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ation of the Day

10 January, 2012

界碑

這塊第十四號界碑,默默地矗立在荔枝角附近的金山上,雖然已有一百一十年的歲月,經過二次大戰和九七回歸的歷史風雲,卻依然堅挺,驕傲地宣示著當年英帝國的強盛和霸道。K.W.W.不知是否就是西九龍的英文縮寫,年份是清政府被迫租讓「新界」後的四年,八國聯軍侵京後的兩年。字跡的清晰、石軆的堅固,是這幾年香港一些「求其是旦」的公共建設無法比擬的。老實說,新政府總部百年後會否健存,我不肯定;這碑卻肯定能留下,除非一些笨蛋急不及待要「去殖民地化」(順帶一提,這詞彙是直接從英文翻譯過來,本身便很殖民地啊!)

08 January, 2012

議事論事:中聯辦批評港大民調

http://programme.rthk.hk/rthk/tv/programme.php?name=tv/legco_review&d=2012-01-05&m=episode

「鋪鋪清」模式必令港人共輸(信報財經新聞1月3日、4日連載)

早前,在中環一個偶然的場合,我向一班專業及商界背景的前輩作了一個簡短演講,介紹了較早時在《信報》提出的觀點,即民主化為何能改善香港的施政。

事後有政府中人來函,對當中的論點提出多項商榷。由於那些意見具有一定代表性,反映了香港不少菁英不便言明的質疑,同時亦觸及未來制度發展的核心問題——雖然這些問題並未在公共空間廣泛地討論過,故此我在這裏不嫌冒昧,把這些觀點羅列出來,逐一回答。

有關人士的質疑大致有四方面:一、政府非普選產生不代表其欠缺認受性;二、「行政主導」模式不代表行政支配一切;三、目前施政僵局——如果真有的話——非普選能解決;四、特首非政黨化無礙其與各政黨就政策討價還價。


隱現認受性危機

關於第一項質疑,即政府是否具有認受性,實在是香港政制問題的重中之重,而且絕對不是純粹象牙塔內的學術問題。不管你是否用上這名詞,不管你是官商士紳還是販夫走卒,其實都會對這個政府的權力來源是否合理、是否正當、是否令人心服口服等,有個想法,只是表達方式有異。

普羅大眾即使不留意政治新聞,也知道「小圈子選舉」是什麼一回事;高官們雖然口頭不承認,但在施政時的瞻前顧後,正好揭示了內心對自己認受性危機的深切體會。

或謂,認受性危機只是泛民反對派和傳媒、學者的一面之詞;果如是,為何這種說法會如此風行?為何保守派或建制陣營無法拿出一套理直氣壯的論述,與之分庭抗禮?

這是因為《基本法》本身已明確承諾,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最終目標(第四十五、六十八條);而目前的選舉方式無論以何種尺度衡量,都離此最終目標尚遠甚至遙不可及。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香港政府過去十年諸多大事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果,歸根究底就是這緣故。

「認受性」(legitimacy)有些人理解為合法性,香港政府和議會也許符合所有自己制訂的選舉法細項規定,但離開人們對《基本法》精神的理解甚遠。

對於這觀點的最大批評是,我沒有證據證明香港人不接受或不承認這個政府的正當性或認受性。的確,如果要求的是實證的統計數據,我們沒有,亦不可能有,因為即使是廣泛的民意調查亦不可能提供權威性的答案。唯一的方法是,就相關議題作出全民公決,然而這恰恰又是政府無法接受的。

公民投票是民主機制中的終極武器,威力非同小可,往往只有在改朝換代或修改祖宗家法時才偶一為之(譬如是否加入歐盟、採用歐羅等等)。一個政府不接納公民投票的結果,便等於在自己的認受性上自掘墳墓,與大多數的公民為敵。明乎此,便知道為何特區建制和北京當局對立會議員辭職、「變相公投」是深惡痛絕且必先堵之而後快。

須知道,當初變相公投的議題是「盡快落實真普選,取消功能組別」。一旦獲大多數選民認同,等於說目前政府和半數議會成員的產生方式得不到市民認受,如此風險,建制派又豈能接受?所以最終只能是拒絕應戰並模糊議題,使之泡沫化。

也可以說,政府和建制力量的抵制行動正好反證了對自身認受性低迷這個事實,他們是心知肚明的。


立法會無權提出法案

第二項質疑是指「行政主導」模式不等同於殖民地時代那種行政獨大、支配一切的局面,而只是指行政機關有主動權,提出各種法案和預算案,市民不應有不切實際的期望。

面對社會各種問題,政府擁有這種主動權無可厚非,但這只是事情的一面。另一面,立法會擁有的只是阻撓否決的權力,因為它不能提出涉及公共開支或政府政策的法案,除非得到特首同意;而現實中是不可能有什麼是不用錢或改變現行政策的(純口水辯論的議案除外),特首亦不可能愚蠢到批准,因那無異於容許議會與自己爭權,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換句話說,立法會根本不具備任何有意義的提案權,自然亦無任何誘因或責任要確保政府的施政得以順暢進行,社會的問題得以解決。事實上,一個本身沒法提出法案的議會,又怎配叫作「立法會」。

這種議會不能像英、德等國直接產生首相或總理,負擔起執政責任,因此永遠是「唔當家唔知米貴」;它又不像美式三權分立下的國會議員,能以自身名義提出各種法案改變政策。美國的法例大都以議案提議者冠名,議員為了光宗耀祖流芳百世或至少不是有辱門風遺臭萬年,便會有更大誘因為國家作點有益事。香港的憲政設計注定議會的作用只能是「負面」的,這是近年香港爭拗不斷、諸事不成的一個重要原因。


可委泛民任問責局長

這個要命的設計還有一個致命傷,那就是特首及其團隊和立法會之間沒有任何合法和公開透明的政黨聯繫。這令兩者的利益割裂甚至對立,因為後者為自己獲取好名聲的唯一方法,便是對前者作出諸多阻撓和抵制。美式三權分立下總統仍能透過政黨(縱然是較鬆散的)對國會產生某些影響,香港政府與議會之間卻欠缺任何組織性的聯繫。

有人寄望民建聯黨籍的蘇錦樑出任問責局長,能帶來轉變,為政府引入某程度的政黨政治色彩,但恐怕事與願違。因為特首與立法會選舉方式截然不同,前者遠較保守,當選人並無誘因委任立法會內佔主流的政黨和派系進入政府,至少在目前的政治現實下如此,因為在地區議席中的主流政團和特首是政治立場上的陌路人。

如此一來,能獲委任入閣的只是本來就份屬「保皇」的「自己友」,不單後者會覺得從此失去政治上「走位」的靈活性,更令這政府披上皇帝的新衣,讓自己只是一個「少數派政府」的事實赤裸裸地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連最後那一點聲稱廣泛代表性的遮羞布都沒有了。

個人非常贊成泛民等反對派政團能擔負問責局長之職,如此可累積點實際施政經驗,讓選民知道他們的辦事能力;也能讓人從實踐中知道施政的艱難,促進彼此的互諒。

然而,對此種「聯合內閣」是不能抱厚望的:一、主要官員須經中央任命,北京會容許反對派突圍嗎?二、特首會讓自己內閣的機密議決暴露在「反對派」眼下嗎?三、泛民政團能放下自己的思想包袱嗎?

在思考所謂「行政主導」政制的時候,不能不提《基本法》第四十九至五十二條的規定,那裏說明當行政機關與立法會之間的矛盾高度尖銳化時的處理手法。簡單來說,便是在美式三權分立的大框架下,又加進了一點英式國會制的元素,令香港的政制更有點非驢非馬。

一方面,這些條款賦予特首權力,可以在府、會關係陷於僵局時,像英國首相那樣解散議會;另一方面,議會又能透過反覆以大比數通過或否決議案而進行「逼宮」,像舉行「不信任投票」般迫使特首下台。


香港處境有如晚明

由於香港還有眾多懸而未決的難題(如二十三條立法、2017 普選案),個人估計未來五年極有可能出現上述情況,尤其是2015 到2016 年間立法會面臨換屆的時候。事實上,議員們絕對可以把某個重要議題包裝成另類「變相不信任動議」,即使不癱瘓政府,也足令其畏首畏尾。

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因為早在2003 年七一大遊行後,社會上便有人擔心當時的立法會換屆後可能「變天」。來年立法會選舉反對派如果在地區界別拿下二十二席,在功能界別拿下八、九席,再加上某些議題上的游離票,要達到半數不是完全不可能;即使是三十一、三十二席左右,已足令政府的游說工作相當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違反理性甚至公義的政治交易只會更多。也可以說,反對派在選舉中愈成功,政府對保皇陣營的吸毒性依賴就愈深,它的權威就愈難樹立,反過來又可能令選民對政府愈加厭倦乃至鄙視,造成惡性循環。

第三項質疑是關於目前的政策僵局(policy deadlock )。首先,真的有僵局嗎?論者認為回歸以來政府提出的法案大都獲立法會通過落實為政策,怎能說有僵局?

然而,正如2003 年前董建華政府幾乎「成功」推行每項改革、最後卻在二十三條遭遇滑鐵盧一樣,贏得每次戰役並不意味整場戰爭的勝利,因為這場戰爭是政治性的——每次政策的強行進攻,帶來的是整體戰力(政治支持)的巨大損耗,削弱了推行新政策的能力,以致政府最後能作的,只是這裏那裏的修修補補。

香港目前的處境,愈來愈像黃仁宇筆下《萬曆十五年》的晚明,無法突破既有的框框,走出新的格局,一旦觸及深層次矛盾、須要通盤考慮的政策,便馬上「行人止步」。

以高地價高樓價的問題為例,它不單純是土地和樓宇供應的問題,還涉及到公共財政收入過於單一、涉及到聯下貨幣政策獨立性喪失、涉及到金融銀行體系的穩定性(業務過於集中)、涉及到經濟增長的驅動模式、涉及到社會福利資源的配置等等,不一而足。試問要改變這種種情況,又怎能單單透過規管一手樓銷售這些對微末枝節的修修補補?


政策不穩虛耗資源

那麼,選舉政治能帶來改變的政治能量嗎?論者指美國亦不能解決其政策僵局。的確,美國的國債問題比香港的房屋問題複雜百倍,早前就提升國債上限一事亦同樣陷入僵局。不過,當初美國制度的設計者,本身便是要借多重不同選舉,堵塞民粹政治於同一時間內奪取政府權力的可能性;而選舉的最大好處,是讓政客和民眾必須面對各項政策議題的關聯,正視現實中的各種進退兩難,整合議題打造不同政綱,透過政綱的選擇決定總體方向。過程中能讓紛紜的意見得到聚焦和綜合,就像開一次大會,來個大辯論一樣。

一般人對選舉的厭惡來自當中的吵吵鬧鬧,卻忽視了它凝聚共識的功能。吵吵鬧鬧源於人們利益和觀點的衝突,而不是選舉本身;正如你不能因為開會有意見相左,便把會議廢掉一樣。除非你能把人性中的這些衝突消弭(不可能吧?),或者就是掩耳盜鈴式的自欺欺人。

論者的最後一項質疑,即特首終歸仍能就每項政策議題與各政團討價還價,一如美國總統一樣。這其實便是目前缺乏普選機制下的所謂「行政主導」型政府的必然結果。然而,這種「鋪鋪清」的討價還價是一種理想的狀況嗎?可取嗎?

美式政治是高度消耗的,更何況香港特首的權威根本不能跟美國總統相提並論。「鋪鋪清」的討價還價令政府的行政資源(特別是本來負責政策的A.O.)大量耗費在無無謂謂的回應口徑,應付那些重重複複、純粹走過場而了無新意的議會質詢和動議辯論上,且不提人盯人的「守廁所策略」。

不過,這些不便相對於它造成的政策不穩定性和混亂還是小事; 「鋪鋪清」的結果是沒人說得準一屆政府任內有多少政策真的落實,政策臨門一腳功虧一簣的例子數不在少。這種不穩定性,又豈是講求功利實際的港人所樂見?

最近兩電申請加價,各政團群起圍攻。然而,電費除了反映民生與財團利潤的利益矛盾外,更須反映發電用電過程中的社會和環境成本。這是為何在釐定電力政策時,必須兼顧環保和民生角度的緣故,可是「鋪鋪清」的討價還價正好把問題割裂處理,鼓勵人們見樹而不見林。

在目前全球利率低迷、股市場動輒損手的大環境下,兩電股東能獲近乎十厘的保證利潤,實在已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好Deal。不過,即使我沒有兩電的具體數字,也知道低廉電費可能鼓勵浪費能源的顯淺道理;香港那些「環保」「民生」終日掛在口邊的政客,是否知道自己的各種要求可能是互相衝突?


缺乏認受政府民粹

經此一役,香港的商界應該明瞭,目前的政治僵局對你們一點好處都沒有,「鋪鋪清」的結局是整個社會的「共輸」局面。

商界更應懂得,過往那種躲在官商合作庇蔭的模式已是一去不返。我在前系列文章中曾指出,缺乏認受性的政府最終會變成最民粹的政府,觀察最近曾蔭權呼籲民眾在網上按Like 反對兩電加價,更令人相信這種趨勢。是時候醒一醒了!

總而言之,不面對制度上的缺陷,香港的問題是無望解決的。有關人士寄語,制度的建設需要配套,這點我完全同意,所以一人一票只是討論改制的起點,而不是終結。泛民派的口號式政治固然是出於社會運動的需要,但如果從心底裏一開始便執意要封殺普選權的話,圍繞這核心精神的其他配套又從何談起?

論者又云,制度的建設是漫長的學習過程,此亦明然。民主政治本身便是一個學習過程,民眾須從自己對未來的選擇中汲取教訓。但這過程總得有個起點,因為不跳進水裏的人是不能學懂游泳的,無法組成政府的人,也是永遠不能學懂執政或負起施政責任的。

01 January, 2012

Conservation a la taiwanese style

Taiwan has much to boast about its heritage conservation. While we're so eager to conceal our colonial past, Taiwan is not too shy about its historical association with Japan.


Close to the famous gondola of Taipei is this scenic footpath running up to a Taoist temple. It's decorated with many Japanese-style stone lamp posts -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 I don't know whether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is spending any money on its maintenance; but the path and all the stone relics are in such a condition that just strikes a fine balance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historical truthfulness.


In Hongkong (and mind you - here I'm using a rather out-dated colonial spelling of "Hong Kong"), our historic sites are either levelled to the ground or "renewed" as fabulously new shopping malls. Things are either destroyed or so well polished that it's more pretension than conservation.

For a site in Central important to chinese republican revolutionary history, nothing is left to remind visitors of its relevance except for a not-so-noticeable plaque on the external wall. You can imagine what would become of other not-so-politically correct reminders of Hongkong's colonial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