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士 • 麥遜
二○○二年推出的問責制，是香港憲政發展上的一大錯誤。
那年春天，我和一眾同事像普羅大眾一樣，從報上得知有關問責制的傳聞，並每天像追看八卦新聞般，估算誰會是我們的新司長新局長。當時有同事認爲制度能否成功視乎人選，我則認爲制度本身有問題，無論何人擔當都不會成功。現在我仍堅信當初的判斷。
官方說問責制是為了讓公務員做回政治中立的本分，讓問責局長承擔政治責任，更好地回應民意。說穿了其實是合約制局長比長俸制公僕，更易人頭落地。
這種粗疏的說法，令人對「問責」一詞, 簡單地理解為揹鑊、辭職、下台，以致日後但凡有任何政策遭到反對，社會上主流聲音便是拿某某祭旗，很少去研究討論問題所在。誠然，二○○二年前後政府的一連串失誤及官員的操守，突顯了文官政治的局促。但真正成熟的政治問責，當包含更深意義：「問」，在此是追究的意思，為什麼你這樣做而不是那樣做，什麼地方弄砸了，什麼承諾落空了，什麼人須對什麼事負責等等，從政者須向人民解釋交代。
不過，在未有民選政府前奢談問責，根本就是緣木求魚。人民對從政者的政綱本來便無從選擇，問責官員亦從無具體公開交代其施政理念及政策承諾。既然從無承諾，又如何追究責任？一如雙方從未訂約，又如何控告對方違約？過去數年各方對這一制度的擾攘，實昧於民選政府必先於問責政府這一顯淺道理，不能本末倒置。
也許特區政府也開始明白問責制是名不正、言不順，故在曾蔭權當選特首後委任副局長及政治助理時，已微調為「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名稱雖異，內容如一。對於個別人選資格的非議，坊間已有充足討論，毋須贅言。我要指出的核心問題是，不管當事人如何致志從公，都背負著特首缺乏廣泛民意基礎的政治原罪，難以發揮抱負。
九七回歸之初，當時關於部長制的討論便甚囂塵上。一位資深同僚曾對我說：「特首一日不是民選，他委任的部長又怎會有認受性？」真是一語中的。美制，總統有權在參議院同意下，任命合眾國各級官員。民選總統有權委任閣員，是假設人民在推選他成為行政元首的同時，亦間接認同由他委任一眾理念相近的行政官員，協助落實施政理念。香港特首既無經真正選舉洗禮，委任權亦不受議會約束，機制上如何「阻止他根據地域偏見、家庭關係、私人偏愛，或沽名釣譽的心理委派一些不稱職的官員」，或是「只知順從取悅上司的庸才來擔任最重要的職務或肥缺」（漢彌爾敦語）？香港尚未實行政黨政治，卻在毫無監督、毫無制衡的情況下，盲目移植西方政黨政治中的酬庸制度（patronage），形同政治分贓，是粗製濫造的民主A貨！不少香港人總以為西方民主想法單純，卻不知人家在機制設計上是環環相扣，在不甚了了的情況下將之拆件、移花接木，又怎能不矛盾百出？
有些人以為問責制擴闊了政府官員的來源，不再由政務官壟斷，便能提升管治的認受性。這是無稽之談，因爲被委任者的認受性最終來自委任者。打個比方：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券沒有3A評級，它轄下個別部門的債券能有嗎？只有在中國，才會出現負債累累的鐵道部的信貸評級，尚高於中央政府主權評級的怪事。
如果我們拒絕以公平選舉為基礎的政黨政治，又不想走回AO治港的老路，結果便只能是這種依靠個人人脈的酬庸制度。它有「三無」特色：
一、無公開公平的進入渠道。曾氏當選後側重某類智囊機構挑選人才，但遴選準則如何？我認識某些被延攬的對象，無非是互相推薦。私人關係最易觸動人類感情，個人好惡會左右用人決定，讓徇私行爲侵害服務公衆的精神。一如早前分析，這種有如舉薦鄉里的機制，極可能發展成某種形式的現代九品中正制，不能適應薈萃八方人才的國際大都會要求。
二、無明確政治信念。問責團隊拉雜成軍，彼此間是否清楚各自之政治理念，甚或到底有無任何理念？彼此有否長期為共同理念奮鬥、在過程中磨合？甚至彼此是否相識？如果連這些都欠奉，如何能趕及在五年任期內交出政績？別説是管治大城市，即便是小公司也不至如此吧？
三、無具體組織管理。但凡管理過任何機構的人都知道，事情愈複雜，便愈須要設立一常置的人事制度。純憑個人網絡及互相介紹，如何能安排人才的培訓及接班？沒有培訓及接班，又如何能吸引人以政治為終生志業？即使剛畢業的學生，都會考慮公司的進遷及培訓，道理顯淺不過。目前特首不能歸屬任何政黨，一旦下台，問責團隊便有如僱傭兵各返家鄉，各人要為各自前途籌謀打算，人之常情。這樣的業餘性質，如何能駕馭組織緊密、以公共行政為終生職業的政務官？更遑論指揮十六萬公務員大軍！先天失敗，豈是偶然！
目前，有輿論建議容許政黨人士出任特首。這表面上似能解決以上問題，但在正式落實由普選產生特首前，是萬萬不可行。因為只要特首的權力是來自一小撮人，他委任的官員便無法擺脫「自己友、圍威喂」的嫌疑；如果特首和閣員均來自缺乏廣泛民意基礎的政黨，便只能令這種惡劣的政治分贓變得更系統化、制度化，形成盤根錯節、近親繁殖的利益集團。它傾向於排斥異己、無法容納持不同政見的人才。如此下去，必會令大量懷抱不同價值的精英和新生代無法為建制吸納，不但形成治港人才的凋零及枯竭，亦為社會不安埋下種子。
說到底，問責制斷無可能是民主政治的替代品，以此作爲拖延，只會添煩添亂。過去十四年，不少反對派人士純因在民主自由等主流價值上有異於建制，而無法為政府所用，倖進之徒反而步步高陞。港大百年校慶，嘉賓席竟容不下陳方安生及李柱銘等公認的傑出校友，便知這種建制的排它性嚴重到什麼地步！純以立場而非才能取仕，必然造成人才的封閉，是長遠競爭力的最大隱憂。中國歷史上數次黨爭，都是亡國先兆。香港不引以為鑑，它的衰落，可以預期！
《十四年亂象回顧系列》 • 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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