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ation of the Day

27 December, 2012

港式言談

上星期港台《星期五主場》首播,據說風評不錯。我粗略一看,卻給現在人們的語言文化嚇到了。該年輕主持在後段一直打斷被訪者的回答,雖然律政司長乃大狀出身,辯才無礙,卻令觀眾對他們之間真正的討論焦點,越聽越亂。

現在當官已經沒有權威,但人與人之間的討論是否該有基本尊重?易地而處,主持人會否想受到這種禮遇?打斷別人的回答,固然讓別人的論點講不出來,卻絲毫不會增加你自己的說服力;這樣也許對突出自己有好處,但對理解事情,毫無幫助。

02 December, 2012

諮詢架構昨是今非 功勳制度名存實亡   


信報財經新聞 

A18 | 時事評論  | 2012-11-26    
諮詢架構昨是今非功勳制度名存實亡   

最近幾天,圍繞中央政策組協調諮詢及法定組織任命的爭議,愈演愈烈,隨時釀成新一輪的政治風暴;撇開當事人的言論風格不論,是次爭議有助我們再次思考長期困擾施政的體制問題。

自董建華執政後期,繼承自前朝的諮詢制度便問題叢生,日漸失卻本來的政治功能。據聞,政府中人有不少亦埋怨諮詢組織無法為久經醞釀的政策保駕護航,有事時甚至刻意與政府保持距離,完全無人主持公道。說得明白一點,就是「養不熟」。

這裏帶出兩個深刻的政治倫理問題:一、獲委任者有沒有道德責任要向委任者效忠?二、效忠對象到底是現屆管治班子?廣義的政府?還是香港特區?

曾蔭權沒改善制度問題

第一個問題太抽象,我不打算在此討論。第二個問題,則明顯效忠對象不可能是委任該人的局長、司長或特首個人,否則的話,所有委員會的任期應該跟管治班子掛鈎,共同進退,變成純粹政治任命的職位,但目前明顯不是如此。如果作出這樣的要求,便會出現「曾蔭權委任的某某委員會,能否效忠於梁班子」的問題,不可能每次特首換屆,都推倒重來。

這個問題在殖民政府時期是不存在的,因為港督的任期並無限制,而且無論如何更替,都效忠於女皇陛下。可是,定期換屆的特首執政方針與風格迥異,既然公務員制度為永久性,他能賴以組織自己班子的政治資源本身很有限,除了政治委任的高級官員,便是四百五十個諮詢及法定組織【註】的成員;後者目前的角色有點尷尬,既非完全任人唯賢的只看能力,也非純粹政治酬庸的只問背景,可說是介乎公務員與政治委任之間。

曾蔭權治下,沒有改善制度的根本問題,反而令其更錯漏百出,具體來說有以下數點:

一、不重章法。本來一人不該兼逾六職、仕逾六年,但違反章法的個案卻屢有所聞。

二、任人唯親。過度強調政治上「親疏有別」,改變了本來比較重視行內專業地位的委任準則。

三、政治花瓶。特區政府早年眾多作為,予人諮詢只是「走過場」的印象,以致愛惜名譽者不一定願意加入,人才來源進一步枯竭。

四、賞罰不明。缺乏獎懲升降的誘因,獲委任者的表現有沒有人作出監察?做的不好的,不論能力或政治可靠度方面,有否撤換?

中策組任務本是「政治化」梁班子如果希望透過中央政策組思考這些問題,令諮詢制度更好地發揮凝聚政治支持的功能,實在無可厚非。坊間多認為中策組只應作研究,實在是一個美麗的誤會,因為中策組自成立之初的任務,便很「政治化」。一方面是每年的《施政報告》,另一方面是為政府籠絡社會精英,發掘和培育新人才,也從中加強對社情民意的掌握,為總督或特首提供一條官僚體制以外的渠道,這只要看看它的顧問背景就知道了。

回歸前,殖民政府委任的全職以及非全職顧問,隨便一數便有鄭海泉、張震遠、馮國經、金耀基、李國能、梁錦松、胡紅玉等等,雖然始終是殖民政府可以信賴的人,但政治光譜還算廣闊,而且粒粒皆星,甚有栽培潛質。

只是時移世易,今天能否再以老辦法處理新問題?再說,單單以高靜芝女士一人之力,以圖協調幾百個委員會三千七百個任命【註】,實亦難矣。首先,所謂協調,到底是要先諮詢其意見?還是純粹知會?如後者,則其功能不過聊備一格;如前者,則以一人之力,如何能知三司十一局社會各行各業之人的品行、能力、往績、風評?個人不論如何獨具慧眼,難免「走漏眼」,屆時滄海遺珠,尚且無傷大雅,一旦濫竽充數,反而添煩添亂。

即使舉中策組仝人之力,假設每個委員會兩年一任,一屆特首任期內便要作出近九千個任命,平均一年都得審核一千八多個,恐怕屆時造成行政延誤,有復董建華時期的狀況;而且某些委員會具法定功能、行政權力,延誤任命,隨時造成法律真空,影響公共服務質素,不可不察。

現行機制把推薦和委任過程透過授權,分散於特首以至各司、各局、各署,不是沒有道理。以中策組目前有限資源,如果能建立一個中央的人才資料庫,整合收集各委員會內人才的表現,供各部門參考,已經很不錯了。


英政府預示諮詢制度死亡

把眼光放闊一點,政府應該面對的更大問題,是委員會一類的架構,根本已經無法發揮往日所期望的政治功能。首先,這類法定和諮詢機構委任的人,傾向於專業翹楚,這些斯文人遇上從街頭議會打拚上來的政客政棍,真是「秀才遇兵,有理說不清」。英政府撤退前引進地區選舉,其實已經預示自己一手創立的諮詢制度的死亡。

其次,諮詢制度中對人才的物色舉薦,依賴口碑,猶如中國漢代的舉薦鄉里,或魏晉的九品中正;意見相左、出身不同的人不會互舉,最終讓人覺得「來來去去都是那批人」,弄成偏聽偏信的結果。

英國人的委任制度不知是否來自他們的功勳制度,基本上和中國的封建制度一樣,論功行賞,裂土封侯,目的都是為了捍王室,建立一套等級分明的社會制度;即使獎罰有序,也可能有點過時,何況功勳制度成功的前提,是必須先有一個為眾人擁戴的共主。

不過,經過董、曾兩位特首的政治失敗,香港政府以及特首這位置本身的權威,已經相當削弱;這個周天子積弱已久,諸侯王不會尊王攘夷。既然本身權威已經受到質疑,就不宜過分強調人才的政治可靠度,反而應該廣開門路,增加一定的代表性。當然,如何在理念相近與代表性之間取得平衡,不是我紙上談兵那麼容易,這又是特區政制失敗的惡果。

總之,諮詢制度無法給予施政所需的政治支持,除了本身內部的崩壞之外,歸根究底是因為它已無法適應大環境。政治人才庫的建立,是一個政治制度問題,不是一個人力資源問題,當局定位必須清楚。


註:民政事務局數字

05 November, 2012

官、商、民的分裂vs 融合

信報財經新聞
A19 | 時事評論 | 2012-11-05


香港各界對所有議題各執一詞,結果自然莫衷一是。人們愈來愈相信的,是「互不相信」;唯一能達成的共識,是「沒有共識」。最近我有幸參與社會企業「好單位」主辦的跨界講座,討論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三者之間的互動,得到很多啟迪。

在目前分化對立的氣氛下,官、商、民三大界別能否進行建設性對話,是繼續分裂還是融合,是既重要又急切的課題。這不單是香港的問題,金融海嘯後,即使在歐美歷史悠久的民主政體,民間社會對大企業批判日深,而政府對社會問題卻回應乏力。麥肯錫管理顧問公司的Dominic Barton 便於2011 年的《哈佛商業評論》中,從企業管治談到資本主義的長遠可持續性。

香港作為一個不能獨善於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體,更面臨雙重危機:一方面,我們缺乏西方國家久經磨合、為社會普遍認受的憲政傳統;另一方面,又要面對與內地經濟、文化融合帶來的挑戰。

要求三方對話、跨界思維,本身便假設了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三者是分裂的;不幸這恰恰是目前流行的主觀認識。根據這種認識,企業純粹為利潤而存在,想方設計去避開規管,公民社會則是激進主義的溫床,政府是一頭與民眾脫節的惡魔、獨立於社會以外的黑箱;三者之間,只有政府與企業存在某種「勾結」關係,其餘都是各自為政。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這種認識觀的因素複雜,只是這種認識觀一天不改,目前社會互不信任的氣氛,便只會變本加厲。

這種認識觀的最大缺陷是,它忽視了個人的多重身份;資本主義喜歡以人的經濟功能來界定人的存在,比如說你是會計師、建築工人、公務員等等。

不過,人在世上的身份是多重的,政府裏面當公務員的人,難道不也是公民體的一員?他不可能沒有自己的親朋戚友,不可能跟大社會完全割裂,不可能不感受到社會的氣氛。過去董建華時代,年輕公務員乘的士上班不敢說去政府總部,而說自己要去聖約翰教堂,就反映了他們身為社會一員的掙扎。

企業管理層又何嘗不是?日前一個商界人士感慨地說:曾蔭權執政七年,成功讓地產商給打成社會的黑五類,也反映了這種無奈。如果我們接受自己是公民共同體的成員,那我們有沒有共同利益?有沒有共同價值觀?有沒有共同義務、權利與責任?

先說企業。現代自由經濟學派過度側重人與人之間的競爭關係,而忽視了彼此間的互相依存關係;然而沒有後者,社會便沒有存在的必要,人類也毋須過群體生活,更不可能有政治生活與政府了。

即使古典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斯也不如此認為。Barton 在論文中引述史密斯的話: 「人類社會的所有成員都需要彼此的幫助,因此同時也暴露於互相傷害之中」。此話一針見血,道出當中的辯證關係。企業追逐利潤不是壞事,利潤只是有效利用資源生產的結果,但如果是「不計社會成本無限追求短期利潤最大化」,便有點不一樣了。可惜香港商界、尤其大企業予人的印象往往如此,而Barton 的論述,正正是對企業短期行為的反思。
至於政府,她的本來目的應是「公眾利益」,可是我發現這詞彙近年已經很少出現於政策論述。古羅馬時代的公共建設都刻有SPQR 的字樣,意為「元老院及羅馬人民」,拉丁語有pro bono publico,意思是「為公益」,今天英語仍然使用。也許因為意識本身政權的脆弱認受性,所以殖民地政府更強調「公眾利益」,努力製造一種「善治」的形象。

當然, 「公眾利益」從來不易界定。單是長期短期利益便夠麻煩,更別說集體與個別利益的矛盾了。也許,這個詞彙的消失,正好反映了整合社會利益的難度。

本來政黨出於選舉的需要,在尋求執政的過程中,會起到整合各種社會利益的作用。可是在香港的奇怪政制下,政黨壯大自己的方法恰恰相反,是要讓各種利益之間的矛盾尖銳化。一者,反對黨根本沒有成為執政黨的機會;二者,比例代表制擴大了小黨派的生存空間,而小黨派為生存往往刻意放大個別團體聲音,加強彼此差異,而非促進妥協。

政府無法建立「公眾利益」的論述,結果與公民社會之間便發展出一種吊詭的狀況:政府仍然掌握法定和憲政賦予的正式權力,但卻日漸失去管治所需的「道德權力」;從反二十三條到反國民教育,從反填海到反高鐵,從反雙非到反自由行,公民社會的力量所以成功,不單單因為其激進性較能吸引媒體注意,也是因為他們成功佔據了道德高地。

如果要對這十年來公民社會做一過度簡化的描述,其共通點就是弱者的充權(empowerment)過程——這個權就是「道德權力」。而香港諸事不成,乃因為掌握道德權力的人既無法律權力亦乏經濟資源;掌握法律權力與經濟資源的人,卻日漸失去道德權力。

要改變這種狀況,首先要在認識層面明白社會乃是一個比政府與商界更廣大的外延,概念上後兩者不可能獨立於前者而存在。

政府與其糾纏於與個別政黨的利益交換,委任個別人士入閣,倒不如直接走入社會,因為一切政治支持最終必須有堅實的社會基礎,可惜目前政府對社會基本是忌憚多於接觸。早前去教院辦的關於政府管治信任度的講座,我看到美國和德國領事館都有派人前來旁聽,反而香港政府好像沒有代表(除了早已退休的官員),這不是很奇怪嗎?如果政府連民間在議論什麼都不知道,又怎能打贏輿論戰?

至於商界,可以做的很多。據說金融海嘯後,美國商界特別金融界不少人自覺與其出來給人妖魔化,不如關起門來賺錢。這種態度恐怕只會進一步加深各方隔膜,讓企業失去發揮影響社會發展方向的機會。建設性合作與對話(Constructive engagement)還是需要的。

即使不公開支持政團,也可以鼓勵一下社會對公共事務的討論,尤其是對公共事務研究的資助。據我考究,政府中央政策組的年度預算幾年前只是八千萬左右(公開數字),勉強能買十個太古城的中型單位。隨便找幾個大機構的CSR 和公關部門的支出加起來,都要勝過;其他經費緊絀的民間智庫,更不用說。七百萬人的國際大都會每人只花十元研究長期政策,我們的議政水平,可知一二。其他如座談會、高峰會,甚至社會議題徵文比賽等等,都不是要等到普選才可以做。篇幅有限,有機會再談。

01 November, 2012

梁振英「百日維新」考

施政101報告

特首梁振英上台已過百日,相信梁先生自己也不會否定,施政的困難,要比預期高,做特首和做行政會議召集人,是兩碼子事。現在我要提出的問題是:梁政府目前舉步維艱,到底是他個人問題,還是既有制度的問題?他面對的困局,是個人困局,還是整個香港的困局?梁班子實施的到底是新政,還是曾班子的慣性延續?
說他是個人問題,我們馬上會聯想到以下種種:他的疑似共產黨身份、「語言偽術」、用人失察等等。這些,幾乎成了過去幾個月熱烘烘的輿論焦點。
但是如果我們把眼光拉遠一點,會發現:
第一、他的疑似黨員身份和所謂「語言偽術」,由來已久,不是今天才被發現,傳媒在特首選戰時也有報道,為何人們到今天才醒覺?
第二、梁班子某些人選的確乏善足陳。這是他缺乏容人之量?還是有能者不願出來,服務社會?是用人失察?還是根本無人可用?
有人說,梁班子只是建制派的二線人才;果如是,為何一線人才不願出來?很明顯,這反映了選舉以來,唐、梁兩股勢力的裂痕。最近,行政會議新添兩位成員,可視為團結建制派的舉措。
至於民主黨派,為了爭取普選,便不能加入小圈子選出來的政府,對此我們耳熟能詳。只是作為邏輯推論,兩者沒有因果關係;因為普選是爭取的目標,卻不一定須要是行事的前提。現實政治的目標和手段,往往是不一樣的。
然而,選舉期間曾經支持梁振英的各界名人,除了出任行政會議的,都跑哪裡去了?一方面,固然是大勢所趨,另方面,也因為那本身只是一種很鬆散的、缺乏組織的聯合。如果那是一個正式政黨,而梁氏又是黨主席,那麼便不用為找人而頭疼,甚至一早可以擬好公開名單,上任前便可開始研究施政的種種困難,設想好應對方案,怎會如此狼狽?只是依賴臨時特首辦,或其他非正式的機關渠道,應付這麼多複雜問題,又豈能成事?反對派把這看成純粹的誠信問題,其實還有實際的組織問題。
更有趣的是:那些原來支持他的民眾,又跑哪裡去了?如果我們細看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數據,梁氏在歷次民調中都遙遙領先,直到最後電視辯論,唐英年揭秘,中聯辦明顯介入。但從3月16日至23日,梁之民調「得票」由39%滑落到35%,卻仍是最高;三二三民間選特首,梁得票近18%,略高於其餘兩位,雖然棄權票佔總數55%,但真普選的話他可能還是會低票當選。三月二十七日特首選舉後的跟進調查,支持度51,也勉強合格。
現在,他的支持者是改變主意了?還是發現被騙了?你可以說:這正好反映了民主制度的弱點、群眾的非理性;也可以說:選民沒有道德義務要支持他們自己選出來的政府,遑論這只是民意調查而不是真正選舉。
我的解讀是:梁氏在選舉期間民意上的領先,反映了社會上對曾蔭權治下貧富兩極化的普遍不滿,尤其是地產霸權和某些社會階級對經濟資源的長期壟斷。
當然,奢望梁氏能來個翻天覆地,本身就不切實際。梁氏的政綱,相對唐英年先生來說,只是略為偏左,用他自己的話,是「適度有為,穩中求變」。他的政治理念,是在不根本改變——或者也實在無法改變——目前政治經濟制度的大前提下,讓經濟成果能較合理分配,舒緩社會矛盾,反過來這又會減低推行體制改革的訴求。
因此,他主張政府要在房屋、土地利用、產業政策、社會福利等方面作出較大主導作用,改變曾蔭權時代無所作為的狀況。
香港的某些既得利益,自然不會希望看到他成功。民主派跟他道不同而不相為謀,也不會希望他成功;因為他的成功,會舒緩普選的訴求,他的失敗,會反證小圈子選舉的荒謬。但是,對於廣大香港民眾呢?
也許,對於大多數低下階層而言,是希望看到他成功的,因為有實際的好處。但是對於並非單純看重物質利益的中產階級來說,心情比較複雜。選舉後期的抹黑,以及梁氏本人在選後的誠信問題,觸及中產階級近年關心的核心價值;雖然到底什麼是核心價值,沒人說得準。
在整個選舉期間,很多人害怕梁氏執政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然,這可能只是一種政治宣傳。現在看來,這種憂慮明顯是多餘的。
首先,我們要把梁班子與「政府」兩個概念分開。請記住,梁氏蒞任之初,他能帶進政府的,就只有四十來個正副局長和行會成員,連司機也許不能帶!行會尚多新面孔,局長當中,卻有九位在前朝位居顯要;而且這些人當中有多少人是他的親信?多少是各方折衷的結果?
大家不要把所有事情看作個人道德問題。無論你是何黨何派,一天也就只有二十四小時。你要面對這麼多問題,最終還得就地取材,依賴既有的行政系統——公務員,以及前朝留下的正、副局長、司長。只是如此一來,便得接受後者的行政慣性。
我以老人福利作例子,說明一下。先來看看以下這官方發言:
「如何處理高齡津貼的問題引起社會廣泛討論。我提出有關高齡津貼的幾點檢討方向,主要是想從政策的長遠可持續性及公共財政承擔角度出發。我認為既然社會觀念已經改變,視高齡津貼為長者生活補助,不單純是象徵式敬老金,我們是需要考慮在提高津貼水平之餘,引入新的入息資產審查制度。」
這段話不是出自現政府,而是剛好四年前曾蔭權的講話!事緣當時曾氏在施政報告表示,可將高齡津貼(生果金)加至一千元,但得加設審查制度,結果在立法會發生了首次的「扔蕉」事件,最後在民情反彈下不得不退讓,擱置審查。
以此觀之,梁班子增設「長者生活津貼」的新措施,數額雖提升到二千二百元,審查制度放寬為純粹申報;但在政策考量上,背後的思維非常有連貫性。把曾蔭權的稿子換成現在勞工福利局局長的稿子,基本調子沒變。這就是我說的行政慣性。當然,這個例子比較突出,因為張建宗局長還是連任。
第二,另一邊的反對派,思路和論調也是大同小異。把四年前反對曾蔭權施政報告的輿論,稍微改頭換面,基本也跟現在無異。
這是由於曾蔭權時代長期以來的政策傾斜,以及後期一系列的貪瀆事件,讓傳媒和公民社會對政府常保警惕之心。這種不信任,已經從原來對個別人士的不信任,慢慢變成對整個政府體制的慣性不信任。以前是,除非你騙了我,我先信你;現在是,無論你做什麼,我先不信任你。
所以縱觀梁特首上台百日,令人詫異的,不是變化之大,而是變化之少:體制內的行政慣性,一如既往;傳媒和社會的不信任,也只是延續曾氏政府晚期的劣勢,變本加厲。我們與其害怕梁先生太厲害,倒不如怕他一事無成,香港繼續蹉跎歲月。

信報10月26日

16 October, 2012

房謀杜斷 各擅勝長

「想象力比知識重要。」 -愛恩斯坦

上次我在拙文指出港府處於被動,是因為喪失了對社會發展方向的「論述權」。 論述權的「權」字很有趣,它不是具體的法定憲政權力,而是主導意識形態的 軟實力。一位從事金融業的大學同學回應,這是因為兩屆特首和高官們都缺乏 理解真正問題所需的知性深度與視角。

我同學說對了一半。的確,我們缺乏這種深度與視角,但與其將問題簡化為 AO文化,或者對特首的個人批評,倒不如說,這是我們集體的悲哀。 高官不能,不見得政客能;董、曾、梁不能,不見得反對派能。 從前西方的貴族青年,為了準備從政、出任公職,要學習哲學、歷史與修辭學。 現代的,不是唸歷史(如彭定康)也起碼是唸法律的。因為政治的最高層次, 必然是關於意識形態的、務虛的、形而上的、概念的、思辯的,能掌握這些, 才具備政治論述的能力。

如果要具體例子的話,看看最近關於「國民教育」的 爭論便可。 可是,偏偏這些東西就跟香港社會主流文化沾不上邊。香港的精英非擅此道, 對此不無輕視甚至鄙視,普羅大眾就更是不甚了了。好像我同學是唸數學的, 重視抽象的邏輯概念,慶幸不做火箭專家還可以做財務模型(financial modeling),總算有點用;如果閣下唸古典(Classics)–––這在英美傳統大 學裡還真不少–––在我城的精英看來,簡直是浪費時間了。 普羅大眾要為生活綢繆,可以理解;但是有閒階級也是如此,就真讓人費解! 如果說精緻文化是有閒階級推動,何故我們就只有Gucci、Chanel呢?

從政的人,本來就該有點歷史文化底藴;從純功利角度看:哲學令人深思、歷 史令人睿智、文學讓人能言善道。可是,偏偏幾年前便聽說我們的大學要陰乾 歷史系,我們的中學取消了中國歷史科,我們專賣文、史、哲的書店挨不過貴 租,躲上二樓後還是難逃厄運⋯⋯如果閣下成績不好,不幸報不上工商管理而 要進數學系的話,最好還是多選點應用數學或統計學吧!

這幾年香港社會好說核心價值,其實想想,那是挺可笑的。在我們最自豪的八、 九十年代,何來有誰去說什麼價值呢?現在我們經濟衰弱了,給人家瞧不起了, 卻忽然「價值」起來。不過,遲到好過無到,只是我們的核心價值,從來就是 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短期行為、即食文化。我們的企業,長於市場營銷與削 減成本,而非產品或服務創新;我們的政治人物,重視政治化妝多於政策思考, 遑論政治理念的論述;近年我們教育提出的批判思維、獨立思考,只是為了迎 合國際評級潮流,以及僱主要求,要是真有人天真地用獨立思考來批判社會, 便很難見容於職場了;就連充斥媒體的女性擇偶條件,無論是鼓吹還是煞有介 事地批判一番,都是出於提高收視率的搞「噱頭」。 在這麼一個急功近利而且思考單一的社會,卻去祈求政府能有長遠思維,不是 緣木求魚又是什麼?我們是否只看見當權者(從前是政務官,今天是問責官) 眼中的刺,卻看不見自己眼裡的樑木?批評政府缺乏政策研究的反對派,有否 做過研究?又或者起碼是–––「為何我們缺乏研究」的研究? 朋友打趣的說,香港其實是一個不大尊重知識的「知識型」社會。

上次文章我 已說過行政部門沒法投放真正資源,從事深層次、闊視角、遠距離的政策思考 ;以上的討論正好引出另一個問題:行政部門資源既乏,人才亦缺。這絕對不 是說政府裡面沒有人才,而是人才傾向單一化,而且配置錯位:機構需要的才 能各式各樣,長於交際應酬的,不一定有執行計劃的紀律性;執行力強的,不 一定有太多的創新思維;有創新思維的,又不一定決斷力強。 接觸過管理的人都知道,有些人適合做謀士,有些人適合做統帥;兩種才能兼 備的不多,因為做謀士的人必須有相當高的知性,喜歡掌握資訊加以分析,各 種千奇百怪可能性想得越多越好,但做主帥的往往須在欠缺資訊的情況下憑直 覺和勇氣當機立斷。古人所謂房謀杜斷,人盡其才也。

進行各種情景規劃、策略思考、應變方案的人,需要把各種可能性想通想透, 需要想象力多於執行力,甚至最好有點天馬行空。但是,港府政務官的招聘雖 云通才,其實對這方面不算重視,對此我已多有論述,不贅。要補充的是,近 年常見政務官的配置,把長於思考的人派在需要應酬的位置,叫喜歡交際的人 去寫文件,當彼此都心疲力竭時,卻歸咎於那些人的能力甚至性格有問題,久 之讓人離心離德。這種人事管理,是出於行政考慮還是資源掣肘?或者尚有改 善空間?

一九九八年禽流感和亞洲金融風暴兩大危機過後,社會上有人反思政務官缺乏 專業知識的問題。通才專才孰優孰劣,永遠難有定論;殖民地時代可能把政務 官過分吹捧,目前對他們的批評又過度嚴苛,兩者都有偏頗。前中央政策組組 長蕭炯柱曾以親身經驗說明,即使回歸前政務官也有分流(streaming),以培 養官員累積某方面的政策專長(注)。個人印象是,近年某些政務官的位置已 有事務官化的傾向,一個人在一個位置上的時間越來越長(長至五、六年並不 出奇),而且論調幾年後可能又會調回和原來職責相近的崗位,這可彌補問責 官員缺乏行政經驗的不足,無可厚非。

不過,這只是有利於公務員對相關知識的累積,始終不是我要針對的策略性應 變思維;有的時候知識越多的人,想象力反而受限。這裡我要強調的是,與坊 間猜測不同,港府不是沒有政策研究能力,但是要搞清楚是那方面的能力。如 果說對現實的掌握,比如說如此如此會否違反法律、財政能否負擔,政府內部 的能力絕對勝任,比起反對黨派以至傳媒學者更有優勢。但是,如果你說要走 出既定框框,或者好像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講的「範式轉移」,便非一般公務 員所長了。如何更好把兩方面的強項結合起來,是任何關心香港前途的人需要 研究的課題。

《政策研究怎麽辦:信報》

注:這是去年蕭先生在香港教育學院公開講座上的發言。講座題為「公務員體 制、公共行政與政務官文化:優勢與挑戰」,由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主辦。按 照他事後對筆者作的補充,他個人經驗所指的是首長級政務官。

18 September, 2012

從甲午戰爭到釣魚島

按:今天是九一八事變八十一週年。鳳凰衛視曾經介紹策動事變的侵華日軍參謀石原莞爾,他是一個中國通,年輕時還對中國革命寄予厚望。石原對中國如此評價:這個國家官乃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中國的留學生是世界上最亂的,他們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線,然後轉身就走了。總而言之,中國是一個政治失敗的民族。

上月底,日本駐華大使座駕遇襲,國旗被奪,是嚴重的外交事件。須知國旗乃國家尊嚴之所在,戰場上士兵犧牲性命保護,和平時期示威者焚燒自製自購的他國國旗,可以理解;但官方的國旗被人奪去,則是奇恥大辱。以日本人對禮儀的重視,斷無罷休之理;即使暫時忍耐,也是出於權宜,民眾心理必有影響,右翼份子更可大做文章。

中國民眾也許覺得在中國馬路上,有人大搖大擺開著插上日本國旗的轎車,是耀武揚威;但這只是國際慣例,因為《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訂明,使館有權在其交通工具上「使用派遣國之國旗或國徽」。

在香港開車的人都知道,掛著CC車牌的外交人員汽車享有外交豁免權,這是一種互惠互利,因為香港駐外辦事處官員也享有某程度的特權。以上《公約》同時指出,「使館交通工具免受搜查、徵用、扣押或强制執行。」執法機關尚且忌憚三分,一般人對此作出攻擊,乃至威脅使館人員人生安全,嚴重性更不待言。

所以,中國外交部雖然最近立場強硬,也不得不馬上承諾徹查。客觀上,這種民粹主義的行徑,無法為中國奪得寸土,反為日本國內右翼勢力煽風點火,適得其反;也令國際上對中國印象不好的國家,更加深了中國人的負面形象。

須知釣魚島雖然重要,但是一如南沙、西沙諸島的爭議,要放到複雜的國際政經局面去考量。從整個國家利益的大局看,和平發展始終是好事,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與整個國際社會的關係尤其重要;即使要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也得細心考慮國際社會的支持。

中日一旦正式交惡,對中國崛起耿耿於懷的美國,即使不公開支持日本,也決不會公道處置。日本雖經二十年經濟沈屙,對投資的人來說彷彿已無關重要,但是在爭取國際社會認同和形象上,實比中國更勝一籌,而且如其說是外交格局,不如說是民族性格所然。

這裡,筆者想起以前中學歷史課上,講到中日甲午戰爭,每每強調日本人如何狼子野心,中國人如何一再忍讓。甲午海戰的失敗,主要是滿清政治上的失敗,中國軍人還是非常英勇奮戰的,像北洋水師管帶鄧世昌的事跡,令人動容,是國民教育的經典教材。

只是這種臉譜化的歷史,往往忽視了很多重要的客觀事實與細節。譬如甲午海戰的第一炮,發生在朝鮮半島附近的豐島,日本人在不宣而戰的情況下,擊沈中國運兵船「高陞號」,八百官兵葬身黃海。歷史書上只是把這當作日本人陰險詭詐的又一個例子,匆匆帶過。

基於民族大義而撰寫的歷史書卻鮮有交待,「高陞號」當時乃是滿清政府向英資怡和洋行租用的商船,船長和高級船員皆是英國人,還掛著那時候在海上通行無阻、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國米字旗。

日本人的這一砲,是否等於侵犯英國主權?甚至向英國開戰?事件的結果,已經寫在歷史的牆上:中國在該次戰爭中,沒有得到任何國家的幫助,英國不但沒有就此懲罰日本,反而在幾年後和日本締結了攻守同盟,高陞號的損失,最終反而是中國政府向怡和洋行賠償了事。

當年的英國國力與地位,不下於現在的美國,日本為何有這麼大的膽略?當中決不是一兩句狼子野心、陰險詭詐就能解釋概括。我從澳籍華人女作家雪兒簡思的文章得知,日本政府在外交和英國輿論層面都下了一番研究苦功,作了大量游說工作,所依仗的,是對當時國際形勢、外交慣例,以及西方人法律的紮實瞭解和判斷,一貫日本人的深耕細作,與中國人的粗疏自大,不可同日而語,當中有值得學習的地方;甚至可以說,知己知彼,越是討厭日本的人,越須要知道其長處。

縱觀今次日本在「攔截」香港保釣漁船一事,中國人固然同仇敵愾,義憤填膺;但我們不妨從國際社會的眼光來看,那些對釣魚島歷史乃至地理位置不甚了了,遑論有任何主觀民族感情的人,看到傳媒報導,會作何想法?

日本海事人員的巧妙安排,先攔截、後捉人、再放人,客觀結果讓外國人覺得日本在該島有實際的司法管轄權;與中國的一貫形象相比,執法更來得「文明」、「克制」、甚至「和平」。日本政府對於國內也有起碼交待,又可以為加強軍備、修改和平憲法鋪路。

香港基於其獨特位置,又是歷史上中西交往的匯點,雖然沒有外交權,卻反而有對此事作出另類理性思考的優勢。闖島勇士壯舉可嘉,尤其是做實事少廢話、有功而不居的古思堯;可是事發後香港傳媒只是一面倒,以一貫流行最近甚且變本加厲的煽情方式,報導事件;某些九月參選的政治人物,也乘勢而起,雙雙逼迫現政府在此無從置喙的事情上表態,一副大義凜然的姿態,實在令人失望。在戰場外吹號角,永遠容易;民粹主義加上民族主義,也永遠有市場,可是這是否香港該扮演的角色?

≪信報9月18日≫

11 September, 2012

Legco Election Result

September 9, 2012

The biggest victor of Hong Kong's LegCo election: INTOLERANCE

The biggest losers: REASON and the last shred of our DECENCY

10 September, 2012

(以下兩文,分別登載于蘋果日報九月四日及九日號)

≪只得一個「反」字的選舉≫

打開選舉事務處寄來的候選人簡介,你會以為那是商業廣告;內容的虛浮,可以媲美這幾年脫離事實的新樓廣告,形象的誇張,有點像巴士上補習社的天王造型。
二○一二年特首與立法會同時換屆,注定是一個政治年,這種境況二十年才一遇,加上香港回歸已歷十五年,本來最利於就香港的未來發展,來個大總結、大辯論,這是民主選舉的一個重要功能。可是此次選舉的虛無化,也是回歸以來最嚴重的。
反對派的,自然是一以貫之的「反」政府;建制派的,就是「反」反對派;獨立的,就是既不同意反對派又不合於建制派的「反」政黨了。
所以縱觀各候選團隊的政綱,核心精神都是一個「反」字。這一方面是由於「行政主導」憲政設計的局限,我們的政黨永遠只能是反對黨;另一方面,也是這個地方自從三十年前開展民主化以來的政治傳統。
本來有「反」必有「正」,「反」必須有一個反對的對象或主體,所以單單是「反」,便只能作為一個客體而存在,不能成為主人。你必須有自己的一個正論。
可是這「正」論是甚麼?看不到。有人說是「守護香港」,有人說是「愛護香港」。可是那是怎麼樣的香港,卻沒人說得清楚,只是各自表述而已。
當每個候選人都在說「民主」、「自由」、「法治」、「公義」的時候,這些話已經變成空洞無物的口號。
反而娛樂圈出身的白小姐,提出了比較清楚的十點建議,可以說是對我們早已不再正兒八經的政治文化,來了一個反諷。
雖然香港眼下有醫保住房等議題亟待共識,五年後又有普選要定奪;對外面臨經濟上的邊緣化,對內受困於社會流動的僵化,可是這次無論政界還是輿論界,都沒能在選舉中對任何具體政策聚焦辯論。
各個候選人不但不能就核心議題提出紮實的建議,就連甚麼是目前的核心議題,也難有共識。結果是只能針對眼前的熱門話題──如國民教育、如拉布流會──作出零碎的批評和議論;再不然就是重複又重複近年流行的「核心價值」、「地產霸權」。
由此觀之,不論何人當選,香港未來的議會政治,既反政府,也互相反對,說是羅馬鬥獸場,不如更像泥漿摔跤,只能是個「亂」字。


≪犬儒政治的惡性循環≫

每到選舉,社會上負面新聞必多,這是民主政治的必要之惡,即使早被神化的美國開國先賢,彼此間也是免不了醜聞、造假、詆毀,不一而足。
可是,這次選舉與往常不同之處,是人們被告知,政府不再是解決問題的希望,而變成了問題的本身。過往政黨的操作模式,是告訴選民自己如何監督這個慵懶無能的政府,為民眾爭取更大的好處,解決經濟民生的問題;可現在,政黨、傳媒以至輿情的主旋律,是這個政府的存在,本身便是香港的核心問題。
造成這種轉變,可以追溯到特首選舉後期的風波。從前,董建華政府的不濟,被認為是個人能力的缺陷;曾蔭權政府缺乏認受,是制度的缺陷。但現在,梁政府甫上任即面對重重危機,是因為它被視為道德上有缺陷。
能力有虧,可以任用賢能,如依仗前朝公務員、引進商界翹楚等等。制度有虧,可以改制。道德有虧,則很難補救了。賢能者明哲保身,制度上和政策上的措施,無論用心內容如何,都不可能贏得民眾的支持。
這種方法在選舉市場學上非常管用;沒有甚麼比危機更能鼓動民眾的投票意欲。看今次選舉各路人馬一開始就打告急牌,可見一斑。
只是這種策略也有風險。一者,香港有不少中間選民,對目前的狀況憋了一口悶氣,他們雖不滿政府的施政水平,卻也厭惡反對派的「泛政治化」,我身邊便有從不關心政治的人,準備出來把票投給「反」反對派的候選人。
須知輿論是表面,選票是真章。反對派佔據了輿論的道德高地,一般人不能也不敢反抗,卻難保在票箱裏陰溝裏翻船。
尤其此次的超級區議會議席,剔除功能組別選票後,近乎全民普選,可視為測試六、四黃金比的一戰,是普選特首的前哨戰。泛民會否贏了輿論,卻輸掉選票?
其次,把眼光放長遠點,不論政黨還是選民,在選舉嘉年華過後,都必須收拾舞會後的髒亂。香港的實際問題不會因為選舉的口水戰而得到解決,梁政府也不會因為輿論而下台,這是大家必須面對的事實。
如果沒有實際的方案,而只訴之悲情的宣洩,那麼選舉過後沮喪的現實,只能換來選民犬儒的失望;失望會催生厭惡,厭惡容易轉為憤怒,結果是更多人捨棄議會而走上街頭。

23 August, 2012

長遠政策 思考有幾人?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中國諺語

上文以金融管理局的例子,指出依賴現有行政部門,不足以研究制訂各種政策應變方案,因為規範行政部門的法例,本身必然要求維護某種體系或制度,因此行政系統的工作性質,必然傾向維持現狀。當然,你也可以從柏金遜定律來瞭解:我們總是看到行政部門認為有新工作需要而要求添加人手,卻很少有部門認為時移勢易而要求把自己的機關裁撤!

當然,我不是鼓吹諸位用這種懷疑眼光來看待香港政府,而且我的論點主要並不基於這個理由。更重要的是第二個原因:即目前行政部門根本沒有足夠資源應付這方面的研究。還是讓我用匯率政策的例子來說明一下吧。

如果我們要點出目前香港負責思考匯率政策的最高級行政官員,撇除前文提到的金融管理局,便是財政司司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但那只是一種粗略的觀感,並不能具體描述政府在這方面的行政資源與能力(capacity)。正如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雖然由政治任命的國務卿負責,但實際操作是整個國務院(當然還有非國務院的軍方與情治系統)。如果我們細看港府行政系統在這方面投放的資源,單就人手而言,可以列出以下清單:

一、財政司司長本人與他的私人辦公室。司長的職責,官方網頁說是「協助行政長官督導財經、金融、經濟、貿易和就業範疇內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這個範圍相當廣闊,符合這種最高層官員的位置與身份,雖無明言,但能包含匯率政策的制訂,而且也能做到前文提過,需要從多角度綜合分析,作出全局思考的需要。只是司長日理萬機,絕無可能對匯率政策遑論所有經濟財金政策作出長時期、有系統的跟蹤研究,他的主要工作是聽取各方意見,作出決策,世界各國無論總統、首相、部長,都是如此,毋庸贅言。至於司長的私人辦公室,則只為應付日常工作而設,並非對個別政策作深入思考的機構。

二、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該辦公室與司長私人辦公室名稱接近,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衙門,下轄有非常重要的經濟分析與方便營商處,由政府經濟顧問統領。這是我理解在整個財金系統裡,最接近研究功能的行政部門。不過,從公開資料看,該組主要負責對經濟運行作出實證計量,對最高層經濟決策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數據,但不是提供包含不同選擇及利弊分析的政策方案。

三、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及其轄下的財經事務科。除非將來設立了副司長,否則局長便是財政司司長的直接下屬,當然有責任幫助後者提出匯率政策方面的建議,但是跟司長一樣,這種位置同樣要投入大量時間應付議會傳媒、解決人事紛爭、簽署各式各樣看似無聊但卻是保障香港既有制度有效運作的行政文件,以及各種不一定有意義但卻不能不為之的社交酬酢,可謂煩不勝煩,非外人所能明。

至於局長下面的政策科,便是傳統名義上負責政策的部分。可是,以實情較之,當中真正有可能與匯率政策沾上邊的,只有以下幾個職位:常任秘書長、「副秘書長(財經事務)1」(注一)、財經事務科第五組(包括首席助理秘書長一名、助理秘書長兩名),以及一個六人的研究小組(注二)。需要指出的是,前面四位官員負責的事情煩多,即使包括匯率政策也不可能對此有太多關注,單單是第五組的職責,便包括以下各項:

有關銀行政策及法例;
債券市場發展;
伊斯蘭金融;
與香港金融管理局就銀行、貨幣及其他有關事宜的聯絡工作;
香港就金融服務有關事宜參與二十國集團、金融穩定委員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亞太經合組織,以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即OECD)金融巿場委員會所涉及的工作。

匯率政策,也許勉強歸屬於第四、五項。可惜的是,這兩項工作的表述,完全是從事務性方式定位,也就是「參與」什麼什麼機構,與之「聯繫」、「溝通」、「協調」,這種表述方式非常行政式,跟我前文提到金管局的局限一樣,是不可能突破既有框框的。

以上節錄的都是公開資料,正如我以前提到,應變方案有機密性的一面,公開的職責如此寫可以理解,如果內裡實際運作也是這樣,那就沒什麼可說的了。

綜合以上各點,我們可以看到,在港府的巨大行政系統裡,真正能就匯率政策作全局思考的位置,不出以上幾人,從司長到助理秘書長,不過六個;而且各人雜務纏身,能花在政策思考的時間少之又少。老實說,如果筆者以前的親身經驗還勉強可以借鑑的話,那是會嚇怕你的。

當然,讀者對我以上的觀察可能會有幾點質疑。第一種是比較犬儒的想法,就是香港的政策,從來就沒有什麼研究,也不用研究,因為我們的政治經濟學,本身就是為了壟斷財閥服務的;他們早就把自己的財富國際化了、全球分散投資了,還用管你港幣的死活?況且由於美元全球流通最廣、政策透明度最高、投資工具最多元,與之掛鈎等於分享一種無形紅利,即使近年貶值,也是穩定有秩序的貶值,完全可作風險管理,對從事金融炒作的行業與階級,利大於弊。
我不能說這個錯,可能這就是現實。但是,匯率政策關乎一地之衰榮,尤其作為一個高度複雜,自詡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城市,對於這麼一個影響到普羅大眾財富,間接牽涉到中國金融穩定的政策,總得有個說法。港府內部資源投放如此薄弱而不集中,那是挺可怕的,隨便找幾個國際炒家高薪禮聘的研究部門,都可以超越。

第二種質疑,就是香港不用研究,乾脆讓北京來研究,不就可以了嗎?聯繫匯率不也是英國專家想出來的嗎?這比較複雜,後面有機會再分析。

第三種質疑,就是前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見證了聯繫匯率誕生與成長三十年,肯定有想過我提出過的這些淺顯問題。沒錯,所以他提出的觀點我前面也有引述,我毫無懷疑個別官員的能力,目前負責的局長更是經濟學者。仔細的讀者應該注意到,我討論的是職位,從來沒有涉及個人經驗多寡或能力高低,因為我更關注的是制度的問題。我要提出供大家判斷的命題是,透過聯繫匯率這個例子,檢視香港到底有沒有常設的、制度化的政策研究能量,特別是制訂具體實際應變方案的能力。因為個人無論如何天縱英明,都有盲點,而且會有離開崗位的一天,制度的優點是發揮團隊的力量,並且確保制度記憶的延續性(否則政府換屆或某人下台——這在當今還真不少,下任連檔案也找不到,還說什麼危機管理?)

在目前的政治氣氛下,這個命題也許不太有趣,反正肯定不會讓人起哄、上街,遑論影響投票,但不是說它不重要;反過來說,我們不去重視這些不太有趣的議題,香港早晚會有更多人起哄、上街。因為今天不努力思考問題,明天便要努力解決問題。

(待續)


注一:財經事務科共設三名副秘書長,在公開的職務範圍中沒有直接跟匯率政策有關的官員,只有負責金融、銀行及證券事務的「副秘書長(財經事務)1」比較接近。順帶一提,「副秘書長(財經事務)1」這個官方稱謂,如果改成「財經事務第一副秘書長」,是否比較符合漢語的習慣用法?筆者並非語法專家,但總覺得香港政府官員的中文名稱,有點彆扭,可能是因為從英語Deputy Secretary (Financial Services)1直接翻譯的結果。

注二:因為沒有公開資料,該組研究內容為何,是否包括匯率政策,筆者無從得知。

【信報8月21日•改策研究怎麼辦之三】

16 August, 2012

One man can change the world


An Inspiring Talk by Nobel Laureate, Muhammad Yunus, in Hong Kong on 11 August 2012



"If you put the total creative power of humanity on one side, and all the problems faced by humanity on the other, it's very clear which side will prevail," thus spoke Muhammad Yunus, the Nobel Peace laureate.

Whilst Nobel economists are no strangers to its people, a speech by a Nobel Peace laureate in Hong Kong is relatively rare. It makes Yunus all the more legendary because he is an economist by training.

The legend began in 1970s when Bangladesh became independent. The young Yunus, filled with an enthusiasm to serve his country, gave up his professorial clov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turned home. To his dismay he was only greeted with a famine and, seeing many countrymen dying of hunger, was overwhelmed by "a sense of uselessness". He saw many poor women whose lives were controlled by loan sharks just because they had borrowed a little money. "Why not change this by lending the money myself?" he asked. Thus he made the bold decision to walk out of the ivory tower and ventured into a new micro-credit that was intended exclusively for serving the village poor, primarily illiterate women.

He recalled how an old woman obtained loans to finance her daughter to go to college, who eventually became a doctor. One day, seeing them walking side by side, Yunus thought to himself that the old woman could well become a doctor herself if only she had a chance.
It became his conviction later that "poverty was not created by poor people," but had its root in the system.

This revelation deserves our close examination in today's Hong Kong, rifted by its rich-poor divide. For sure, it leaves much to be discussed as to what that system precisely is. To some,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e "CSSA") is exacerbating poverty because it is allegedly taking away the incentive to work. To others, it is the monopolistic economic system itself that is depriving people's right to work and the chance to stand on their own feet. Yunus would probably subscribe to the latter thesis because to him, nobody is born to wish to be poor.

What's dreadful is that the system comprises not only the tangible "institutions" but also the pervasive "conceptual framework" that dictates our thinking. When he first urged banks to lend to the poor, he was turned down; he was told that people who did not have a penny were not creditworthy.

But wasn't it precisely for lending to those without money that banking institutions existed in the first place? Yunus could not make a sense of all this and thus resolved to set up his own micro-finance. It was hard at the beginning. But he was vindicated when all the cash-strapped Wall Street banks had to resort to taxpayers' pockets after the 2008 financial tsunami, whereas micro banking was so successful that it started to branch out to New York City. He has proven by results that the poor are not any poorer than the rich in creditworthiness.

While it's rare for an economist to be critical of the defects of capitalism, he is arguably not the only one. Even the legendary Soros has pointed out that the big profits enjoyed b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recent decades are a historical anomaly created by banking deregulation. What's truly valuable of Yunus, however, is that he is not merely a critic.
Nor did he choose the conventional path of philanthropy. Philanthropy is good at giving out money; but the money cannot come back to help others, so he believes. The whole idea of micro-finance is to keep lending out repaid loans, augmented with interests payment, to help more in need, making the cycle sustainable.

As to how such a great idea can be implemented, Yunus said it's actually simple. "I just did the opposite of what conventional banks did." For example, banks ask for collateral, ironically, from penniless people, micro-finance does not. Consequently, they can do away with legal papers and, hence, lawyers. He clearly shares no blue of the dismal science of economics, but rather has the sanguine humor of a thinker.

The one-hour talk had nothing of the typical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skills of a standard Harvard MBA, nor the provoking mobilization of some anti-social activists. Without any intention to impress, nor any party agenda to canvass for, the unassuming hero was naturally convincing.

He has pointed out the narrow obsession of traditional economics with the "profit-maximizing" notion, without totally refuting the value of those businesses run on profit-maximizing principle. He merely points out that human rationality is much broader than the kind of rationality assumed by economists. There can be money-making businesses, but there can also be businesses aimed at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For money can be a means but not the end in itself. The end of human existence must be sought in answering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for what we live".

Great wisdom runs parallel without contradiction, so goes Taoist philosophy. I believe that such tolerance and broad-mindedness may be the reason that he was award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He has demonstrated, with the vigor and charm of a doer in addition to a thinker, that to change the world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overthrowing the status quo. That being critical of the existing system doesn't mean a total refutation of its value of existence. For changing the world takes more of the human creative power than its destructive power.

It's also encouraging that he shows us that to change the world, we don't have to wait for the system to change. Anyone can begin the project by helping or influencing any five persons around you and spread on the message. He started his micro-finance by splitting only a few dollars amongst the poor. The whole point is about rolling up your sleeves and getting to work.

His words tell us though that changing the world takes much effort. This is what makes it hard, for too many of us expect the world to change for our own personal needs. The problems we face today are tough, but not any tougher than those in more tumultuous periods in history. At least for Hongkongers, we can take the comfort that the inequalities we complain about are not any more serious than those in Bangladesh. The peaceful yet moving message of the Nobel laureate can hopefully take away some of the grilling heat of August embroiling this City.

13 August, 2012

一個人,可以改變世界-記諾貝爾獎得主尤努斯的一番話

「如果你把全人類的創造力放在一邊,再把全人類的所有問題加起來放
在另一邊,那麼前者無疑會比後者更有力量。」諾貝爾和平奬得主尤努
斯如是說。

香港人對諾貝爾經濟學奬不會陌生,和平奬得主親臨演講卻很少。尤努
斯本來是經濟學者,卻得到和平奬,就更添傳奇色彩。

原來上世紀七十年代孟加拉獨立,本來在美國任教大學的尤努斯一腔熱
誠回到母國,卻碰上大飢荒,看著國人挨餓而死,令他頓感自己學而無
所用;他目睹很多窮人受高利貸所逼,萌生窮人信貸的念頭,遂決意走
出象牙塔,創辦無需抵押、專門服務鄉村窮人的微型信貸。

一個老婦得到幫助後供養女兒念完大學,成為醫生,尤努斯看著女醫生
和老婦走在一起,頓感老婦如有接受教育的機會,說不定也能成為醫生。
「貧窮並非由窮人製造出來。」諾奬得主一再強調,貧窮有它的制度基
因。

這句話用在當今香港,一樣值得我們深思。當然,什麼是制度,不是三
言兩語說得清楚。譬如有些人指責綜援制度養懶人,所以要削減;也有
人說所以拿綜援,是因為壟斷經濟下很多人失去自力更生的能力。尤努
斯大概會偏向後者,因為在他看來,沒有人天生想做窮人。

可怖的是,制度不單單是能看得見的機構(institutions),更多時是影響
我們思想的概念模式(conceptual framework)。比如當初他勸說銀行向
窮人貸款,銀行便以窮人沒有信譽(creditworthiness)為由而拒絕。

可是銀行所以存在,不正正是貸款給缺錢的人嗎?尤努斯無法明白這種
信貸模式的邏輯,決意自己搞起微型銀行來。開始時很困難,但是二〇
〇八年金融海嘯,華爾街跨國大行相繼倒下,需要向納稅人集資,尤努
斯的微型銀行卻開到紐約市去,證明窮人的信譽並不比有錢人差。

作為經濟學者,能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不足提出批判,很難得。不過他也
不是唯一。即使大炒家索羅斯,都指出近二十年金融機構賺取的暴利,
在歷史上並非正常;尤努斯難得之處,是他並沒有停留在批評現實的層
面。

他也沒有走傳統慈善事業的路。慈善事業只能把錢送出去,卻不能讓錢
回籠幫助更多的人;微型信貸卻是要讓還款和利息能夠借出去幫助更多
的人,生生不息。

至於創意如何落實?「很簡單,所有傳統銀行做的事,我都反過來做。」
尤努斯身上沒有經濟學這門科學的憂鬱,反而多了一份哲人的幽默。

一小時的演講,沒有浮誇的演繹、沒有壓人的氣勢,卻自然閃耀動人,
特出的不是哈佛工管的Powerpoint簡報技巧,也不是反建制式的嚴詞批
判。他指出傳統經濟學對利潤最大化的狹隘迷戀,但卻不否定追求利潤
的企業的存在價值。他只是指出人類的理性,遠比經濟學所說的理性廣
闊;企業可以為賺錢而生存,也可以為解決社會問題而存在;賺錢是手
段,卻不可能是目的,因為人類要回答的終極問題,是我們為何而活。

大道並行而不悖,我想這是他獲得和平奬的理由。他以行動家的魅力,
說明原來要改變世界,不一定要推翻現狀;既批判現有制度,卻也不完
全否定它的存在價值;因為改變世界更需要的是人類的創造力,而不純
粹是破壞力。

令人鼓舞的是,尤努斯指出改變世界無須等待制度的改變,而完全可以
在個人層面付諸實行:隨便找五個你可以影響或幫助的人,便是一個開
始,重點是需要落手落腳去做。

他的話告訴我們,改變世界需要付出力氣,只是更多人卻是希望世界可
以為自己而改變,所以改變是如此艱難。當今世界面對的問題,相信不
比歷史上某些更動盪混亂的時候複雜;孟加拉社會的不公,相信比香港
過之而無不及。諾貝爾和平奬得主的話,對我們這個熱烘烘的八月天,
是否一道平和卻又不失激勵的清涼劑?

(信報,8月13日)

04 August, 2012

喪失論述權談何管治?

"我們需要危機感和明確行動——穩固的銀行、堅實的削赤計劃、有力的管
治,以及面對任何可能發生狀況的有效應變計劃。"
——英國首相卡梅倫於八國峰會


前文提到,香港有需要在各種危機尚未浮現前,就繼續實施聯繫匯率可能遇到
的種種狀況,研究好應變計劃。現在,大家只需把眼光放遠一點,就知道這種
研究的重要性。今年五月中,希臘可能會退出歐羅的傳聞甚囂塵上,外電報道
歐洲各國包括非歐羅區的英國,甚至遙至印度,都正就歐羅可能解體擬備應急
方案。雖然財金官員不久便作出否認(因為任何放棄希臘的方案都可能變成自
我實現的期許,吸引炒家狙擊歐羅),但作為負責任的政府,作出相關的準備
絕對正確;就好像日本政府預演地震疏散計劃一樣,目的當然不是希望地震發
生,而是以備萬一。筆者尤其相信,以德國人凡事講究計劃條理的性格,制定
此類計劃自然不過。

無論如何,我所提的匯率政策,只是現代政府面對的種種複雜形勢下,其中一
個政策議題而已。尤其香港既要在全球化之下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又不
得不面對一國兩制下與宗主國的微妙關係,而且這個宗主國在融入國際社會的
過程中又矛盾重重,我們要面對的議題是何其困難!這就更加突出了政府內外
政策研究的重要性,簡單來說,就是我們的政策是否有足夠的brain content。

類似需要研究的政策議題有多少?據說,《是的,首相》這一齣經典電視劇有
這麼一幕:公務員之首覲見剛剛獲女王任命為首相的民選政客,手上捧著兩大
疊文件。他指指右邊的文件,告知首相那是落實該黨競選承諾而草擬的政策文
件。首相把文件翻了翻,就問他:那左邊的那幾份又是什麼?答曰:那是按照
你的政敵在野黨競選承諾而草擬的政策!

雖說這個故事誇張地挖苦了民選政客如何受制於職業官僚,但也真實地告訴我
們一個完全政治中立的專業行政系統,如何未雨綢繆,做好備用政策。香港雖
然沒有實行政黨輪替,但在剛過去的特首選舉,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何俊仁
先生也許自己也知道沒可能當選,但是唐先生和梁先生兩人上台的話,很多政
策都需要做出某些微調。

就拿梁氏最近為人詬病的「港人港地」為例。政綱明寫著「如住宅市場過熱」
這話,民粹政客把之形容為「縮數」,自然牽強;但是如果政府真的等到有需
要的時候,才來研究什麼方案可以推出,那恐怕就跟過去幾年曾蔭權政府的得
過且過,沒什麼兩樣了。

又譬如我們目前面對的「雙非」問題,是八年前就可以預見的。為什麼?因為
沙士以後伴隨著中央開放自由行,便已經有很多醫療界的說客,遊說政府吸引
大陸的有錢人,發展醫療產業,大家只要翻查當年報道就可以找到相關言論。
但是由於曾蔭權政府沒有就此可能引發的惡果,有系統地做出應變方案,遑論
防患於未然,以致後來問題不可收拾時,處於完全被動的狀態。社會上聲討之
聲此起彼落,提意見的你一言、我一語,昏昏亂亂。這時即使做出回應,已是
後知後覺,予人見事太遲之感,更何況政府還是無法拿出一個方案,做出一個
有力的說法,反而提出雙非嬰兒可以彌補本地出生率下降的歪論。

我注意到,香港學界與評論界不少人指出港府失去了「論述權」,無法主導社
會議題,政策制訂處於完全挨打的回應狀態,即使做得對,也只能為各政黨(不
論泛民派還是建制派)當作民望提款機,予取予求,變成各種「成功爭取某某」
的競選口號。

但是,如果把這種情況看作純粹是政治公關的失敗,便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打個比方,如果輿論陣地是個戰場,取得論述權便等於掌握了戰爭的戰略
主導權,但是如果我們只看到戰場上的節節敗退,便簡單地埋怨前線士兵作戰
不力(公務員不配合),後方有人從中作梗(建制派鍋裡反),而不去思考整
個作戰方案的制訂與實施出了什麼問題,便有點見樹而不見林了。偏偏過去董、
曾兩屆政府都似乎是走在這方向上。這方面我會在後文加以闡釋。

無論如何,針對不同情景的應變方案是須要在「和平時期」就想好的,不能夠
臨急抱佛腳。可惜目前特區政府實在已是捉襟見肘,擁有十六萬兵力的行政機
關看似雄壯,為何沒有條件進行這方面的工作?原因有四。

首先,是角色尷尬。就拿我們的聯繫匯率作例子吧,金融管理局設有專責研究
的部門,相信包含各種專家人才。但是,該局的官方功能是維持貨幣及銀行體
系穩定,當中包括管理外匯基金,以及——這是很重要的——「在聯繫匯率制
度的架構內維持貨幣穩定」;換句話說,該局主要的定位是一個執行部門,它
本身的使命或任務(mandate),便是維持現行制度的有效運作(注),要求
它自己檢討乃至廢掉自己的使命,是不切實際的。

再者,前文提到聯繫匯率該否檢討、如何檢討、檢討後無論廢存如何執行,當
中牽涉面既深且廣,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互相影響,隨時更涉及國際關係,
即使是金融專才也不見得能全面應付。也就是說,需要針對這類影響廣泛的政
策議題,做出尋根究底的通盤思考,雖然必然依賴相關部門作出技術投入、提
出意見,但又不能完全依賴單一行政部門。


(待續)


注:外國某些中央銀行往往要兼顧不少政策目標,譬如德國《聯邦銀行法》規定的法定目標,主要便是保持價格穩定。規定香港金融管理局職能的是《外匯基金條例》及《銀行業條例》,當中沒有提到通脹、經濟增長或全面就業等政策目標。早前任志剛的文章亦提到可否對目前法例賦予金融管理局的權限,作更廣闊的延伸解釋。

假如聯匯脫鉤:從一個老問題說起⋯⋯

『外在環境日新月異⋯⋯加上市民的期望不斷改變,社會需要認
真檢視,香港貨幣體系以現行架構,能否繼續盡其所能,為香港
的公眾利益服務;若否,那該怎樣修改,以「利其器」,好讓這
個體系可繼續「善其事」。』
——任志剛《香港貨幣體制的未來》頁27


金融管理局前總裁任志剛先生早前發表研究文章,指出實施了三十年的聯繫匯
率制度可以檢討,震撼政壇。不過由於任氏個人的往績,加之香港社會近年流
行的簡單標籤、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他提出的問題沒有引起太多的實質跟進,
反而變成因人廢言的聲討,在一番哄哄鬧鬧之後,一如所有老掉牙的社會議題,
無疾而終。

個人並非金融專家,但任氏所言,令我想起剛進入政府工作時,碰巧遇上亞洲
金融風暴,港元受狙擊,利息被夾高,炒家在期指市場予取予奪,股市與樓市
一片風聲鶴唳。港府最終雖然成功入市「平亂」,但是反應略慢,令新上場的
董政府遭受沈重打擊。

那時我剛大學畢業,其中修的一門課是國際經濟,當時英國學界最大的辯論便
是圍繞即將誕生的歐羅,以及各種匯率制度的優劣;由此也學了一點皮毛,知
道在完全固定的匯率下是必須放棄貨幣政策的自主權,而固定匯率的成功非常
有賴市場對政策承諾有著不容置疑的信任。所以對於港府面臨危機時的政策兩
難,以及在鏡頭前堅定不移地反覆重申政策立場,深感同情(目前政府高層要
高調反擊任氏的提議,也是出於同一道理)。

只是,自金融風暴起我也一直在想:難道偌大一個政府,在背後(在此必須強
調:只能是在背後)真的沒有人認真仔細地考慮過——哪怕是那麼一點點——
脫鉤的可能性嗎?難道沒有人思考過,為了維護這個雖然有利但不一定神聖的
人為設計,香港經濟和社會願意並且可以承擔的最高代價?難道沒有盤算過如
果一旦脫鉤,該作如何處置?

與其臨危被迫脫鉤,不如事前仔細策劃,這就是所謂的應變計劃(contingency
planning)。當時我就跟同屆同事談過這問題,不過作為畢業生,人微言輕,
見識亦淺,政府高層的事自然所知有限。同事剛從星加坡回來,笑言可能獅城
政府會有這類計劃。

後來走訪過幾個其他不同的衙門後,我慢慢對政府的行事作風多了一點瞭解,
發現港府似乎沒有做這類應變計劃的習慣(大亞灣核事故應變計劃除外)。但
那是比較技術層面的,不是政策(當然,政策也需要有技術層面的具體執行細
節)。

這是否因為香港政府的積極不干預傳統呢?首先,積極不干預已經幾乎被神化,
彷彿這五個字就概括了港英政府的管治理念,這只是想當然而;更重要的,是
積極不干預絕不等於什麼事也不做。事實上,經驗主義如英國人,都有做紮實
的政策研究。嶺南大學李彭廣教授最近新書披露,英國殖民地部於1945年增設
研究處,開始時的年度研究預算為一百萬英鎊(注)。一百萬英鎊約值目前三
千五百萬英鎊(英倫銀行數字),要注意的,是以上預算還是在戰後英國國困
民窮的狀況下作出的投資。

以上說的,還是比較學術性強的研究。英國政府對諸如部署撤出殖民地等涉及
帝國利益的事情,肯定有不同的應變方案。這些應變方案,需要就未來可能發
生或者肯定會發生的政治經濟問題,設想各種情景的可能性,並提出不同利弊
的對策,同時隨著時間的推移、形勢的改變而定時更新。問題涉及的層面越廣,
需要顧及的內部有機聯繫便越多,不能割裂看問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以聯匯為例,無論決定棄守還是堅守,最重要的是如何執行操作,把震盪減至
最低。棄守的話,是否會有一套全面的「撤退」方案?是擴大與美元的浮動幅
度、與另一種或另一攬子貨幣掛鈎,還是完全自由浮動,這些是金融專家與經
濟學者思考的問題。如何處理好消息的發佈,預防屆時可能出現的社會動盪,
警惕境內外投機份子發「港難財」的上下其手,與利益立場各異的團體解釋,
遊說他們支持,安撫反對的意見,以及設計新匯率形成機制時如何保障權力的
適當制衡與分配,既不過分迷信專家又不為民粹主導,則是政治家需要通盤考
量的問題。

尤其是要針對利益受損的一群,是否需要作出什麼安撫、為社會和諧而達致一
種平衡?而具體情況又會因升值貶值而有所不同。譬如,較早前港幣曾逼近強
方保證水平,目前脫鉤可能會出現港幣單方面的升值,財金當局亦會有空間適
度加息,壓抑過渡熾熱的投機炒賣活動,如此便會觸動很多在房地產市場持有
大量物業或土地人士的利益。

當然,同樣問題也可以反過來思考。如果選擇堅守聯繫匯率的話,那無異意味
當局放棄了貨幣政策的自主,但是香港政府還是能夠透過財政政策、土地政策、
房屋政策等等,補償因為實行固定匯率而長期受害的社會階層。既然長期的低
息環境助長了資產泡沫和高樓價,又蠶食了港幣的購買力,令廣大沒有恆產、
主要收入限於港幣的受薪勞動階層,飽受輸入通脹和高樓價的雙重壓迫,那麼
政府絕對有理由——無論是出於穩定政權的實際需要,還是純粹道義的感召
——透過其他的政策工具進行重新分配。

自由派經濟學者可能會對此憂心忡忡,唯恐干預了我們的自由市場經濟。可是
絕對的自由市場只是存在於經濟教科書裡,聯繫匯率本身便是對匯率的一種人
為干預,是百分之一百的政府行為;那末,針對此政策的負面影響而作出相對
的修正,又怎能以干預市場而一筆抹殺?

當然,以上所提尚只是從香港本位考慮。現實是香港要改變匯率制度,不可能
不跟中央政府打個招呼,不可能不考量中國在此事上的利益與立場,後者尚有
在國際政治經濟角度的全盤考慮。比如九七年回歸之初,中國斷然不可能接受
香港在國際炒家的狙擊下放棄聯匯,面子以外,亦有悖於當時自己人民幣不跟
隨東南亞貨幣競相貶值的國策(注二)。只是這些考量在民粹主義之下,隨時
又被上綱上線,成為一國干預兩制的證明。

(待續)


注一:李彭廣《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啓示》,第16章
注二:文首所引任志剛的文章,從經濟角度論述了港元作為本地貨幣及國際貨
幣在功能上會出現的矛盾。

12 July, 2012

林煥光為何要辭任行會?

從外地回港,發現社會正就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林煥光先生出任行政會議召集人一事,議論紛紛。來自泛民、傳媒、非政府組織的主流意見,都傾向反對林氏的任命,理據主要是因爲行會召集人及平機會主席兩職存在角色衝突,擔憂此舉會影響平機會的獨立性,損害其公信力,甚至破壞香港的人權保障機制。本文見報之日,林先生對去留大概已有定奪;這裡主要是就反對意見提出幾點淺見,並探討此次風波對日後的啓示。

平機會有理由需要獨立於政府,因爲在衆多國家,政府(即便是民選政府)都會給視為維護建制和既得利益,容易跟平等概念互相衝突。在香港,政府本身也可能觸犯平等機會方面的法律(注一),甚至成爲被告,這是何故目前有人擔憂,林氏一旦進入行會,在涉及政府方面的官司,將難以兩全。

有論者亦援引《巴黎原則》,指出保護人權的機構須獨立於政府之外。對此我非專家,但從網上資料得知,《巴黎原則》乃前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1991年討論通過,全稱《關於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國家機構的地位的原則》(注二),雖沒有約束力,但對各國人權機構的組成,提供了一些要點。平機會雖非國家人權機構,但此文件既然被人權組織多次提及,平機會的網站上也找得到,不妨作一參考。

當中,獨立性原則是其中一條,但是還有別的,包括:

一、透過法律保障人權機構的地位及權限;
二、成員的多元化;
三、資源的充足性;
四、授予任務的寬廣度;及
五、足夠的調查權力。

細看這些原則,不難發現當中的複雜性甚至是矛盾。至少對香港來説,法定的調查權力,以及公共資源的調撥,都需要由政府提出,經立法會批准。平機會的地位及運作受《性別歧視條例》規定,我們不妨看看以下條文:

第63條第(7)款:「委員會不得被視爲政府的僱員或代理人。」此條款固然保障了它的獨立性,但63條也規定委員會主席及其他成員均由特首任命,間接説明它的獨立性不是「絕對」的。

第70及73條指出,平機會可自行就其職能有關的目的,進行正式調查;但同時規定,如政務司司長有所要求,亦必須進行有關調查,完成後須向司長提出調查報告,在未取得司長同意前,亦不得自行發佈。換言之,政府對平機會的運作有一定法定影響力。

附表(6)第15條規定,平機會的財政部分來自公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得就其可支出的款額,作出書面指示,而平機會須予遵從。平機會也需要在每個財政年度屆滿後,將年度報告及核數賬目提交政務司司長,後者再轉交立法會(見第18條);而平機會可支付予其成員的費用及津貼,須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經諮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後釐定(第4條)。以上體現了對使用公共資源的制衡與問責。

更加重要的是,平機會本身的工作,現實上是不可能完全孤立於政府的。推動平等機會有賴法律的保障與規定,因此平機會的其中一項法定職能,便是不斷檢討目前有關消除歧視法律的執行情況,並在需要時(包括在特首的要求下),向政府提出修訂建議。平機會的工作也包含宣傳及教育,這方面如有政府部門配合,更是事半功倍。這些意味著平機會的工作,必然涉及到與政府機關的互動,而這互動包括嘗試向另一方作出遊說,影響是雙向的,至少要提出具體問題與方案,開會討論,情況就跟衆多社會團體要求政府修改法律一樣。這也許是林先生認為加入行會有助推動平機會使命的原因。

筆者並非法律專業,以上的理解可能會有偏差。經歷選舉以來發生的事,社會人士反對林氏的任命,可以理解;不少評論的擔憂,相信亦是出於對此地的真心關懷。但是,從目前輿論中表達的意見來看,彷彿是一面倒的著重於平機會的獨立性,而忽略了該機構在目前香港政治與行政的現實架構下,需要有效運作的其他要素。

筆者甚至覺得,輿情反應之大,是把平機會的「獨立」於政府,理解為與政府之間的「對立」關係。果如是,就可能有點不對勁了。因爲即使《巴黎原則》也沒有否認這些人權機構「對有關當局提供諮詢的能力」(見《巴黎原則》相關的聯合國大會決議案文本),也不排除政府部門參與這些機構(只是它們的代表只能以顧問身分參加討論),因爲這樣有助於建立有效合作的力量(見《巴黎原則》第4條)。

這裡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嚴格來説行政會議是不能跟「政府」劃上等號的。《基本法》將有關行政會議的憲政條文置於「行政長官」的部分,而非「行政機關」的部分,這安排應非偶然;《基本法》第54條也説明行會的角色,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和負責執法與具體行政工作的政府部門不同。

因此林氏加入行會,技術上不能理解為加入了政府,否則便會違反平機會委員不得同時為公職人員的規定。事實上,如果行會是政府的一部分,則那麽多年來立法會議員不可能同時兼任行會成員,因爲立法會議員一旦出任公務人員即喪失議員資格(見《基本法》第79條)。這個事實亦令人懷疑,爲何平機會成員兼任行政會議成員便不能監察政府,因爲如果這邏輯成立的話,立法會議員作爲全方位監督政府施政的機構,便更不應留在行會了。

筆者有一假設,把平機會的獨立,理解為與政府的對立,在於平機會這類人權機構本身在角色定位上的先天複雜性。一方面,它必須被賦予某些法定權力,才能成為有牙老虎,以上提到的調查權和修法提案權,讓它具備典型執法機關或行政機關的特色。另方面,它不可能是一個純粹的行政機關,起碼不是那種技術性的部門,因為平機會的抱負明確,是要「建設一個沒有歧視、崇尚多元、包容共濟的社會,人人共享平等機會。」這種具有明顯意識形態立場與價值判斷的宣言,不可能見於官僚行政機關,反而更接近公民社會中各類主張的倡導團體(advocacy group),如人權組織、環保組織、消費者組織等等。也難怪《巴黎原則》建議,這些委員會的成員,應能代表當代哲學或宗教思想流派。這種角色的二重性,是導致今次風波的遠因。

至於近因,就不用我多說了。經過十五年的紛紛攘攘,加之最近幾個月來的煎熬,公衆對是次任命當然不會從以上的角度分析。政治從來是情緒觀感與理性事實的相互糅合,分不清也說不明,非本文所能盡言。這不是說大眾的感情不重要,尤其對於平機會這麼一個機構,與持分者保持良好的合作與互信非常重要。在目前的社會氣氛下,林先生的去留,的確不是一個有簡單答案的問題。

可以肯定的是,此次風波預示未來香港的管治會相當艱難。第一、由於任何人接近政府都會受到質疑,政府以及由政府委任的相關機構,都會面臨嚴重的人才荒。中國有句古話:「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這種境況下,誰是最終的得益者?對香港福耶?禍耶?

第二、香港很多公權力的施行,都授予像平機會一類的法定機構,但這些機構跟政府的關係,從任命到日常工作,都是千絲萬縷。既然政府被視爲惡魔,他們也難免遭殃,日後的處境將會越來越侷促尷尬。有理由相信,監警會很快會是下一個風眼。


(完)

注一:目前香港的反歧視法例共有四條,即《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以及《種族歧視條例》,均對特區政府有約束力。

注二:《巴黎原則》在1993年12月20日的聯合國大會上,經第48/134號決議核可,決議案的內容應該跟《原則》部分一拼參考。讀者也可以參考台灣監察院的人權保障網頁。


(原刊7月11日信報)

12 June, 2012

Towards a Greater Society (expectation on the fourth term of SAR government)

Hong Kong is ailing. We boast ourselves about a great economy; but we have a very crippled polity and a highly segregated society.
Even official statistics admits that more than one-tenth of families are surviving on monthly income of less than $6,000. And it is not just the poorest suffering; mid-level managers and professionals have seen their real salaries diminishing over the last eight years.
The official GDP growth conceals the unjust concentration of wealth in and unsustainable reliance on a few sectors. The high fiscal reserve does not tell the widening chasm and rising tensions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All this has cost Hong Kong dearly, bleeding her of harmony and trust, the cornerstone of social capital. It has also resulted in a government low in credibility and authority, a phenomenon further accentuated by suspected corruption of senior officials or collusion with big businesses.
In a month's time, a new Chief Executive will be sworn in. The new administration and all Hong Kong must recognize that such ailments have their roots in a society and political system that are both unjust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Whereas the causes of economic inequality may be of global nature, the lack of its solution can only be explained in local context.
For both the elections to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re so designed as to make certain classes and interests over-represented. What's more, the office of the executive falls short in suffrage vis-à-vis the legislature in a system where they vie against each other for popular support.
The net result is the inability to foster consensus for breakthroughs. Consequently, policy deadlocks are seen everywhere, be they developing new industries, new financing models for medicare and pension, new infrastructural projects or mandatory green measures. Such deadlocks have blunted any possible political vision.
Recognizing the duality of our problem, response must be sought in both the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administrative fronts. On the former, a more egalitarian approach should be adopted in examining our existing policies and exploring overdue reforms. Should we give more respectable pensions to the elderly regardless of their means and abode? Should we segregate the housing market as to provide affordable dwelling for the commons, while not stifling the investment of the more privileged? Is it right to pursue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the benefit of a few, but at the cost of a worsening environment for all? Should cross-sectoral conglomerates be curbed in their powers to reinvigorate the SMEs on which our economic flexibility once depended? Is there room for taxing luxury goods through a just consumption tax? These are but a few areas in need of thoughts.
In the political-administrative aspect, more equitable participation in needed. The election method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must be hurdle-free as to return a truly democratically elected head of government in 2017 whose legitimacy and platform will go undisputed. The present political appointee system must be revamped to bring in other voices into the administration.
Governing capacity should also be strengthened so that when the political system is ready,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is armed with the right tools to finish the job. Intra-govermental policy research capability, obviously inadequate at present especially on longer term issues and contingency planning, must be properly enhanced. Furthermore, conventional advisory boards and committees and commissions with executive powers should also be reviewed as to ensure that they serve real purposes other than political dressing.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se changes will be met with suspicion and opposition.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y will not come without a price. But it is also beyond all doubts that such price must not be paid by giving up our core values in terms of people's liberties and the rule of law. Politics is a balancing art; and here a fine balance must be struck such tha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shall neither bend the rules to please the crowd, nor let the rules be abused by vested interests as barriers to necessary change.
For there is nothing more badly needed for Hong Kong than a Greater Society, and this can only be achieved through a more equitable manner in the cre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in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her citizens.

07 June, 2012

曾蔭權還能為香港做什麼?

一如所料,特首曾蔭權以一貫的機巧、醒目,成功轉移視線,將個人的誠信,變成制度的漏洞;把近三個月的檢討,化為三分鐘的發言:一句感謝、兩份報告、短中長三期落實建議,再來一個閉目抿嘴,也就把自己的糊塗問題難得糊塗一番,交代過去。

公眾對曾先生的個人印象,已無可挽回;可悲是陪葬的,還有政府的威信、公務員的士氣、兩制下香港固有制度的優越性,以及越來越瀰漫社會的政治無力感與犬儒感,讓人失去了對公職人員和公權力的信任。

要求曾先生辭職是不現實的:一、曾氏任期只剩一月;二、新舊政府交替之際,辭職徒然添煩添亂;三、中央政府肯定不容許有第二個特首在任內鞠躬下台。

但是,如果不作出某種懲罰,則無以平息民憤,也無從建立政治問責。較之中外,對比古今,政治人物犯錯,如不是自裁、下台或下獄,自我懲罰以示有所承擔的方法,還有以下幾個:

一、下詔罪己:這方法看似實際懲罰不多,但政治意義最大。曾氏如認真悔改,不但可痛斥己過,為貪念作宗教式懺悔,更可以提升到理論層次,為過去施政造成的豪強橫行、內外失和的局面,深切總結經驗,指出背後的深層次制度問題;如此,不但能絕地反彈,甚至可以為他確立一己的政治遺產,成為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宣言。

二、自我放逐:古羅馬時代在權力鬥爭中失勢的政治人物,往往受到放逐;中國古代失職失勢官員也常遭外貶的處分,類近放逐。曾氏離任後不妨考慮。只是,在大部份市民心中,曾氏早已被流放了。

三、自願罰俸:罰俸是我國封建時代懲罰官員的常法。曾氏如不想影響機制上其他環節,又能洗刷一己污名,莫過如自動奉上過去一年近四百萬元的薪酬,或退還庫房以紓民困,或直接捐予慈善機構,或成立一個「民主倡廉基金」,都不錯。不要忘記,香港市民在他離任後還得支付費用提供他作為前任特首的種種禮遇,曾先生的罰俸其實也是幫補一下這些開銷而已。

曾氏上台時既以政治家自許,正好在他政治生涯的最後階段,拿出政治家的勇氣與判斷,也算在離任前為港人做件好事。當然,他能有這樣的魄力嗎?

(蘋果日報6月4日)

31 May, 2012

議會角色要尊重 議員身份請自重(信報財經新聞5月30日)


因為香港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城市,香港人的政治思維是以經濟效益掛帥;因為炒賣是我們經濟活動的主要內容,所以這種效益又必須是眼前的、直接的、可計算的;又因為我們在英國人治下從未做過「孖士打」(語出王光亞),所以我們的著眼點總是枝節多於大局。

最近政府限制辭職立法會議員重選,反對派以拉布抗衡,這種效益之上的思維表露無遺。一般民眾對於議員辭職參加補選,以及透過冗長辯論拖延、癱瘓立法程序,普遍反應是無聊、浪費;而政府對此種輿情也「循循善誘」,每每強調因流會而浪費了多少公帑。

但是歸根究底,議會的功能是什麼?議員的責任又是什麼?

議會政治源遠流長,不同地區實施時亦各有異同,筆者並非專家,自難妄斷。但根據對歷史並不科學遑論客觀的皮毛知識,史上著名議會對於行政機關,多數是「阻頭阻勢」。

在君主政體下,議會的設立主要是為了制約君權,而制約的主要手段在限制君主徵稅和隨意立法的權力。例如,十七世紀在
位的英王查理一世非常討厭他的國會,長達十一年都沒有召開會議,但最終為了支付對蘇格蘭的戰爭費用而被迫就範。同理,美國人在獨立前即主張,如果在倫敦的英國國會不給他們議席,就沒道理向殖民地抽稅。

無論如何,議會的功能,不可能是為了儘快地、有效率地通過君主的法案,因為君主立憲的精神不是提升行政效率,而是防範專橫、濫權。如果要效率的話,一言堂本來就最有效率;只是很有效率地去做一件錯事,結果往往是車毀人亡。

這個概念不能搞錯,否則中國人一百年前為什麼要搞諮議會呢?滿族皇室為什麼害怕立憲呢?

君主制度式微後,世襲君王由民意授權的行政首長架空甚或取代,後者產生方法不一,名稱各異,可以是總統、總理、首相等等,但是具備直接(如法國)或間接(如英國)的民意基礎是他們的共通點。可是,議會在這民主化的過程中並沒有因此給廢掉。

這很有道理。第一,人民選出的首長如缺乏制衡監督,一樣會濫權,而且由於自恃有民意基礎,胡作非為的結果往往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二,總統選舉是少數服從多數,如果經常出現百分之五十一對四十九的結果,或者有些人因為種族、宗教或階級等等原因而永遠是社會裡的少數派時,他們便很容易覺得被排斥。如何保障這些人的權益,對一個地區的長遠穩定、和諧與發展,很重要。

這些少數人是誰?可以是過去英格蘭的天主教徒、美國的黑人、目前香港的有錢人等等。中國人礙於大一統和對正統觀念的執著,數千年來都想不出一個不流血的方法,既能體現多數人意願,又能保護少數人權益;西方人經過很多不幸的試驗後,發現議會政治是其中一個方法。

第三,總統只能有一個,他的內閣成員再多,始終是他的下屬。如果是議員就不一樣,大家平起平坐,而且能夠集思廣益。強勢總統可能變成魔君,議會政治卻很少會導致獨裁。更重要的,是人數多了以後,就能透過很多機制的設計、策略的運用,起到平衡的作用。

因為議會運作雖是大多數表决,但由於政策議題眾多,便讓少數派可以在議題之間作出取捨,透過結盟和多數派討價還價,爭取生存空間,保護少數派的核心利益。有時候,當兩個多數派之間勢均力敵而不能形成多數派政府時,少數派更能扮演關鍵少數的角色,左右大局。西方議會很多不願走民粹路線的政黨,像德國的自由民主黨,便是靠此生存;目前英國聯合政府中的自由民主黨,亦是一例。

因為這種討價還價,議會政治常常給人吵吵鬧鬧、低效無能的印象;甚至某些民主理論家也對此不以為然。但是我們在追求效率的同時,又怎能忽略這種表面的無效率,對保存多元社會的作用?多元化又是否我們的核心價值?

另外,在表决某些重要議案時,可采用三分之二的超級大多數表决機制,如此可以保障少數派的權益得到充分尊重,因為他們隨時能發揮否決性影響,這在香港基本法中也能看到。美國憲法修正案,更須得到四分之三的州議會或修憲會議四分之三的超級大多數通過。在英國,代表貴族社會精英的上議院亦能透過行使否決權,變相「拖延」下議院通過的草案成為法律,最多可長達一年,試問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拉布」?

論權力和功能,香港立法會本來就不能與英、美同業相比;它既不能要求政府內閣向其負責,也沒有主動立法權。理論上,香港政府如果不是需要新撥款(如開設副司長)或新法律(如剝奪議員重選權利),可以像查理一世那樣,不用理會它,只要虛與委蛇地回應一下質詢、定期申請年度預算即可。

但是,一個議會再無能,起碼有讓少數人代表發言的權利;讓明知(永遠)無法掌握政權的少數派,還有罵上兩句的自由。這對舒緩社會矛盾,有積極的潤滑作用。

香港的自由黨,以及剛過去的選舉中的唐營工商界力量,在日後政制進一步民主化後,肯定會被邊緣化。如何繼續倡導他們相信的自由市場經濟(其實看他們近年的表現,也真搞不懂他們是不是自由經濟的信徒!),以免香港的政治步入工商界恐懼的民粹主義,便是該黨要思考的問題。但從最近的拉布戰來看,他們很明顯還不了解少數派賴以生存的方式。

很多事情說不準。今天的立法會主席運用議事規則,閹割議員的發言權,受罪的是別人;但若成為憲政慣例,人民力量的今天,會否便是自由黨的明天?即使不是兔死狐悲,又何須拍手稱慶,去之而後快?

在今次事件中,民粹思維的背後假設,是議會的責任便是「多、快、好、省」地協助和配合行政機關施政;這是錯誤的。至於不少中產人士乃至社會精英都這麼想,大概因為香港人習慣了商業模式的思維與辦事手法;可是政治不是工商管理,政治家跟企管人才也不一定是同類人。

18 May, 2012

理性的荒謬:給卡繆的信


卡繆先生:





你好!兩年前,我看了香港話劇團改編你的名作《卡利古拉》。你訴說這個惡名昭彰的古羅馬暴君,如何過著荒淫無道的生活,卻是在「以荒謬對抗荒謬」。



對於你的思想,我毫無認識。但拜託網上百科辭書的方便——這個時代罕見的偉大發明——我瞭解了一下你所創造的荒誕劇。它的定義是:「類似雜耍,包含可怖或悲劇的形象,人物處於無望境地、被迫重複無意義的舉動,對白充滿陳詞濫調、文字遊戲和廢話,情節重複出現、或荒謬的展開⋯⋯」



這定義實在妙絕,簡直為我身處的小地方——二十一世紀的香港——過去的十五年,做了一個幽默的總結。而且,目下我城還在上演這荒誕長篇的續篇——「拉布與流會」。舞臺,是本來氣氛莊嚴的立法會會議廳;主要演員,議員六十
人;配角,政府官員三、四十人,另加臨時演員百餘人。



故事的展開,是因為不斷有議員缺席而流會;議事堂上,即使出席的議員也在眾目睽睽下公然看影片、寫大字、打瞌睡、講電話。這些每個月拿十幾萬元薪資的議員們,早前還公然要求為自己加薪。



雖然是荒誕劇,但演員們為這場戲演得異常認真、無比投入,由此更顯荒誕:有人為議事規則爭辯得面紅耳赤,有人動員通宵審議法案,有人甚至煞有介事地要絕食抗議!



他們要抗議的,是另一邊廂演員的「拉布」。須知道,我們的立法會,猶如先生故國三百年前的三級議會,由少數人的代表壟斷。這批代表理性地認為,要陪著多數人的代表,審議一千多條「的的了了」的文字修訂,甚至辯論遠處非洲的蘇丹版圖⋯⋯這種「離題」討論,是對生命寶貴時間的消耗,對有限精力的浪費。



卡繆先生,你一定以為,他們在爭論的,是關乎人類前途、世界和平、國家統一、民族平等⋯⋯這些曾經困擾你身處時代的大議題;即使是不切實際的哲學討論,起碼也該涉及到人的存在意義,或者自由意志等等比較有趣的話題吧?



可是,這裡不是一九四五年的歐洲。他們爭論的,不是應否用原子彈結束世界大戰,不是通宵達旦慶祝解放巴黎,不是組織反納粹的地下運動,也不是搞反殖民主義的鬥爭。



這場戲的主題,純粹是不務正業的導演,加上缺乏題材的編劇,礙於過去敗在反對派手上的面子問題,要求剝奪辭職議員的重選資格而已!



真的嗎?就這樣嗎?人生的智慧,就萎縮到這麼芝麻綠豆的小事情上?無價的青春,就消磨在這樣無聊的爭辯上?抱歉,的確如此。



你必然要追問:除了這些修修補補,你們的制度就沒有更大的漏洞嗎?你們的政治,就沒有更高瞻遠矚、迫在眉睫的議題嗎?有的話,還提出這種無聊法案的始作俑者,不是更可笑的「離題」嗎?



沒錯!相對於議員們一個晚上的通宵開會,我們絕大多數的觀眾,已經為改變這個低效的議會機制,熬過了一場差不多長達五分一個世紀晚上的「政改拉布」!



而這個遞補機制法案通過後,會成為這「十五年政改拉布」的最新離題之作;雖然根本完全無法回應深層次矛盾,但也許會揭開下一齣荒誕劇的序幕。



更荒誕的是,與先生法國人天生的浪漫蒂克不同,我們這個城市的人恰恰又是以速度效率而自豪,從未享受太多的休閒。我們是以百分之一百的認真,幹著百分之二百的無聊事,真不知是為誰而忙?



這幾天跟議員們的表演同樣精彩的,還有負責我城高官薪酬檢討的獨立委員會。根據一系列的數據和推論,政府接納了他們的建議,下一屆局長的薪資,會有百分之八的增幅。這個獨立委員會在兩個月前,同樣建議給「拉布與流會」的演員,加薪百分之十。



我們政府和委員會沒有告訴市民的,是他們羅列的論據背後的假設。那就是:局長的收入不能輸給通脹;政府高官的表現應該比美企業行政總裁,因為當官的終極目的跟從商一樣,是為了撈錢。



像先生這種不計報酬參與政治的人,如果活在今天,是非常可笑的。但這是我城獨有的功利主義邏輯。只是真正可笑的,還在於他們眾多「基本原則及考慮」當中,獨欠官員的「政治表現」,而他們卻又偏偏把這個說成是「政治委任制度」。



我們只能盼望,下屆政府能從政治角度看問題,有勇氣斷然拒絕委員會的建議,否則便無法跟現政府的錯誤切割。



我一位朋友指出,現在大學當個兩萬月薪的研究助理,整體要求和能力都比我們的政務助理高。過去十年一般工人的薪資增長,似有若無。政府是否知道民間疾苦?



其實對於這些加薪的理由,我的朋友不能太認真考量。要不你像觀眾一笑置之,要不你乾脆上台,跟他們一道演戲;但千萬不要認真地來個邏輯分析、嚴肅論證。單單是理性批評,你已掉進了圈套;因為你看的,本來就是一齣荒誕劇!



卡繆先生,很遺憾沒能活在你那個偉大的時代。我的時空是侷促的,我們注定不可能產生偉大的政治家,只有小官吏的技術思維和斤斤計較。在這裡,主席的裁決完全符合議事規則,政府的法案嚴格按照法律步驟;臺上演員的一舉手、一投足,都完全吻合戲劇理論的要求,只是劇本本身是荒誕的。



程序理性,結果荒謬,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印記。



不過,也許以上的討論,本身也夠荒謬的:面對這個非理性的世界,又何必用理性的張力,來增加生命的沉重?太可笑了!倒不如學學你們普羅旺斯的農民,在初夏的黃昏,來一杯酒,唱一首歌,或者談談情、跳跳舞,可千萬千萬不要太認真。






07 May, 2012

司局架構可檢討 問責缺失要治本

司局架構可檢討  問責缺失要治本



從改善組織理性出發,看目前傳言中的改組方案,是無可無不可。首先,梁氏政府要把文化從民政事務局分拆出去,獨立成局。這回應了社會上很多人要求推動文化建設的呼聲;而一個專責文化的局長,肯定可以有更多時間,爭取更多資源,做好這方面工作,在架構上是符合梁氏政綱的。

但是,文人相輕,能否找到一個眾望所歸的局長,不容易;文化是意識形態的核心,政策的具體內容能否得到社會支持,也跟是否有文化局毫無關係。至於輿論界擔憂文化局會變成宣傳部,也跟組織架構沒很大關係,如果要做的話,現存架構也能完成任務,暗地去做,也會比明目張膽地做更易成功。

至於傳言中把房屋、地政、規劃併為一局,概念上符合分工理性,因為這些政策本身是有機結合的,也是市民大眾最關切的社會矛盾。把它們集中處理,可以減省政策協調的阻力,也有助釐清政治責任,免卻未來局與局之間互相推卸。

然而,有利不等於說有絕對需要,因為建議中的副司長一職,本身已可發揮協調政策的作用。世上沒有一種特定分工模式,能永遠切合所有社會需要。副司長一職,與其硬性規定統領某某局長,不如就具體工作所需而定,不失為一有用設計。


譬如,如未來政府工作重點是穩定樓價,提供可負擔的房屋,則可以副司長專責一個房屋工作協調小組,統轄原來分屬各部門的規劃、土地、運輸,兼涉福利及財政金融,因為房價影響到社會福利的多寡、政府財政及銀行體系的穩定。至於梁氏政綱中提及的優化人口政策,論牽涉之廣、影響之遠,更須高層次的統籌。

有評論擔憂副司長會架空司長,其實自實行問責制那天起,政務司長已被架空了。從前,政務司長與各局長、副局長按慣例由政務職系人士出任。人既來自同一系統、同一背景,多少有一套共同理念和語言,至少瞭解彼此脾性。他們出任局長前已共事數十載,又何須像今日在上班後才開始磨合?

我們不要忽略,問責制前的政務司長乃文官系統之首,公務員有嚴格等級觀念,加上司長對局長的考勤、陞遷,縱非一言九鼎亦有極大影響力,統籌各部門的能力自然無出其右。

問責制以後,局長、司長來自五湖四海,既無共同背景以資維繫,亦乏正式黨章加以約束;正是本非同林鳥,離任各自飛。試問這種制度,又如何促進政策協調?再者,政務官員以政府工作為終身志業,多多少少都會畢恭畢敬;問責官員多有自身本業,在政府不過工作五年,成與不成,都要籌謀退路。前者背水斷橋,後者各有打算;除非專心從政,否則何者會更一心一意,和衷共濟?

以上所說,沒有深奧理論,只是基本人性,換作你我,都是一樣。制度上缺乏合作誘因,難道最終要訴諸個人關係和善意?所謂加強統籌、溝通,豈是多開幾個督導委員會、多發幾個電郵備忘錄、或加插幾個政助副手,便能成事?過去十五年,特區政府的高層大型會議,什麽時候見少了?政策通盤思維,卻反而越見薄弱,足見文山會海,並非對症下藥。

我們今天總是說政策缺乏宏觀統籌,必須重視這人事制度的底因,不能抽空的看組織架構,泛泛而論。不去正視這根本問題,而只是在政府組織圖上,把框框條條搬來搬去,是沒有很大意義的。所以我認為不用對重組看得太認真、太執著。

即使改得其所,改組涉及的實際操作還是很多。包括修改法例及附則、更改上下級的統轄關係以及橫向的工作關係、與相關非政府機構(如各委員會、法定機構和社會團體等等)合作關係的調整,往往亦觸及公務員的輪調、個別人事關係的處理,當然還有鎖碎如辦公室搬遷以至公文信封和名片重印等行政事宜,真是不勝其煩。總而言之,絕對不是長官一聲令下,便能水到渠成;特別是涉及人數龐大、又有諸多成規的政府機關。

我曾在政府經歷了兩、三次大型內部改組;以上所言,雖囿於主觀經驗,幸亦非紙上談兵。對於改組,我整體觀感是負面的;每次都弄得人仰馬翻,對後來制定和執行政策,作用卻微乎其微。當然,梁氏政府不是董、曾政府的延續,把以往一切算到新政府頭上,也有不公,所以不妨疑中留情。

現在梁班子對改組一事,似乎已是箭在弦上。理由之一,是方便新政府七月一日上班後馬上開展工作。的確,如果新班子上任後半年還要重新分配工作,各局長要重新認識自己下屬和工作內容,重新劃分法定權力,也實在費時失事。


不過,相對於兵不知將、將不統兵的危險,更可能發生的,還是以上講的「將不知將」。這個就不是改組能夠改變。況且,改組必然會消耗政府內部很多人的時間精神,今次改組的幅度雖然小於零二、零七年,但卻適逢政府換屆的敏感時期,跟董、曾政府於連任時改組有別。

梁氏在選舉的最後階段,經歷極大爭議而登位,不能說得到廣大市民的普遍認同;因此而急於有成,可以理解。但如匆匆開局,一旦遭逢挫敗,屆時草草收場,難免更損威信,不得不慎思而行。

總而言之,改組不一定不好,但一定要清楚為何要改,要改什麼,如何去改;絕對不能為改而改,否則只能是勞民傷財的瞎折騰。更重要的,是梁氏政府和社會各界,當儘快全面檢討問責制,以配合進一步民主化的需要,著手解決決策低效的本因,而非著眼於一時形式上的改組。至於泛民諸人,與其一反到底,何不趁機提出改制的具體建議,或可跟新政府討價還價,亦對完善體制更有裨益。

(《信報》評政府改組案。二之二)

議事論事:政府改組(2012年5月3日)

http://programme.rthk.hk/rthk/tv/player_popup.php?pid=866&eid=176952&d=2012-05-03&player=media&type=archive&channel=tv&part=2

04 May, 2012

DEM BEAT文化

在香港各個大學裡頭,很流行一種叫DEM BEAT的學生文化。他的意思是一大群學生在搞活動的時候,穿著代表自己學會或學院的T-shirt,然後組成某種隊形,通常是一字排開,用腳大力踩地,或者用手配合打拍子,同時高聲叫喊口號。口號的內容因活動而異,大多數時候是呼籲其他學生參加活動,或者在比賽中為隊友打氣,又或者在學會幹事選舉中投票給某個內閣,也就是一般講的"上裝"。

我所認識不少在大學的教授或導師,對於這種文化都有點不以為然,覺得很俗氣,又或者沒有什麼思考內容。我也聽說有些從內地來港的學生,拒絕參加這種活動,因為他們覺得那種行為很幼稚。

我個人雖然不太喜歡這種活動,但認為學生有他們表達的自由,完全可以選擇活動的形式。我們不能武斷地將自己的喜好當作絕對的價值判斷,比如認為古典音樂就是高雅,流行音樂就是低俗。或者,非洲的土人來到香港的大學,會覺得這是具有香港特色的土風舞表演,就像他們的部落文化一樣,又或者美國人也會覺得這就好像美國大學裡面的拉拉隊文化一樣。

你也可以說,這種學生活動可以培養學生的合作以及團隊精神。要一齊有節奏地喊口號、拍手掌,需要練習和一定的紀律,就像士兵們的軍操一樣。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問題,反而是學生在進行活動的時候,有沒充分考慮到自己行為對他人的影響,有沒充分尊重別人的權利和自由。有一次,有二十幾個學生在大學中央圖書館一字排開,排練DEM BEAT,搞得其他學生有十幾分鐘幾乎無法進入圖書館,在圖書館的二樓都可以聽到他們在樓下的叫喊聲。坦白說,這是很不負責人也很自私的行為,完全不符合一個受過高等教育成年人的要求,更達不到大眾對未來社會棟樑的期望。

我也遇到過上課時隔壁有學上在彩排DEM BEAT,較早時更有報導指科技大學有教授投訴學生進行DEM BEAT的時候造成的噪音,影響了他的休息。這種種情況在大學裡頭其實很多,問題是大學當局或教師有沒有公開地給予學生們一些勸告或指導呢?恐怕很難。因為,香港近十年以來的教育盛行一種很畸形的商業文化,學生和家長都將自己當作是教育的消費者,而顧客永遠是對的。

同時,香港社會似乎對自由有一種誤解,往往是勇於責人、疏於責己;律己以寬,待人以嚴。容許我講一句會被人批評的說話:很多學生都喜歡指責政府的權威,早前李克強訪問港大,警方限制了學生的示威活動範圍,馬上搞到滿城風雨;但是當學生搞活動時候,又又沒想過對其他學生和公眾人士的影響呢?中文大學每年都有學生搞的千人晚宴,差不多要封鎖半個書院的範圍,對很多教職員和同學造成不便,活動的搞手對自己和他人的自由,是否採取了雙重標準呢?

事實上,要改變這種文化非常困難。我們的政府一味地要將大學生的數目搞上去,作為政績工程的炫耀。但真正塑造一個人行為的,其實是中、小學階段;不幸在中、小學裡,一樣彌漫這一種"顧客至上"的風氣,在推行所謂的直資政策以後更是變本加厲;加上所謂"怪獸家長"對孩子的過度保護,很多學生都是"吾話得",只會評人,但是就很難接受別人批評;升上大學的,更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對別人缺乏基本禮貌和尊重的,比比皆是。

如果政府高官覺得年輕人的反權威文化是一個社會問題,那麼他們應該好好反省,造成這種現象背後的教育政策和制度,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RTHK自由風自由phone)

03 May, 2012

重組所為何事 敏行毋忘慎思

要評估候任特首提出的行政機關重組方案,不妨先看看以下這個故事。 

二零零零年,前特首董建華提出,為推動創新科技發展,並鼓勵引進外資,設立創新科技署和投資推廣署,歸工商局統轄。該局原來負責的競爭政策、消費者保護以及旅遊事務,則并入經濟局。改組後的工商局中文名稱不變,英文則從「Trade and Industry Bureau」,改為「Commerce and Industry Bureau」。 

兩年後,董建華政府為了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又把工商局改組為工商及科技局。這裡的「科技」不是什麼新東西,而是來自董先生自己在一九九八年才設立的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原來,董氏上任時認為當時「資訊科技和相關的廣播及電訊事務由不同政府部門處理」,需要一個新局長來「領導和統籌所有這些部門的工作」,以「負責統籌香港整體的資訊科技發展」。沒想到這個局四年後便讓他自己廢掉。(注一)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被吞併後,變成了工商及科技局轄下的一個科,叫做「資訊科技及廣播科」,順便兼管創新科技署,一年後又改稱為現在的「通訊及科技科」。因次,工商及科技局首任局長唐英年才會處理商業電台的續牌,在特首選舉時爆出跟梁振英有關的驚人之言。 

可是到了二零零七年,曾蔭權為了彰顯他競選時的政綱,又把原來的十一局來個大改組。當中最有趣的,是把先前分割出去的旅遊、競爭政策及消費者保護,又跟工商科重歸一統,改名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理據是把相關的經濟事務綜合處理有助提升本港競爭力,云云。 

經過這麼多年改來改去,當年田長霖教授倡導的創新科技,除了坐落吐露港旁的科學園外,早已成了被海風吹散的回憶。香港的科技發展了多少?創新了幾個本土高科技品牌? 

自特區成立以來,行政機關的重組真是兩年一小變、五年一大變。以上的例子外,尚有一九九七年禽流感事件後,廢除兩個市政局和市政總署,並針對監管食物和衛生的需要,成立新的環境事務局、食物環境衛生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比較近期的,則有局、署合併,見諸教育、房屋、環保等等範疇。成效如何,難以一概而論。比如説,過往某些政策局的政策,根本就是轄下部門建議的搬字過紙,在程序上給予批准畫押而已,沒有很多實質意義上的新內容。這種情況下,局、署合併是好事,既能節省行政資源,也能加快決策流程。 

但是,也有某些重組,動機不一定那麽純潔,考慮不一定那麽理性;可能只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也可能是政治宣傳,有時候,據説更是出於個別人士的私人矛盾。 

政治人物無法解決實際問題時,往往喜歡搞走過場的形式主義,而又有什麼比重組更容易呢?換個衙門牌子,似乎就讓人有了新希望,以解一時燃眉之急。 二零零二年的重組,似乎更像是爲了把倉卒上馬的問責制合理化。至於二零零七年的重組,官方的説法,是「當局有需要⋯⋯確定現行架構能否讓第三屆特區政府處理香港面對的各項挑戰。行政長官在他的競選政綱中強調的,包括第三屆特區政府會提倡「進步發展觀」、創造就業助扶貧、提升生活質素、優化人口結構,以及推動民主發展。」(注二) 

那次重組成效如何,相信無需我多言。重點是,任何一個機構能否成功,除了組織架構外,更要看領袖是否察納雅言、用人是否唯才是舉、政策有沒實質內容、資源是否落實到位、方向能否堅持到底。否則,好像過往我們搞高科技工業,只是衝著科網股熱潮而來,又如何能有結果?美國矽谷雖然經歷科網股爆破,過去十年谷歌、蘋果和臉書卻仍能創出非凡業績,決非偶然。 

現在,人們對梁氏新政府搞重組看得那麽重要,實在不必。有意義的改組目的,可以有虛實兩方面。虛者,是為了凝聚社會上下、機構內外的共識,突出政策目標,董建華設立創新科技署,便是一例。 

但是務虛還不如務實。務實的第一種可能性,是有全新的政策或項目要推行,比如火箭升空,要搞個太空總署。美國羅斯福總統為針對大蕭條而推行新政,需要大幅加強聯邦政府對經濟調控,便得開設大量新的聯邦機構,也是順時之舉。 

現在,梁氏的「穩中求變」政綱,要帶來的社會變革,幅度和規模不可和羅斯福的新政相提並論,所以第一個可能性基本排除。 
第二個可能性,是改善現存機構的組織理性:包括分工是否合理公平;落實政策所需的權力是否適當整合,因為過度集中容易濫權,分散又難以成事;管理跨度(span of control)是否合理,以利政策協調,避免割裂問題,不一而足⋯⋯ 

什麼是違反組織理性?董氏把十一個政策局直接納入其麾下,架空政務司長和財政司長,一個人又如何直接協調、統籌如此多政策?這便是不合理。從前周一嶽一人負責衛生、食物及福利三大爭議不絕、有待改革的民生範疇,也是不公平。

注一:請參閱一九九七年施政報告第44-45段。
注二:見二零零七年五月三日政制事務局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政府總部決策局的重組安排》

(政府重組案•二之一)

28 April, 2012

Is RMB due for Devaluation?

EJ Insight, Apr 26, 2012

 

The daily trading band for the renminbi has been widened to 1 percent. The move is read by the market as a further step towards the Chinese currency's eventual liberalization. But it also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greater room for deviation from the official rate will bring about devaluation. Since the exchange rate reform of 1994, the RMB, also known as the yuan, has been skewed towards one-sided appreciation against the US dollar, excepting minor ripples in early 2012.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this trend will continue becau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nts to reduce its economic dependence on exports and increase domestic consumption. A strong currency, so goes the argument, is less of a concern to a consumption-powered economy. It might even be good because it leads to more favorable terms of trade, meaning that Chinese people can consume foreign goods at cheaper yuan prices.

However, this view has not fully considered the impact on Chinese firms when they compete with foreign counterparts, both in the domestic and overseas markets. It ignores the fact that the succes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for the past 20 years was primarily built on its price competitiveness or, to put it bluntly, on its goods and services being cheap.

Signs of change are already perceptible. When people have their survival needs satisfied, they naturally want something better, fancier and safer. Middle-class Chinese consumers are craving for anything from Apple’s new gadgets to Wyeth’s baby milk powder. The hard reality is that Chinese goods are not reputed to offer good value for money, in spite of (or because of) their being cheap.

Let’s not be mistaken. This is not just about goods of sophisticated rocket science that Chinese engineers cannot make. (In fact, they make very good rockets!) It’s a far more ubiquitous and hence problematic phenomenon of the very way that everyday Chinese goods are commonly perceived everywhere.

Canned food gives us a very good vantage point of observation. I shall give you two examples of famous Chinese brands exported in large quantities to Africa or anywhere with a large Chinese migrant population.

The first is Pearl River Bridge fried dace, sold at HK$17.90 (US$2.30) per 150 grams in Hong Kong’s supermarkets. How does it compare with substitutes? A can of 125 grams of sardines in olive oil imported from Portugal is selling at only HK$15.80. Thai tuna in sunflower oil is selling at HK$14.90 per 185 grams. A note on nutrition: tuna and sardines, as deep-sea catch rich in omega-3 fatty acids, are better substitutes than dace, which is a cheap bony freshwater fish found in abundance in Guangdong province.

A more interesting example is canned luncheon meat. In standard 200 grams package, the Chinese Maling costs almost the same as the Danish Tulip. Samples of Maling were earlier found to contain malachite green, a carcinogenic chemical. The Tulip, living up to the stringent labeling requirements of Denmark, a country with a strong dairy tradition, pledges 88 percent pork in its contents. The premium American SPAM is 20 percent more expensive but that is an innovative low-sodium version.

Observant readers may notice similar trends in other daily goods “made in China”. Surely, part of this can be explained by inflation.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food component in consumer price index was up 7.2 percent last year.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for pigs rose from 82 to 99 during 2009-10. Tinplate, which is used to make cans, also saw a similar price hike.

But at least part of the explanation has to be sought in the appreciating yuan. The US dollar has dropped 7.6 percent accumulatively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against the yuan. It simply cannot be used to justify the fact that Danish canned food, transported from several thousands of miles on high oil price, can be sold at the same price in Hong Kong as the Chinese brands made nearby.

No matter what the explanation, the troubling trend is that Chinese goods are losing their price competitiveness even when they have yet to build a strong brand identity of reasonably good quality. Chinese food products do not have much to boast about in food safety and brand management at their nascent stage of development.

For example, the above-mentioned canned food products are managed by a subsidiary of COFCO, or China Cereals, Oils and Foods (Group) Co. Ltd. COFCO is a Fortune 500 company traded 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as China Foods Ltd. (0506.HK) and China Agri-Industries Holdings Ltd. (0606.HK).

But Maling luncheon meat is also made by a dozen factories under a national license with varying qualities and bearing similar and confusing trademarks. Some of them have been found by overseas consumer authorities to contain harmful chemicals from time to time. However, because of brand confusion, consumers cannot trace the origin and tell one from another. The one made in Shanghai eventually had to adopt another name to avoid confusion.

So, as a consumer, will you buy a Chinese Maling or a Danish Tulip when price is no longer an issue?

19 April, 2012

建制民主重新定義 政黨分合還看今朝(4月16日信報)







什麼是建制?建制派是否一定不容于民主?民主派是否一定不能走進建制?這是今次選舉凸現、並將影響未來黨、派分合的一個重要問題。


長期以來,香港傳媒及政、學界中人,傾向將政黨政團二分爲建制、民主兩大派:一邊廂是自由黨、民建聯、工聯會、一眾以功能組別為根據地的工商政團;另邊廂則是民主黨、公民黨、工黨、社民連、人民力量等等。 


稱前者為建制派,似乎他們便是以捍衛建制為目標,所以抗拒任何改變,特別是民主化;稱後者為民主派,似乎便因爲他們要追求的目標,必然會徹底改變目前的建制。 


然而到底什麼是雙方要打倒或維護的建制?卻從無人說清楚。按字面解釋,可以理解為所有現存、已確立的制度,包括相關的行政、立法及司法機構、彼此的憲政關係、規範它們運作的規章制度及行事慣例等等。 


賦予以上建制以形體的,按重要性分別是基本法、相關本地法例、政府内部的規例、通告等等。但更重要的卻是形而上的,那就是這些法律條文背後所蘊涵的價值、理念,包括經濟及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個人權利、司法獨立及法治精神、有效率及政治中立的公共行政、程序上的理性及公平、廉潔奉公等等。這些是香港引以爲傲的現代管理文明,是兩制的核心。 


明乎此,所謂民主派必然反建制,不但概念錯誤,且亦違背事實。以上每項價值都是泛民政黨會堅守維護的;同時,即使最激進的人民力量,都一直參與建制立法機關的選舉,除了不滿主席裁決的某些必要政治秀外,完全服膺立法機關的憲政規定,而在街頭示威被捕後,也完全遵守建制司法機關的判決! 


以上的建制價值中,暫缺民主兩字。這是因爲英人在撤離前,尚未確立一套完全融于殖民地建制的民主制度遑論文化,以至對民主的步伐和内涵人言言殊,基本法也只是以最終達至普選的説法含糊交待。 


故此,所謂建制、民主派水火不容、理念不同,只是指其對民主兩字的看法而言,對於建制背後的核心價值,兩者根本沒有分歧。當中尤以法治、廉潔、自由為最,即使大資產階級亦不能公開否定。早前李嘉誠在長和業績發佈會中,強調香港最重要有自由、法治,而民主按基本法逐步落實,便是一例。 


從這角度看,泛民與唐營在選舉後期呈現的某種合作,便不是單單的權宜,也不是某些人說得那麽莫名其妙,而有堅實的意識形態基礎。 


德先生未見蹤影  兩制夢快成追憶 


展望未來,雙方尤其要正視香港面對的最大威脅,是其固有制度正日漸被侵蝕。本來過程是蠶食而非鯨吞,一般人不覺有即時危險,但是次特首選舉卻把問題集中地、尖銳地暴露出來。除了我前文已提及公務員和公共機構可能會成爲政治鬥爭工具外,具體需要警惕的還有以下三方面: 


一、梁氏會委任什麼人進入日益擴大的政治委任團隊?唐營中人的政績雖乏善足陳,尚有一定經驗,尤其財金方面。在沒有公開公正的政黨輪替機制下,香港的政治委任制容易淪爲醜陋的政治分贓而非用人唯才。

二、梁政府標榜求變;變是好,但也須用正大光明、合法合理的手段。公務員重視程序和規章制度,在過程中容易讓人覺得“阻手阻腳”。他們能否真的不亢不卑,是其是、非其非?急於求成的新政府,會否爲了討好民衆,而在人事升遷上提拔幸進之徒?

三、香港數百個擁有法定權力或咨詢地位的委員會、半官方法定機構及公營機構,雖不是政府的一部分,但職責、權力和影響力無遠弗屆;事大至推薦法官,小至批出酒牌,都有它們的份兒。這些機構的委任權在於行政長官或其授權的官員,隨時變成政治委任制度的延伸。 


以上三點,尤以最後一點過程緩慢,容易爲人忽略。如果獲委任者偏離我們的核心價值,將慢慢形成對整個建制的滲透。 


蘇錦樑曾任民建聯副主席而出任局長,開政黨酬庸之先河。當然,梁氏如有遠見胸襟,當不會單單委任左派政黨入閣。一者、梁氏很清楚左派政團在選舉中並非自始真心支持;二者、如管治團隊完全受制于某派,將難收縱橫捭闔之效,凡事更須仗仰西環出手。冀望梁氏為己為港,不要重蹈曾蔭權的覆轍,來來去去那批人。 


抛棄教條枷鎖  落實建制民主 


至於一眾泛民政黨,亦應反思其過去的教條主義路綫,能否真正達到他們爭取的目標。何俊仁選後便表明和新政府理念不合,不會加入。這真有需要嗎? 


既然梁氏自己表示新政府屬於七百萬市民,而民主黨又代表市民當中的一大部分,則爲何要自絕于新政府外?此概念不通也。


自絕于新政府外,便等於把政府的資源拱手讓與跟自己政見南轅北轍的政黨,幫對手累積行政管理經驗,培育政治人才。彼等將來更有力挑戰特首寶座,豈非愚不可及? 


所謂在建制外的反對派,我上面已清楚指出那是概念混亂。而且民主黨人應該很清楚,在目前憲法規定下,立法會權力有限,除了繼續反對外,更能為市民做些什麽? 


相反,泛民如能有人加入行政機關,可累積執政經驗,也能擺脫一直以來凡事反對的形象,在未來特首普選時,才可凝聚大部分理性民衆的支持。須知道,所有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沒有一個政黨會甘心永遠做一個在野黨。而今次何俊仁在民調一直落後,民衆除了考慮到和大陸的關係外,也是因爲他缺乏在行政機關磨練的實踐經驗。 


或曰:加入新政府不等於認同了小圈子選舉,接受了認受性不足的制度嗎?此說看似合理,實亦不必。泛民既然自己參加了特首選舉,也一直有參與他們自己反對的功能組別,則這種說法在邏輯上已說不通。再説,難道昂山素姬參加軍政府舉辦的選舉,就等於承認了軍政府的合法性? 


又或曰:梁氏不會真心讓泛民派入閣。此慮更屬多餘。他不委任你,顯得梁氏胸襟不足;民主黨自己拒絕,等於解決了梁氏的一大頭疼! 


我想來想去,覺得唯一困難,是如何在集體負責及官方保密的限制下入閣。當然,既有蘇錦樑在前,也就不一定是不可能。大不了,以個人名義入閣,或效法唐英年故事,辭去黨籍。入閣如暫不能接受,也應考慮爭取以上提到的委員會及法定機構。 


泛民派即便不為自己籌謀,也應為香港著想。加入新政府的最大意義,在於實行建制内的監督,防止對固有制度的侵蝕,核心價值的崩壞。單單在立法會裏監督,始終是隔了一層,而且難免是亡羊補牢,後知後覺。既然不信任梁氏,何不直接進入其核心進行監督?何況泛民派大可行練乙錚提過的内部分工,又有何不可? 


總而言之,是次特首選舉的結果是有危有機:香港的固有制度和核心價值面臨衝擊,但卻可能是政黨政治發展的契機。建制不等于保皇,民主也不是革命。寄語工商精英,放下身段,反思民主制度之意義,爲何世界發達經濟地區盡皆採用?民主派人,也要把握機遇,以靈活手段,和所有願意捍衛核心制度及價值的黨派合作,甚至走入政府;切勿爲一時一己之清名,死抱教條主義不放。過去二十年的抗爭方式繼續走下去,將是一條不歸路;一國兩制的成功,或者說香港故事的延續,有賴本土精英及民主派放下成見,共同抵抗裏裏外外的圍攻。





(《特首選舉回顧與前瞻》之六 •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