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ation of the Day

11 February, 2012

中國人的地域歧視(Originally published in HKEJ, 10 Feb 2012)

地域歧視,是人的天性,於中國人猶然。

從來北人歧視南人,城裏人歧視鄉下人,沿海人歧視內陸人,漢族歧視少數民族,北京人和上海人則互相歧視,不一而足。

如果我們不太介懷廣東道聽不到廣東話、龍年首胎是雙非嬰兒,而把眼光放濶一點,那麽以孔夫子後人自居的教授“膠”論,實在也沒什麽好大驚小怪的。

十年前,我在北京慕名拜會一個有大學教授身份的書法家,當他知道我在香港政府工作時,就用京腔很大氣地說:“在香港當當官、做做生意還可以,搞文化就別了!”

幸好不才無意搞也實在不是搞文化的料子,只是對這句話印象很深。因為北京胡同裏邊的一塊洗衣板也可能是漢隸、唐草的真迹,北京人自有一貫睥睨天下的氣魄,書法家的話算是很禮貌了。

經過八年的自由行,孔後人就老老實實地、毫無避忌地,用最偏激、最市井的語言,把某些同胞的心裏話說了出來。即使我們不把他當作知識份子看待,也不能否認,如果去掉他言論中的辛辣味、添上華麗的辭藻,或加以理論的包裝,也就反映了某些人的看法。

歧視不一定跟一個人的學歷有絕對關係。上世紀三十年代,愛恩斯坦的物理學在納粹德國便被某些學者打成“猶太物理學”而剔出課程。香港科技大學某內地學者也曾當面告訴我:“香港的大學這幾年的科研成果,主要就是內地學者的功勞。”

比較“有水準的”地域歧視比比皆是。在此,讓我斷章取義地引大陸作家王安憶在比較“上海味”和“北京味”時的一句話:“上海是什麼?四百年前的一個小小的荒涼的漁村,鴉片戰爭一聲槍響,降了白旗,就有幾個外國流氓,攜了簡單的行李,來到了蘆葦蕩的上海灘。”

如果我們把上文的“上海”改成“香港”,“上海灘”變成“赤柱灘”,也許就是很多人對這地處南蠻、遠離中華文化正朔的蕞爾孤島的看法。不是嗎?嚴格來說,照當時英國人的說法,這裏是連蘆葦也長不出的一塊荒石頭而已。

在一些內地知識精英眼中,香港本身就是中華民族臉上一道面積雖小卻很礙眼的疤痕。它本身不應在浩浩蕩蕩的中國歷史上出現,因為在京城士大夫眼下,整個嶺南都是充滿瘴癘毒氣、只會憋死蘇東坡等中原文化人的爛地方,只是因為殖民主義者的城下之盟,令它意外地登上了大舞臺,成了近代中國國恥的一塊活生生的紀念碑。

九七回歸伴隨著近年的大國崛起,本來這段歷史便該畫上句號;偏偏久受奴化的香港人就是不懂事,在心裏沒有回歸祖國,在歷次民意調查中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在經濟上久沐皇恩而不知圖報,在政治上死抱不合國情的西方價值……

八十年代的時候,香港看上去很神氣,連鄧小平也說要在內地多建幾個香港。香港是中國長期閉關鎖國後的唯一視窗,人、貨、資金和資訊的進出,都得通過這裏。連周恩來也曾說不能馬上收回香港,因為大陸對它要“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是實際的一面。

至於比較理想的一面,是香港的成功經驗被視為祖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殊堪借鏡的地方。香港人從早期前往珠三角開廠的實業家,到後來在各大、中城市搞開發的地產商,再到近十年抱著管理國際金融中心經驗的監管者,莫不在神州大地大展拳腳,仿佛在告訴國內人什麽是先進,什麽是落後,當然這是在不觸動核心制度的前提下。

可是現在不同了,中國加入了世貿,在各種區域合作組織中,扮演著響噹噹的角色,鹽田港的貨物吞吐量早已迎頭趕上,國際資本對人民幣的自由流通是翹首而待,奧運聖火讓北京自覺一如萬邦來朝的唐代長安,香港呢?連亞運也搞不成。

更重要的是,輝煌的經濟成就,配以西方媒體的你吹我捧,復加某些學術理論的鳴鑼開道,令現在的“中國模式”,一如八十年前蘇俄的史達林模式,被視為西方資本主義的有力挑戰者,甚至是金融泡沫爆破後的救世主。別說香港經驗只是英、美資本主義粗疏的移花接木,就連根正苗紅的美國模式,在國人眼中也不外如是。

無奈有時腰包的重量就決定了一個人腰骨的硬度,特別是凡事講求實用的中國人(當然包括香港人)。在這種情況下,再強調香港特色的本土意識,在政治上是不正確,在經濟上是不識時務,在文化和國族認同上甚至是數典忘祖。

在地鐵裏面吃東西不過小事一樁,為了一個小小的菜園村而反對國家規劃中的高鐵路線,為了空氣質素(注:不是“素質”)而要把促進粵港聯合的港珠澳大橋鬧上法庭,在內地人看來是難以理解甚至是匪夷所思。

至於你說的法治、程序、個人權利、核心價值?我們不講這些不是發展得更快更好嗎?反正這些東西本身就跟強調尊卑的固有儒家文化沾不上邊(且別管中國大陸繼承了多少正統的儒家文化)。

中、港之間的矛盾確實是深層次矛盾,而且由來已久。現在有人罵港人是英帝國主義的走狗,類似的話在九七年以前的政治罵戰中常見引用,據說那時還有人回以“寧為走狗、不作奴隸”的話。

本來這些政治化的對罵在回歸以後不該再出現,可是現在看來這不是源自政治爭拗而是文化差異。看過余秋雨或易中天關於上海人的論述後,我發現香港人在很多方面比上海人更有“海派”作風。既然余秋雨把上海的特性提升到“上海文明”的高度,我們不嫌拾人牙慧,不妨也來看看“香港文明”。比如他說的“個體自由基礎上的寬容並存”,“對實際效益的精明估算”,“發端於國際交往歷史的開放型文化追求”等等。在香港、上海兩地居住過的人該會認同,這些“心理品性”拿來形容香港,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另外,好像易中天評上海人比北京人有“理性精神”,“理性精神使上海人在管理公共事務時井然有序,並能盡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上海人比北京人“節儉、勤快、守信、守時、講效率,有敬業精神、契約觀念和職業道德等。”這些話套用在香港人身上,也許更貼切些。

如果北京是代表了中國傳統的繼承,尤其是朝廷、官僚士大夫的那一套,那麼上海自1842年五口通商起便有了外國租界,也許就代表了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現代化後的結果,是兩條截然不同的發展路綫。上海長期以來便跟中國的主流和傳統——別說是農村,即便是其他城市甚至是老皇城——顯得格格不入。

香港和上海的興起很類似,雖然在1949年以前其實後者在東西交流的作用上起著更重要的角色,那時別說香港,即使東京都無法跟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相比。但香港作為英國人直接管轄過的殖民地,加上沒有遭受1949年來的間斷,反而在此後收容了大批江浙人士(無論是包玉剛、董建華還是楊鐵樑都是),經過一個半世紀以後,西化的過程要比上海來得長遠,程度要更徹底,香港人也可能認為我們學得更精準一些(畢竟三十年代的上海還是黑幫橫行、貪濁成風的地方)。難怪有人說,上海的精英在1949年不是去了香港就是去了臺灣,老上海的真正繼承者不在現在的上海。

上海及香港在中國近代史都發揮了很微妙的作用,而這作用是有賴於它們跟中國其他部分不同的特殊性。上海租界長期容納了很多為主流政權所不容的作家、政治及社會運動人物,比如魯迅、聞一多等左翼人士,就連中國共產黨的首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是在上海舉行。香港在這方面的角色真是太類似了。

當然,香港人也不能因為曾經收容過孫中山跟他的黨友,便跟紅頂白的以國民革民的根據地而自居,正如王安憶說,“切莫因為上海曾經聚集過一批優秀的文人,而就以為上海有了文化”一樣。畢竟香港從來就不像北京那樣定位為一個政治城市,這裏的的士司機對生活縱有不滿,頂多罵罵高官,卻不會像北京的那樣,仿佛每人都是政治家,以全國一盤棋的視野,對天下大事議論一番。

因為這裏跟上海一樣,畢竟是以做買賣起家的地方。從渣甸的販賣鴉片開始,做買賣的特點就是講實利,買賣雙方的政治宗教以至意識形態都不是很重要。但偏偏這樣又讓它包容了各色各樣的人物,抗戰時像蔡元培等愛國人士固然避難於此,但它同時也成了汪精衛派人與日本人接頭談判的場所,所以後來電影“色,戒”裏面也有香港的份。

反正香港社會的理性精神一直就有很功利、功用和功能性的一面。一方面,這是因為英國人本身就是功利主義的大師。拿法律為例,商業經營,不能一日沒有法律;而本地華人出於謀生所需,對英人的法制也心悅誠服。香港法治的成功有多大程度是現實需要的副產品?我非法律專家,希望有識者賜教。現在社會上有這麼多人對法治有不同的詮釋,有人認為那是我們成功的基石,有人覺得那阻礙了我們的“發展”。是我們開始擺脫了功利思考?還是對功利的解讀不再一樣?

我不否認香港社會很多好東西,當初產生的背景不一定都有很純正、高尚的道德動機;正如很多人說英國人搞的建設,只是出於光榮撤退的盤算。但我們總無理由說這些因此就不是個好東西?

總而言之,不太搞“文化”不代表香港這地方就沒有文化含義,因為它能否成功,反映了國人能否按現代化的那一套制度生話。香港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實驗,除了民主選舉以外,基本上移植了英、美的主要制度和做事方法,甚至是某些生活習慣。

因此有理由相信,中、港之間的深層矛盾會長期存在,它的根源是香港的中國化和中國的現代化這兩股方向矛盾的力量在較勁,雖然目前很明顯前者占了上風。今天上海和其他中國城市的差異,也許沒有1949年解放上海時那麽巨大,那可是因為上海的發展在1949年後長期受到制約,變得越來越像中國的其他城市?還是中國的其他地方越來越現代化、越來越進步了?

我們無法想像三十五年以後的香港,會否步上海的後塵。

[注:本篇所引文章分別為“上海味”和“北京味” (王安憶)、北京人與上海人(易中天)、上海人(余秋雨),全部收錄於2001年三聯書店出版的《上海人‧北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