真正愛香港的胸懷,香港的政治就有機會朝著比較健康的政黨政治發展,我們應該在不久將來看到,目前以自由黨及一眾功能組別爲主的工商界政黨,會作出整合和重建。

至於北京的態度在此役後會有何轉變?下文再析。


《特首選舉回顧與前瞻之三》
(Originally published: 3月29日香港《信報財經新聞》)

27 March, 2012

特首選戰的真正贏家

誰是今次特首選舉的最大贏家?梁振英嗎?表面上是,但恐怕他日後幾年的日子也不好過。

那些唯利是圖的跳樑小丑嗎?短期的確如此,至少撈幾個委員會主席坐坐,也過癮。但他們的政治利用價值會隨時間邊際遞減,甚至是用完即棄。如果我是梁振英,必要時不妨拿幾個來開刀,以示自己是七百萬人的特首,公正不阿。這是林行止常說的「雍齒效應」的逆用。

西環嗎? 經此一役,表面上它的權力很大,可以指點江山。但是,過往北京的遙控,還能因距離產生美感,到了今天西環的裸控,只能說是效果愈來愈差,代價也愈來愈高;記得政治學者好像說過,愈是要公開使用的權力,也是力量愈少的權力。


聯盟矛盾漸次公開

我認為真正的贏家不是任何人,而是香港的政黨政治。

何解?一直以來對香港走向政黨政治懷抱疑懼的主要有兩股力量。一者,為本土的保守力量。所謂「保守」,是指他們希望保持以前英治時代、政制未開放前的利益分配模式和辦事方式,當然老闆是換了。這股力量的核心是大資本家,即以地產、金融資本為骨幹,配以外圍跟這些行業關係密切的專業界別、廣義的工商界中小企業老闆、不少高級公務員,以及他們在立法會的政治代理人。

他們的核心思想是要保持《基本法》裏面承諾不變的資本主義制度。至於什是資本主義,不同人理解會有不同:對於確保資本主義制度順暢運行的法治及某程度上的自由,也就是很多人講的核心價值,他們也是支持的;但對民主化,以及隨之而來的政黨政治即使不是抗拒也是懷疑,因為在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制度裏沒有這回事。

這種立場與其說是基於理念或哲學上的分歧,不如說是從現實出發;既然現成制度已能保障我的生意,何故要冒風險改變?畢竟風險與回報是要放在一起算的。

一位祖上曾在上海經商的前輩曾對我說:1997 年以來,維護建制不變的主要力量,是傳統左派和本地工商界之間的聯盟,是北京當局為了確保平穩過渡的需要,就像1949 年解放後初期對工商界的短暫懷柔一樣。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老一輩中央領導人(鄧、江)都跟香港工商界老一輩人物有點私交,也許也感激他們過去對改革開放的貢獻(唐英年的家族便是一例)。

這次選舉中人們經常說的建制派分裂,其實就是以上這個聯盟長期內部矛盾的公開化。以唐英年為代表的本土工商界一線力量敗陣,讓這股舊制度下的呼風喚雨者,首次在政治上嘗試到失敗的滋味。他們該認清三個事實:

一、隨中央領導的換屆,本地大家族財團掌權人的老去,以及中國經濟這十年來的日漸「自給自足」,過去他們與中央半私誼、半互利的關係已是明日黃花。

二、過去政治上的那種他們吃飯,特區政府自動以民望埋單的免費午餐,隨新政府上場會一去不返(梁氏民望如此低,找你開刀還來不及,又怎會幫你埋單?)。

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小圈子選舉不一定對他們有利。


明星效應令人麻痹

試想想,今次既然是小圈子選舉,為何梁氏的競選工程遠比唐氏成功?只要客觀分析,當知道至少在初期,這不能簡單的歸功於西環,也不能純粹歸咎於唐英年的個人能力和形象(看看豬、狼的比喻,可知只是伯仲之間、各有取捨)。論財力和明星效應,唐營均佔絕對優勢,可見這些不是關鍵,甚至是令唐營過度麻痹大意的原因,就跟從前民主黨以為靠幾個政治明星就可以勝選一樣!

我認為,撇除中央最後關頭的定案,原因有四:一、從來沒有一套政策綱領,也缺乏一套能令人信服的政治信念,或至少一套能自圓其說的政治論述,為現今香港的問題來個解說。現代政治重合理化(justification),尤其對於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

二、恕我直言,團隊中明星拱照,但有明顯階級局限性(套用大陸的一句話),尤其對這幾年來民怨的根源,認識嚴重不足。

三、真正落手落腳的參謀何在?有沒有智囊機構(不是臨時拉伕的那種)?否則如何應付突發危機?政治是專業,如果當事人都沒有足夠政治觸覺和判斷力,臨陣應變焉能不敗?不是說我做生意很在行便能自動轉賬。

四、沒有政黨配合動員。自由黨也許跟他們路線接近,但因一直以來依仗功能組別起家,沒有組織力——不要說群眾組織力,恐怕即使小圈子的組織力也是有限。

坦白說,唐營代表的利益有此一敗,很大程度是往日過分依賴功能組別選舉的自食其果;相反,梁氏一開始便是挾民意以令諸侯,反對他的人如果能客觀公正的分析,起碼在這事情上他是很成功的。


政治投資向來偏低

一直以來的政治免費午餐(看到曾特首眼下的困擾,可能也不盡然是免費的),令本土工商界長遠而公開的政治投資奇低,沒有具公信力的政策或公共事務研究機構,沒有像樣的政黨組織,也毋須專業的政治游說,頂多是找幾個公關了事。這是長期抗拒議會和政黨政治的後果,並會因2017 年選舉的進一步開放而更形突出。

筆者並非內幕人士,只是根據公開現象分析。聞說唐營中有人把失敗以陰謀論觀之,認定唐氏一開始便是陪跑。中國政治從來透明度低,對此我們不得而知,也毋須枉作猜測,但唐營背後勢力如果以此總結經驗,昧於上述的大趨勢,那他們日後的結局是可以預料的。

相信本土工商界中人,也有不少真如唐氏所言,是「真正為香港負責」、「關心香港命運」,那對今日之事,可有覺悟乎?

特首選舉回顧與前瞻.之二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27 March)

26 March, 2012

豬狼不如的選委團(Originally published: 信報3月26日)

看完在灣仔舉行但全程由西環(北京?)編導的猴子戲,終於明白中國人百年來的民主路為何如此艱辛。

一千二百名選委中,泛民主派選委早已表明,或投何俊仁,或投白票,或乾脆不領票。泛民未能團結一致,既參加自己反對的小圈子選舉,卻又中途退出,未能在保守香港核心價值上,發揮最大能量,阻止梁振英當選。不過,這只能說是策略上的分歧和錯誤。這裏不過百餘人。

至於梁營,如果是真心出於支持梁振英的政見政綱,從一開始便提名予他,歷數次醜聞而仍信任梁氏,並在旁支持到底,也該贏得人們的尊重;世事難料,即便將來歷史證明他們是錯的,也只是判斷上的錯誤。這裏,最多三百人。


「關鍵少數」捧梁上台

唐營呢?一直以來予人純粹以利益糾合的形象——不是既得利益,便是公子哥兒。然而在最後這幾天,在一片歸邊倒戈聲中,仍有數個響噹噹的人物在公開場合和報章廣告中,堅定不移地挺唐。當然,不排除他們是收到另類聖旨,或是北京派系鬥爭造成的混亂,或是為了營造真選舉的假競爭。但如果他們真的是出於對唐氏的支持,則不論他們的政治理念如何貧乏,我們如何反對地產霸權,也總算有點骨氣——雖沒有遠大的政治理想,卻起碼有對朋友的忠誠和義氣。這裏,即使計上白票,也不過三百餘人。

餘下的三、四百人呢?他們才是今番把梁先生捧上特首寶座的「關鍵少數」。當中有多少人是真正基於獨立判斷而作出選擇?還是在選前猶豫觀望,一旦看準風向便看風轉舵?或臨陣跳船,然後以民望為自己的懦弱開脫?

由於是次選舉如此混亂,候選人誠信如此不濟,流選再選本來是很自然的事。他們當中有些人雖口口聲聲說要看民意,但卻又無視二十多萬港人排隊表達的清晰民意——就是對兩位欽點候選人和整個制度的不滿。


悉數投降比豬怕死

看著他們當中某些人在會展爭和受到中聯辦祝福的候選人熱切握手,實在令人反感。可惜的是,偏偏這種人在中國人社會裏多得很。以下,我節錄一段蔡東藩的《民國史演義》,描述的是1916 年袁世凱準備稱帝時,他的親信偽造報紙(那不是像《成報》竄改一兩句,而是整份報紙都是假的),又鼓動保守力量,組織所謂公民請願團,逼議員投票改變國體,恢復帝制。由於恍如今日,容我全文照錄:

“到了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九時,參政院中,召集全國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申決國體投票。各參政員全體到齊,只有黎元洪請假未到,院外大排軍警,看似歡迎代表,實是監督代表。那一千九百九十三人,曉得什麼玄妙,一個個魚貫而入。到了會場,但見中間擁兩個大匭,左匭上貼君憲兩字,右匭上貼共和兩字,當有一班招待人員,與各代表附耳密談。各代表均唯唯從命,大家領票照書,均向左匭投入,至開匭驗票,左匭中一紙不少,足足有一千九百九十三票,統是贊成君憲。右匭中當然不必開驗,便照例宣布:大眾呼了三聲「帝國萬歲」……”

這當然是公然的以軍警逼迫表態,是我國一百年前民智未開、共和初建、軍閥獨裁時的光景。可是想不到在二十一世紀的香港,沒有軍警招待,也沒有人在他們頭上架槍,他們卻讓自己和香港的民意任由強姦宰割,那豈不是比豬還怕死嗎?既然有不記名投票和法治的保障,他們大可陽奉陰違,說一套做一套,可是卻出人意料地在第一輪投票便悉數投降,那不是比豬更笨嗎?


所謂精英原是雞蛋

他們為一己之利而出賣香港的高度自治,甚至是自己的朋友,那不是比狼更可怕嗎?他們這些人,說是生活在高度西化的現代金融城市,但不是連北洋軍閥治下、剛剛剪辮子的前清遺老也不如嗎?難怪以前詹德隆說,香港的精英不是黃皮白肉的香蕉,而是白皮黃心的雞蛋!

其實,我也說錯了——只要看過姜戎《狼圖騰》的朋友都知道,狼是很美麗的動物。狼獵食時,極有團隊精神,對同伴忠心,而且最重要的是,狼斷難為人馴服,就像書中主角的小狼一樣,寧願餓死也要掙脫枷鎖,追求自由。比之我等普羅大,選委都是有地位的人,早已不用為五斗米而折腰;他們爭奪政治分贓時有十足的狼相,但肯定沒有丁點兒狼的傲骨,把他們比喻為狼,是污衊了狼。

所以不要說是中央操控——其實中央從來沒有操控,是他們自己的奴性在操控。都說不記名投票能保障選舉的公正——西方的民主理論果然不合中國國情,因為即使文明如香港,我們還是擺脫不了奴性;有奴性,則什制度保障也不管用。論成就,他們是香港養育的精英,評品性,委實卻可憐得像奴隸;靠這種奴民領導我們的發展,我們還能指望什麼?

以下僅以一首打油詩與讀者分享:

唐第門前燕
飛來又飛去
獨樑尚築巢
但看北風吹
(一班無投票權的小市民打油詩)

[特首選舉回顧與前瞻.之一]

24 March, 2012

選前的最後演説(如果我是唐唐……)

 
 
先前的中文版如下:

香港人!我的兄弟!!
... 係你地眼中,我看到曾經令我內心同樣戰慄的恐懼。
或者有一日,我地會喪失勇氣,
會背棄我地的原則,
會出賣我地的朋友,
但絕對不會是今日。
或者終有一刻,我地的文明會倒下,
豺狼的嚎叫,會令我們卻步,不能夠再捍衛這個城市,
但絕不是今日!
今日,我地要堅持到底!!
因為我的缺失,我不再懇求你地對我個人的支持,
但是,為了我們寶貴的核心價值,為了下一代仍能享受我地珍惜的自由生活,
香港人!我懇求你地站出來,企硬,投下神聖的一票!

《魔戒大結局》之最後一戰



看到成報的醜陋行徑,真係覺得已經到左文明社會的底線。是可忍,孰不可忍?

如果甘都得,日後報紙好快都變成人民日報,除左日期外全部野都係作假,你估個d中資股、國企股的報道,仲可吳可信?香港仲可吳可能係金融中心?
...
家下香港係咪已經到左核心價值最後一戰?好似《魔戒》裏頭d人為左得到權力的指環,什麼事情都做得出?

尼幾日的發展,好似《魔戒》裏頭最後一戰中,魔君索倫的城門打開,終于讓人看到一直藏匿在後面的黑勢力如何蜂擁而出!

好可惜香港人可能發現得太遲,仲未黎得及擦亮眼睛,集結力量,民調也未能反映。

更可惜唐唐沒有Aragorn的勇氣,否則明天不妨可以向距d選委部隊發表最後演說,內容幾乎可以照抄戲裏面個幾句:

Hold your ground! Hold your ground!

Sons of Hong Kong, my brothers!

I see in your eyes the same fear that would take the heart of me.

A day may come when the courage of men fails,

when we forsake our friends

and break all bonds of fellowship,

but it is NOT this day.

An hour of wolves and shattered shields,

when the age of men comes crashing down,

but it is NOT this day!

This day we fight!!

By all that you hold dear on our good City and our Values,

I bid you stand, Men of Hong Kong!!!
 

23 March, 2012

特首大戰III之黑帝君臨

香港這場戲真的越演越爛。台前的演員實在太差勁,搞到一直匿在背後的導演終于要出手,跳出來自導自演。現在更令人不倫不類地想起星球大戰中共和國覆滅前的一幕。成個宇宙立立亂,那個Palpatine國會議長扮曬正義為民請命,點知後來先知原來拒先係動亂的幕後黑手,準備謀朝篡位。一旦得勢馬上玩川劇變臉,清剿共和國核心價值守護者Jedi武士,迎接帝制新時代!各位,劇情係咪有D似?查實世上謀朝篡位的模式多數都係甘上下!今日信報收到一班高級公務員的信,對未來深表憂慮,可能就係驚自己他朝像Jedi Council個班Jedi Masters,被人逐一剷除。甘又難怪,Palpatine變臉前吳係對班Jedi Masters講道要靠曬距地維護共和?距係國會同鏡頭前演說吳係好大義凜然?

21 March, 2012

i-cable forum: 行政長官候選人見選委

Chief Executive Debate 2nd Round...

香港人 醒一醒

歷次民調中一個想不通的問題是:香港人既然反對小圈子選舉,又為何要把票投給梁振英?如果諸位認同問題是出於制度,則應該支持何俊仁才對。可是歷來支持何和投白票的,加起來才勉強等於梁的支持度。

平情而論,梁的政綱肯定寫的比唐好,尤其是他的強項土地政策,甚有可取;可是在觸及制度核心時,兩人同樣含糊其辭。辯才和溝通能力固然重要,但領導能力的極致,是能否在關鍵問題上,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作出艱難決定。這正是過去董、曾兩人所缺乏的,在唐、梁身上同樣欠奉。

領導要聽意見,但不代表他自己沒想法。如果在政改等大問題上只是持「開放態度」(唐語)、「廣泛討論,凝聚共識」(梁語),那找個秘書作記錄便可,又何煩選特首?

星期五特首論壇後認為梁氏表現較優的仍佔多數,就更令人困惑。其實梁、何兩人只能說是叮噹馬頭。何氏整場針對攻擊目前制度的缺陷,完全達到當初參選的目的。梁一貫辯才無礙,抓住唐早前失言導致港滙波動,掌握香港金融中產的憂慮。

然而,好辯者若無立場則近乎狡猾:即使就取消功能組別這一簡單問題,梁也是顧左右而言他,實在深失人望。
不少年輕人對梁還抱希望,歸根究柢是出於對現狀不滿,而非對梁氏本人熟悉。聽過羅康瑞在商業電台大撐梁氏後,令人擔憂由梁執政,可能只是從寡頭壟斷,變成利益均沾。

也許我們一廂情願地以為,民調的結果真會左右選情;既然何連回鄉證都沒有,而唐當選前途黯淡,那就不如給梁試試。早前溫家寶總理表示,一定能夠選出「一個為多數港人所擁護的特區行政長官」。我們便以為北京已敲定梁氏出任,因為大家內心覺得,北京所謂的「多數人」,就是我們的「多數人」。真的嗎?

果如是,內地為何總是把歷次政治運動中不滿現狀的群眾,說成是「極少數人」?反對的,真的都是一小撮嗎?

果如是,過去香港多次的所謂政改報告書,都受到強大民意反對,為何北京都說是得到社會共識?

果如是,董、曾兩位特首的民望長期低迷,北京又如何把他們說成是得到大部份港人認同?

可見,在這「多數人」一事上,京、港存有巨大落差。我們以為有多數人支持就有民望,而量度民望就是看民調。這個商業城市習慣了用數字來理解世界,民調就像恒生指數,民望上升就是牛市。政治邏輯是這樣嗎?

溫總的話,與其說是表態,倒更像官方用語中冠冕堂皇的套話。我這樣說並無貶義,這在每個國家都是如此。就像美國總統會說美國是世界和平的捍衞者、自由世界的堡壘。

其實只要我們拋棄「身在廬山中」的心態,以局外人(事實上除了一千二百個選委外,我們哪個不是局外人?)平常心看待,總理的話,是放諸四海之選舉而皆準。普京選上了,難道會說票是買回來的嗎?

明乎此,我們不必過度認真看待民調,甚至這個「選舉」,而可用民調表達我們對未來願景的真正想法。


(Apple Daily, 20 March 2012)

17 March, 2012

二百年後的「君子之爭」(下)



跟香港現在一樣,十八世紀的美國政黨政治還在萌芽階段,沒有正式黨規,派系分界模糊。不過,當時的美國人還是比較直接,不會像曾特首說「招待他的只是普通朋友」,而會說: 「他是漢密爾頓先生一個特別的朋友」,這就等於承認大家政治上所見略同
 
反對聯邦黨人的各方人士以這形式慢慢形成一個叫民主共和黨的政團,也就是今天美國兩大黨的祖先,領導人物是著名的湯瑪斯.傑佛遜,他是《獨立宣言》的起草人,也是美國首任國務卿。

君子相爭不棄原則

民主共和黨人在漢密爾頓的大本營紐約州,支持他的政敵克林頓(跟現在的克林頓沒有關係)出任州長。伯爾原來支持漢密爾頓,但在克林頓選出後卻接受後者委任,出任總檢察長,兩人由此生隙。1800 年總統大選,民主共和黨推舉傑佛遜和伯爾,挑戰以約翰.亞當斯為首的聯邦黨。

當時美國憲法跟現在不同,政黨不會預先決定正、副總統候選人,而是由得票最高的兩位總統候選人分別出任正、副總統。在第一輪投票後,亞當斯遭踢出局,但傑佛遜和伯爾這兩位來自同一黨派的候選人,所得的選舉人票數竟然相等!眾議院隨即依法嘗試在兩人中選出一人,但經過十九輪投票後仍無大多數共識,一時間令這個新國家陷入憲政僵局。

在這關鍵時刻,漢密爾頓作了驚人之舉。他寫信給聯邦黨議員,公開支持他自己的政敵傑佛遜,因為在他看來,傑佛遜的政見(反對中央集權、外交上親法、代表普羅大眾和南方小農)雖跟他自己南轅北轍,但到底是一個理念清晰而且「吾道一以貫之」的人物;而伯爾卻是一個看不清、猜不透的政治投機分子,精於計算、工於心計卻立場飄忽,只要誰給好處就支持誰。結果最終部分聯邦黨人倒向傑佛遜,令他成為美國第三位總統,伯爾只能做副總統。

漢密爾頓在私下場合毫不避諱自己對伯爾的批評,甚至形容對方人格可鄙(despicable),這在當時對一個君子來說是奇恥大辱。1804 年,傑佛遜將連任總統,紐約州的聯邦黨人密謀脫離美國獨立,伯爾為競選州長而對陰謀不置可否,當時已無公職的漢密爾頓知情後,寫信給他的黨友,痛斥這種背叛聯邦的行為會讓獨立戰爭的犧牲變得白費。

伯爾認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受阻是漢密爾頓多年中傷的結果,因此要求對方公開道歉,否則便以君子決鬥解決。漢密爾頓拒絕道歉,因為此舉等於對自己多年言行的背叛,也愧對支持自己政治立場的盟友,因此遂有7 11 日兩人的最後「會面」。

順帶一提的趣事是,漢密爾頓也有他的「感情缺失」。1791 年,三十四歲的財政部長在回家途中碰上一位已為人母、叫瑪麗亞.蕾諾的女子(那時候的人早婚,瑪麗亞也只是花樣年華的二十來歲)。瑪麗亞表示自己遭丈夫遺棄,希望漢密爾頓能資助送她到紐約的老家,性情中人的財長出於紳士風度而答應了。根據他後來的自述,他當天晚上把錢親自送到瑪麗亞手上,但雙方的交談迅速地表明, 「超越金錢的安慰(pecuniary consolation)是可以接受的」。

人民利益置於首位

吊詭的是,女方的丈夫其實根本沒有休妻,而且對他老婆的出軌行為完全掌握,並以此勒索漢密爾頓,要求這位財長運用權力,包庇他從事的非法投機活動。漢密爾頓拒絕,事件不久曝光,但與我們的唐唐有點不同的是,他不但沒有迴避,反而自己出版了一份小冊子,交代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並為此道歉。

以當時美國的清教徒道德標準來看,他的坦率接近驚世駭俗,震撼朝野,令他最終引咎辭職。這美國第一宗政治性醜聞模式,似乎在此後兩百年不斷重複,直到今天。

敍述兩百年前的人事,一方面讓人看到政治從來就是很複雜、很髒的事(李敖說是世上最髒的兩樣東西之一;另一樣是什麼?為了典雅,這裏不便言明),美國的立國精神在當時的西方世界是非常先進的,至少歐洲國家還在君主專制之下,她的立國先驅不論在能力和操守上也是很優秀的人物,但仍然無法避免政治的黑暗面。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這些人無論互相抹黑也好,中傷也好,至少還有更偉大的東西在背後支撐著;那是什麼?就是對基本國家福祉(捍衛聯邦的完整)、核心價值(自由精神)、個人政治信念等原則的堅持。

我認為這基本上就是政治家和一般從政者乃至政客、政棍的最大區別。能否在關鍵時刻團結國家,把公眾利益置於個人榮辱、個人好惡以至個人恩怨之上,或起碼是忠於自己公開的信念,是一個很重要的測試。

漢密爾頓和傑佛遜是長期惡鬥、政治立場相左的敵人,恩怨極多,上面提到的婚外情便是由傑佛遜一手踢爆,但傑佛遜也曾經為了維護聯邦的統一而支持財長的國債方案,漢密爾頓後來也沒有受私怨左右,反而支持傑佛遜出任總統,可見他們之間的鬥爭更多是政見之爭,並非完全是個人權力之爭。

可以說,政見之爭才是真正的「君子之爭」,而且這不單單是兩人之間的事,而是代表了一個時代,因為政治人物是人民的代言人,代表了人民對理想生活的不同想法。相反,如果完全沒有政治原則,而純為個人前途計算則不可原諒,這是何故漢密爾頓對伯爾深惡痛絕的原因。後來伯爾逃往美國西部,與宿敵英國人勾結,被美國控以叛國罪,可見漢密爾頓是有先見之明。

特首之爭未見君子

回頭看二百年後的香港,在諸多反對民主化的論據中,一種常見的詰難便是:民主政治不也很骯髒嗎?不也是充滿各式各樣的醜聞嗎?令人詫異的是,這些論調往往出於留學美國的社會精英。

人無完人,政治家跟普通人一樣,也是偉大與醜陋並存;民主政治從來便沒有假設完人領袖,否則讓完人來當終身總統就好了。

我們不妨反問:難道小圈子政治便會乾淨一點?容易操控的小圈子選舉就能杜絕醜聞嗎?相信看過此次特首選舉的人,只要從理智出發,都會知道那是什麼一回事。

不是民主選舉讓人變得醜陋,而是人性的醜陋面讓民主選舉和監督變得必須。這個邏輯不能搞錯。

事實上,香港的特首選舉所以淪落至此,正正因為這是一個小圈子的遊戲,既然只是少數人利益的鬥獸場,還用講什麼施政理念?談什麼治港理想、政策原則?在這種制度下,梁振英還天天講「君子」之爭,不是緣木求魚又是什麼?


後記:漢密爾頓晚年似乎也對自己從政以來的某些言行有所愧疚,他在決鬥前一晚給妻子留下訣別書,明言出於宗教原因,決鬥時不會向伯爾瞄準開槍。後世有論者認為,當天的第一槍是漢密爾頓朝樹林頂打出,伯爾本能反應回了一槍,卻沒想到打中對方要害!


(原載3月16日信報評論版)

二百年前的君子之爭(上)




政治有沒有道德可言?

從政者的私德和公德能(/該)否分開?

政治家跟政客有何分別?

讓我們看看現代選舉政治及一切相關醜聞的鼻祖——美國——兩百年前的故事。





1804711日清晨,美國才建國二十八年,獨立紀念日剛過去一星期。



一葉輕舟從今天的華爾街附近蕩出,向西划過哈德遜河,在新澤西州一個叫Weehauken的地方登岸。船上躍出三名男子,當中一位個子不高但輪廓分明,赤褐色頭髮,看上去正值壯年,深藍色的瞳孔散發著英氣。和他一齊的是他的好友和醫生。他們七點鐘來到那裏,是要赴一場獨特的約會



一行人穿過樹林,來到一塊只有十公尺寬的石地,發現他們的約會對象已經到了。爲首的梳一頭整齊的黑髮,穿著華麗的絲織及膝外套,深褐色的雙目如鷹眼一樣銳利,雖然新國家的憲法禁止美國公民接受貴族的封號,這男子卻一幅貴族般的高傲。他也帶了同伴和隨從來。



雙方的夥伴在短暫交談後,紅髮和黑髮男子分別走到彼此相隔十步的距離。雖然他們認識已有三十餘年,而且曾在剛過去的獨立戰爭中,對他們的共同敵人英國人並肩作戰,但今天的約會他們再沒有向對方說過一句話。



幾分鐘后,有人喊了一聲:“Present”,然後便是劃破寧謐清晨的兩響槍聲。紅髮男子應聲倒地,他的醫生趕上前,發現子彈已打穿了他右胸的橫膈膜;而穿絲質外套的黑髮男子一臉詫異,雖然他要求與給他打傷的人交談,但在場同伴強行把他護送回曼哈頓。翌日,紅髮男子因傷勢嚴重在紐約辭世。他的對手頓成兇手逃離紐約,一直逃到南方的喬治亞洲。



以上便是美國歷史上最轟動的一場政治決鬥,辭世的是頂頂大名、曾出任華盛頓總統内閣首任財長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他的肖像今天還印在十元美金的紙幣上;而“兇手”也絕非等閒之輩,正是當時的美國副總統阿龍伯爾。



到底這兩個響當當的人物爲何要走到這一步?他們之間有何私冤公仇?至今還是議論紛紛。十九世紀私下決鬥在很多地方被視爲中世紀的野蠻行爲,在美國至少是紐約州是非法的(所以兩人才要划船到新澤西州去),堂堂一國副總統和前財長竟然知法犯法,干出這種好像只是中學生的行爲,在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



不過,決鬥仍被某些人視爲當君子之間有解決不了、或被對方不可原諒的行爲冒犯,而對方又拒絕道歉時一種捍衛個人或家族尊嚴的高尚行徑。畢竟,一個人能以生命作賭注,為自己的榮耀、信念(當然也可能是女人)而冒生命危險,根據一套光明磊落的格鬥規則(明刀明槍、由雙方各自好友做公證)拼死一搏,雖然鬥爭也只是在一個十來尺的“小圈子”裏,卻也不失英雄氣,可說是真正的“君子之爭”。至少,他兩個並非只躲在背後發功、或放冷箭、或犧牲別人、或栽贓嫁禍、或黑箱作業、或奉承某某意旨卑躬屈膝,端的有男子氣概!(本文決無影射,切勿對號入座!)



言歸正傳,伯爾與漢密爾頓交惡,可以追溯到1787年美國憲法通過以後。就像所有的革命戰爭那樣,打贏敵人的那天開始,同志們之間的矛盾便開始尖銳了。我們的基本法一樣,美國的立國精英對他們的新憲法也有很不同的看法。



雖然新憲法嘗試在保持原有十三個州自主權的基礎上,建立比較強大的聯邦政府,但何謂足夠權力卻衆説紛紜;有人覺得聯邦政府的權要盡量大一點,新國家才能生存下去,但也有些人覺得十三州才是美利堅合衆國的母親,要保住各州自治,聯邦權力太大就會侵犯到各州人民的自由,而自由正正是美國的核心價值,也是整個獨立戰爭追求的理想。今天香港有些人覺得基本法是一國大於兩制、要跟内地融合我們的經濟才能發展下去,也有人覺得不能為一國而犧牲兩制和香港的核心精神,因爲那才是我們成功、香港所以是為香港的原因,幾乎和兩百年前美國有異曲同工之處!



而且,這爭論還涉及到各州和各集團利益板塊(容我借練乙錚先生的話)的分配,就像今天我們對基本法的爭論,也涉及到很多很多既得利益集團瓜分地盤一樣,不同的當然是美國兩百年前的制度,縱有蓄奴,合資格的選民都要比今天香港多很多。



那時美國的兩黨制還在雛形,聯邦黨人比較代表北方各州的利益,重視對外貿易,強化中央財政,鼓勵工商發展,那就需要比較強大的聯邦政府。代表南方農業州分的是民主共和黨,主張留更大權力給各州。



漢密爾頓是聯邦黨的代表人物,他出任財長後,搞了美國的第一個國家銀行(就叫美國銀行,在賓夕凡尼亞州),同時宣佈各州在獨立戰爭時欠下的債務全部國有化(超逾兩千萬美元,當時是天文數字),發行支付利息的債還債。美國有今天的國債問題,可說自漢密爾頓始。他的良好原意是希望藉此增強投資者對新國家公共財政的信心,更放膽投資經濟商業活動。可是如此卻大大惹怒了南部州分,因爲他們在戰爭結束後節衣縮食(即我們所謂的財政緊縮政策),已清繳了部分債務,現在你搞個中央銀行聯邦債券,豈不是要我們幫北佬還債?可憐這美國國家銀行只有二十年的壽命,當漢密爾頓的政敵主政後便讓它關門大吉了。所以今天很多人不知道它才是美國聯邦儲備局的祖先。



(原載信報3月14日評論版) 

09 March, 2012

My Reply to the Chief Executive

(Note: On the request of an English-speaking ex-official, I've translated my earlier letter to Donald Tsang, painstakingly, into English. It's less satisfactory than what I want but enough to convey the message. Feel free to disseminate amongst any non-Chinese speaking Hongkongers.)


Sir,


Having seen what Your Excellency has said and done recently and in particular your letter to the civil service dated 28th February, one cannot help ruminating on all the deplorable things we went through these years. I wish to reply to you as a former civil servant.

I recall that during the 1998 Asian financial turmoil, you invited a group of young Administrative Officers to your residence as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at Shouson Hill. You were proud of AOs and, much the same as you criticized those “second-rate analysts” before camera, you held a rather condescending view on those people working outside the government. I had much reservation on your view then, except on one point: that all interest groups in the community were fighting for their own vested interests, whereas AOs and the civil service at large, being unbiased and disinterested, could act as the neutral arbiters of competing interests.

To be seen as fair, one must stay well clear of suspicion. Unfortunately, you have not kept your own faith. As the Chief Executive, you should well know the lack of legitimacy of your governing team and should rather err on the safe side if in doubt.

“Civil servants must avoid any lavish, unreasonably generous or frequent entertainment that may lead to embarrassment in performing official duties or bring the Civil Service into disrepute.” We have been taught these sacrosanct rules of the Civil Service Regulations on the first day of our appointments. Your Excellency has been praised by Mr. Chris Patten as a consummate civil servant; given your seniority it is unimaginable that you could be unaware of these. Would any reasonable man believe that you, at such pinnacle of authority and with such wide span of power, could have no official dealings whatsoever with those who entertained you?

Owing to the ridiculous system of Hong Kong, you have to kneel before Beijing’s mandarins and are often unreasonably assailed at home, until your will is eroded, your energy spent, and your popularity consumed. Frankly, what you have got is the least enviable job on earth. This I understand.
You have indeed passed the minimum wage law during your term of office. And the much overdue competition law is also about to become reality. Notwithstanding its many defects, this is still progress.

But what has become of Hong Kong all these years? You alleged in the press statement that as the CE, you “had to get a full picture of what was happening in the community” and hence the need to maintain “contact with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fact, you do not understand the life of 99% of Hong Kong people - nay, not only you but your entire governing team, so called.

For you are escorted by the rich and powerful wherever you go. Your commissions and committees are inundated with like-minded friends and second-generation dandies. You read only newspaper cuttings well filtered, and bureaucratic papers amended and tailored to the palate of senior management. Your political shows at districts are all about fretting and strutting through well-dressed windows. The balls and parties you attend are filled with pleasant tones and lukewarm syllables, harmless but meaningless speeches. Have you ever noticed the soles of your top officials' leather shoes? They are hardly worn out because they step on only limousines and red carpets. Have you ever noticed the collars of your shirts? They are barely stained by sweat because you only sit in well air-conditioned conference room.

Since you are the yes-man even in front of provincial level Mainland officials, what could have your subordinates done? What more could we expect? After seven years of your reign, we couldn’t even hold our heads high in our own city. Our gini coefficient measuring rich-poor divide almost ranks the world’s highest. The humiliating “sub-divided units” for ordinary folks cannot even measure up to pets’ dwelling in tycoons’ penthouse. Those living on speculation make it bigger and bigger and those down-to-earth hard-working people – be they running a cha chaan teng or high-tech start-up - can barely see any future.

Faced with such grievance or indeed indignation, Your Excellency’s administration is only left with the broken device of conferring small favours year after year, which only serves to destroy our traditional work ethics. On the one hand, your team sings aloud to the tune of “Under the Lion Rock”; but in fact you are destroying this very legend with your own hands. We never not beg for alms; we only ask for a place under the sun.

You wrote to the SCMP when your scandalous dealing was exposed, excusing yourself that under current rules political appointees could seek your approval when in doubt, whereas there’s no authority you could naturally turn to. I’m not sure whether you, as a manifested Catholic, have asked God's permission. But I’m sure Your Excellency knows well the spirit of our system: as the head of the executive arm, you would be checked and sanctioned by the legislature.

Now Hong Kong is left in misery. For your sake, we might have the first test case of presidential impeachment just like so many fragile Latin-American democracies. For otherwise there would be no recourse to justice. It would not be possible to appease those who have fallen, stepped down or been sentenced for just a few minor blots on their character. And it would be ridiculous in future to enforce permissions granted by the CE under the 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 with regard to the kind of advantages that may be accepted by public servants, including those which Your Excellency has liberally taken on your voyages.

But to press ahead on impeachment would put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in great embarrassment. For your sake, Your Excellency, the SAR that has been born for only fifteen years and yet void of a good political convention, would have to face a constitutional crisis and have its executive authority seriously disdained.
You, with your usual adroitness in crisis management, endeavoured to drag more people into the quagmire. You sought refuge in our well-regarded retired Chief Justice; and with a sudden twist, proclaimed that the existing procedures and mechanism – which all along have been working well according to the usual lines-to-take of your administration – deserve a fundamental and thorough scrutiny. Your intention is nothing short of blurring the focus and diverting our attention with endless committee enquiries and paperwork. In fact, what is in need of thorough scrutiny is neither the mechanism nor the procedure, but the conscience of this society.

You are fond of parroting mainland’s official parlance. The best description for our current situation is the comment by Premier Wen Jiabao on “Moral Landslip” or our moral decline. As our ancestors said, those stealing hooks are hanged; those stealing nations are crowned. Your administration turns a blind eye to the monopoly of the property tycoons, whilst taking a tough hand on small peddlers and street hawkers selling egg waffles or polishing shoes, or indeed, any Hongkonger who is proud not to live on the dole that you use to bribe us into supporting your failed administration.

While most of us have to work like slaves for only a few square feet in order to live with basic decency, those in your cabinet – those who have already gleaned the last scraps of housing benefits funded by taxpayers – are knowingly, unlawfully and stealthily constructing their own Versailles. Obviously, you could not rein in such improprieties – to put it mildly - owing to your own implication. However skilful you are in acquitting yourselves by exploiting the smallest loopholes in our law books, it is undeniable that Hong Kong is close to the tipping point where the “poor has no place to stick an awl”, as our ancestors put it.

Of course, all of your corrupt behaviours are technically lawful, for you people know the law and regulations. You people could still brandish your sophistry at the debating chamber, fudge the issues or even overturn the truth. You people are masters of words and experts in bending the rules, and like those property developers, “lick to the last drop of gravy”. However, the authority and morality of you and your team are both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Could any reasonable man not cast doubts on what you people have done?

Finally, I hope that the ICAC would save itself the trouble of that vain investigation. What good can be done with a Commissioner appointed by Your Excellency? I sincerely hope that this institution – the pride of Hong Kong and possibly the last bulwark between us and the mainland – would not have its reputation, hard earned on forty years of toils, sunk for the sake of a single person’s unspeakable petty advantages.

I have wished to express my views on Your Excellency’s governance of Hong Kong in a tone as moderate and courteous as possible. I am sorry I simply couldn’t do that once I recall all that’s happened and the darkness that lies ahead of us.


Yours faithfully,
Lik-king Shiu

05 March, 2012

冷漠《傷心城市》——我為曾特首點的一首歌

行政長官:


上次發公開信給    閣下後,你三月一日在立法會的演出,我現場看了。從前是作爲公務員走公務通道去開會;那天以公眾身份,繞過示威區的重重鐵馬,走到公眾人士進口,排隊通過層層關卡和機場級的“安檢”,再登上那只能從麥克風裏才能聽到    閣下“現場”發言的觀眾席,令我頓然明白,你們和我們之間,原來存在著世上最遙遠的距離。這比任何教科書上的理論,更形象的描述了,什麼是“權力”。能在籬笆的另一邊看風景,也讓我明白了,為何這十五年來,你們和我們是越走越遠。

表面上,你們很安全。你們被門禁森嚴的大樓保護著,其實你們只是孤島上的囚徒。你還記得九七年特區剛成立時的政府總部嗎?那時四周還沒有鐵欄柵,市民還可以自由的走到七樓的平民餐廳用餐。當然,按照    閣下的邏輯,加強“安保”不是因為政府變得封閉了,而是因為市民變得野蠻了;就像那天你大言不慚地辯稱,不是你做錯了,而是“時代轉變”了,“公眾期望跟著改變”了,“要求更高” 了 。

你的眼淚也許觸動了人們的同情,但卻沒法洗淨你的錯誤;事實上,在你近兩千字的發言裏,找不到一個“錯”字,而這不恰恰就是    閣下最大的錯誤?

你宣佈放棄租住深圳的豪宅,這算是把事件還原,就當作什麼都沒發生過?按照    閣下的和稀泥邏輯,虧空公款的小職員把錢放囘原處,是否就能避開法律的制裁?

你表示,為添了我們的憂慮、動搖了我們的信心而致歉,其實你真要道歉的,是    閣下敗壞了公共服務的傳統,顛倒了是非邏輯的觀念。

記得十四年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女士,在新機場開幕一事上,尚且出席了立法會按照權力及特權法成立的委員會。你現在位置比你的老上司尤有過之,所涉及的是更核心的核心價值問題。現在,立法會竟然否決了引用權力及特權法來查你,只是虛與委蛇地推給廉政公署。任誰都知道,當今廉政專員昔日在政府還不過是你的“部下的部下”。你們企圖讓時間沖淡一切,半年後以普通人看不懂的調查報告,像這幾天罩著維多利亞港的濃霧一樣,把真相蒙住。

    閣下在立法會的盟友的投票,足見他們缺乏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識,忘記了自己的本分就是要監督和制衡行政機關的濫權。這,不正正反證了你們之間存在的攻守同盟?

還有    閣下衆多很“普通”的富豪朋友,仍在顧左右而言它,苦心地轉移視線,甚至把公眾義正詞嚴的撻伐,污衊成文革式的批鬥。這,不正正就是你們之間利益輸送的佐證?

你們真是一群沒有打著政黨旗號,沒有政黨執政理念,卻十足具備結黨營私功能的“朋黨”。所謂的“黨而不群”,不就是你們?香港不就敗在你們這種人手上?

你剛上臺時自詡為政治家,你在議會内奢談孔子和亞理士多德的政治倫理,果如是,現在便是    閣下表現政治家勇氣和魄力的時候;不要再以小官吏的標準,推說沒有守則、沒有上司批核申請,因爲這已不是守則不守則的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梁錦松先生來自商界,他缺乏公職人員的政治敏感度,尚要為一部車子而鞠躬下臺,而    閣下歷仕官場四十五年,而猶言不懂?你們犯的錯誤,怎麽是一次甚於一次?如果對你們的錯誤再得過且過,是否代表你們可以一再測試我們的底綫?可以無止境地濫用我們的寬容?

你在演說中要我們“千萬不要對香港制度失去信心”。其實我們的共同悲劇就是沒有合理的政治制度,所以產生不了好的政治人才和政治監督,最終連固有的廉潔傳統也腐蝕掉。因為你的親疏有別,在你心裏的天秤上,我們七百萬人的重量,還不如幾個“普通朋友”。 難道    閣下到今天還不明白嗎?

你們一味兒指責反對派和年輕人是反建制、反權威,其實最反權威的就是你們自己。因為你們自己破壞了人們對權威的尊重,才會令社會亂上加亂。你有看到在議會示威區幫你擋駕的警察嗎?請不要以為那是對你個人行爲的認同,他們只是忠於職守而已。如果    閣下明天不是特首,會否仍享有他們的尊重?

這兩天    閣下和眾幕僚也許忙於開會,為星期六的民陣遊行作事後評估。按照你們一貫以數字論斷是非曲直的習慣,想必為幾千人的出席數字而額手稱慶。其實你們不懂,大部分的市民,只是以沉默來表達他們無助的憤慨。

現在,    閣下與其再為一己的不幸而哽咽,倒不如為我們集體的無奈而流淚。啊!這個曾經被譽為東方之珠的城市,怎麼不到二十年就墮落成這個樣子?我們當中大部分人,都沒條件能像你那樣退休離港寓居,甚至升格為國家領導人;把你轟下臺,在你餘下任期的署任特首,將是你一手提拔而民望比你更低好幾倍的林瑞麟;我們也沒辦法以選票,懲罰那些到現在還包庇你的功能組別議員。香港人,我們怎麼就那麼悲哀?

最後,我以一個普通市民的身份,點一首內地網路上流行的歌曲送給    閣下——冷漠唱的《傷心城市》。歌詞曰:



“關於你們之間的故事 你總有牽強的解釋
我不再想聽你的毒誓 因為這已不是第一次

你把謊言精心的編織 我不想再被你傷一次
早已聽慣了你的爛調陳詞 现在回頭算不算太遲”

這首歌也太應景了:因為你們的冷漠——對公義的冷漠,對我們的冷漠,香港已淪為一個傷心的城市。


邵力競
2012年3月4日
(信報3月5日A16版)

02 March, 2012

我給特首的一封公開信

行政長官:


看了閣下幾天以來的表現,特別是2 月28 日給公務員的信,令人想到這些年來香港的改變。身為前公務員,我不嫌鄙陋,回覆如下。

記得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你曾邀請一眾年輕政務官,前往你位於壽山村道的財政司司長官邸。你以政務官為榮,你一如在鏡頭前批評二流分析員,把政府外的人說得遠遠不如。其實我當時對此很有保留,但有一點我是同意你的,那就是社會上各利益團體都是為自己籌謀打算,而政務官和公務員團隊能以比較超然、不偏不倚的角色,平衡各方利益。

要能做到這點,首重避嫌。可惜你沒有行自己所宣的道。在目前殘缺不堪的政治制度下,身為特首,你應該明瞭管治班子先天威信的不足,更加應該知道,寧缺毋濫的道理。

「公務員必須避免接受任何過分奢華、慷慨或頻密的款待,以免令政府聲譽受損」。這些我們剛進政府就給耳提面命的戒律(《公務員事務規例》),以閣下資歷之深,給彭定康稱頌為consummate civil servant,不可能不知道。以你位置之尊,權力之廣,難道沒有跟那些招呼你的人有半點兒公務往來?

因為香港的混賬制度,對外,你要在北大人面前卑躬屈膝,對內,要面對眾多無理取鬧的謾罵。坦白說,你幹著地球上最不令人羡慕的工作,直到你個人意志給消磨掉,魄力給消耗掉,民望給消費掉。這點,我體諒。

你也確實在任內通過最低工資,以及拖延多時但將成為事實的《競爭法》;雖然當中也是百孔千瘡,但總算是進步。

可是這幾年香港的情況怎樣?你在新聞稿中辯說,身為特首要掌握香港各方面的情勢,要跟社會各階層接觸;但其實你不了解百分之九十九的香港人的生活。啊!不,不是你,而是整個的所謂管治團隊。

因為你們簇擁在富豪身邊,你們的委員會充斥著同聲同氣的朋友、豪門二代的公子哥兒,你們看到的都是經過篩選的剪報、為了迎合上意而改得面目模糊的官樣文章;你落區做秀,所到的只是經過粉飾的櫥窗;你們出席的宴會,充滿了悅耳的、不慍不火、雖無傷大雅卻也可有可無的談話。你有留意高官們的皮鞋底嗎?大概因為不是坐專車就是踏紅地氈,該沒什麼磨損吧?你有看看你們的襯衣領嗎?大概因為總是在冷氣房裏開會,該沒什麼汗漬吧?

你在內地的地方官面前尚且唯唯諾諾,你的部屬和我們又能期望什麼?經過你七年的管治,香港人即使在自己的地方也抬不起頭;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全球數一數二,人住的劏房,尚不如富豪家裏的狗窩;不事生產的步步高升,埋頭實幹的——不論開茶餐廳的還是搞科研實業的——卻看不到前景。

面對人們的怨憤,你的政府的慣用策略,只是每年施以小恩小惠,顛倒人們的工作倫理。你們一面唱著《獅子山下》,一手卻在破壞這個神話——其實我們要的不是施捨,而是一個公平奮鬥的機會。

東窗事發後,你在《南華早報》撰文,推託現行制度下問責官員有疑問可以問特首,而你卻無人可問。當然,我們不知道你身為人前人後的天主教徒,有否問過天主;但相信閣下了解香港制度的精神:對於行政機關之首,最終的政治制衡在於立法會。

現在很不幸,香港有如拉美國家,可能將要面臨總統彈劾案的風暴。不徹查,無以服眾、無以維護法治、無以彰顯公義(特別是那些因誠信問題而下台乃至下獄的公僕),無以洗脫閣下的污名;而行政長官在《防止賄賂條例》下訂明公職人員不能接受的種種利益——包括閣下得以享受的旅費,將來如何執行?豈不成了笑話?

但要徹查彈劾呢?卻又令中央政府尷尬,因為你的種種,誕生才十五年的特區,政治傳統尚未確立,憲政架構便面臨危機,行政機關的權威遭到玷污。

你以一如以往處理危機的手法,把火頭燒開,把民望最高的大法官拉下水,把你們平常說得天衣無縫、「行之有效」的機制程序來個大檢討,企圖用文山會海的伎倆,混淆視聽。其實,最須要檢討的,不是機制,不是程序,而是人心。

你喜歡套用大陸的官場潮語,而最能描述目前狀況的是溫家寶總理的「道德滑坡論」。你的政府對大財閥的巧取豪奪視若無睹,對擦鞋子的、擺小攤子的、自食其力的卻絕不手軟,這難道不是「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嗎?

當一般人要為幾百呎的斗室而做一世的樓奴,你團隊裏頭的人——那些已經拿盡納稅人房屋津貼的——卻一再知法犯法,僭建自己的行宮;而你卻無法約束,這難道不是古人說的「其身不正,雖令不行」嗎?

老實說,無論你們怎樣利用法律的漏洞來為自己開脫,香港已到了「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臨界點。

當然,你們的「貪」都是合法的,因為你們都知道法律、懂得規矩,可以在立法會裏繼續施展你們的詭辯,避重就輕,顛黑倒白;你們是文字遊戲的大師、鑽空子的專家,跟地產商一樣, 「連汁都撈埋」。可是你們的道義和威信,已是岌岌可危。

對於你們的種種行徑,人們能不懷疑嗎?

最後,我希望廉政公署不要作那無用的調查——由你自己委任的專員,能查下去嗎?我不希望香港最引以為傲的、也是香港跟大陸最大(也許是最後)區別的機構,要讓積累四十年苦功的威望,賠在一個人那芝麻綠豆、說不清楚的小便宜上。

本來希望以溫柔敦厚的筆調,來表達我對閣下管治香港的看法。但想到過去的種種,以及未來的灰暗,抱歉實在無法做到。


邵力競

2012年2月29日
(刊於信報3月2日A20版)

01 March, 2012

Three scandals and a tragedy

Feb 27, 2012 08:28 in EJ Insight



It seems that 2012 is bound to be a year of scandalous surprises. Barely two months have passed and we already have on stage three scandals of theatrical magnitude.

The screenplay came in the following order. First, the vice mayor of Chongqing, a provincial-level city equivalent to a ministry in Chinese power hierarchy, was suspected of defecting to a foreign enemy after spending a night at the United States consulate in Chengdu. At about the same time, Leung Chun-ying, a candidate for the post of Hong Kong's next chief executive, has been exposed by the government in a reply to media enquiries for his possible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a public tender 10 years ago.

Just when the city was anxiously awaiting the unfolding of events relating to the tender, Henry Tang, Leung's opponent and a more promising candidate, was discovered by the press to have constructed an unlawful underground "palace" atop his house. And on Tuesday, we learned that incumbent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recently spent his holiday at a casino party in Macau, escorted in a tycoon's extravagant leisure yacht and in the company of certain characters of dubious reputation. Tsang could perhaps congratulate himself that as his influence wanes, his impropriety is somewhat masked by the bigger plays.

Could there be anything in common in all these developments? Are they in any way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Well, they might as well be only trailers to the next mega thriller due for release this autumn in Beijing, viz.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ng Lijun, the fallen vice-mayor of Chongqing, was once celebrated as a hero who employed a tough-fisted approach in dealing with corruption and gangsters. He is said to have sought asylum at the US consulate in Chengdu just before the recent state visit by Chinese vice-president Xi Jinping to the US. Arguably, this serious incident had less to do with a Mafia-type retaliation than his close connection with his political boss, Bo Xilai. Bo was known to be a keen contender for membership to the next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olitburo at the party congress.

Leung, hitherto the leading candidate in Hong Kong's opinion polls, has been reported by some overseas media for being favored by the party faction related to Xi. He is also widely hinted to be an underground Communist party member in Hong Kong. He does not seem to have terribly good relations with the dominant business interests among the 1,200 members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responsible for picking the city's next chief executive.

Tang, Leung's opponent, is considered by most as a second-generation dandy whose family has political connection with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China, Jiang Zemin. Tang is rumored to be the favored choice of Jiang or his associates. Jiang is said to have lingering influence on Chinese politics and his health drew much media speculation last year.

It is very much a Chinese tradition that provincial politics can always be traced to power struggle at the center. Given the opacity of Chinese politics, one cannot tell who is who and what is what. But one thing seems clear.

Xi is presently expected by many to succeed China's president this year. He is also at helm of the top decision-making working group in charge of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Any hiccups or confusion in Hong Kong at this sensitive moment can be used to the advantage of Xi’s political opponents.

These are just speculations. But recent events in Hong Kong's political scene look a little too well-orchestrated by the standards of this economic city. It is unbelievably efficient and transparent for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issue, allegedly in response to a media enquiry, a three-page press release concerning Leung’s involvement in a public tender a decade ago. The government’s action, which played to the advantage of Leung’s opponent, namely Tang, seriously risks the political neutrality of civil servants.

Secondly, the disclosure of Tang’s breaches of the city's building law, on the other hand, also looked so well-timed as to allow for gradual escalation of the drama. Information was leaked bits by bits; with ever more juicy stories appearing every time Tang makes a denial.

One might say, isn't the American presidential race much the same? Isn't every election campaign loaded with sex and money? True. But the tragedy for Hong Kong is that the city must suffer all the necessary evils concomitant to elections before it can, if at all, taste the fruits of a truly democratic election.

Worse still, this false election comes at such a fateful time as the changeover of Chinese (and perhaps for this matter, American as well) leadership. When Beijing coughs, Hong Kong sneezes. When things are not yet fully settled in Beijing, we might expect more ripples in Hong Kong, stirred further by the undercurrents of ferociously conflicting local interests. It is not -- and never will be -- a fair play among gentlemen as its contenders so wish. It will only serve to further discredit the defunct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very offic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for this false election has by all measures revealed the true faces of Hong Kong's eli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