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st say it: 自由喪鐘因誰而鳴（原載9月23日信報）

「自由之道永遠在於有能力如你所願去選擇，因為你希望如此選擇，不被強迫、不被威嚇、不被某些巨大制度吞噬；它同時在於有權利去抵抗、不去迎合潮流、去堅持你的信念──純粹因為那些是你的信念。這是真正的自由，捨此並無任何自由可言，甚至連它的幻象都沒有。」
──以賽亞 • 柏林

香港到底還有沒有真正的自由？

一封題為科學館館長給行政長官的公開信（9月5日《信報》），告訴了我們香港言論自由的事實：不論在體制內外，自由表達意見從來都不容易。在體制內要據理力爭，向上級提出不中聽的意見已是難事；在體制外，要說出不附和主流民意的觀點，更是難上加難。

近年香港政治形勢日益兩極化，理性和尊重事實的討論被擠壓，所有議題都被簡化為非黑即白。香港的自由，似乎只剩下絕對建制派和極端反對派之間的互相指罵。表面上，我們的公民自由受到基本法保障；實際上，人們忘記了自由猶如肌肉，缺乏伸展便容易萎縮。真正的自由，在於每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爭取及理性的彼此尊重，否則只會淪為教科書上的空談。

建制內，我曾聽兩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多次談話，指公務員有責任向老闆（包括政治任命官員）提出不同意見。這種體制内的言論自由對負責政策的政務官尤其重要。但親身觀察是我們並無善用這方面的自由，以致不少內部的交流會和諮詢早變得徒具形式。一位非常資深、現已退休的政務官告訴我，對這十年來政務官制度的退化潰爛感到驚訝，在殖民地時期尚可和鬼頭上司以名字相稱（first-name basis）討論問題，現在有的只是愈來愈多的yes-men。

記得多年前，唐英年以政務司司長身份和十多名青年政務官茶聚，問他們有何意見及問題，歷時半分鐘無一人發言，場面尷尬。到底是我們對高層的諮詢心死，還是太過明哲保身？到底是權貴過於偽善，還是我們對自由不夠堅持？到底是制度出了問題，還是中國人的DNA作崇？我還想不通這些問題……

不過，這種自我審查的癌細胞，最終肯定會侵害自由的健康，並已在很多機構內迅速擴散。某高等院校的會議內，有年輕教授對管理層忽視教學質素提出了合理批評，得到的回應竟是「我們不討論這些問題」，如果開會不是為了討論問題，又是為了什麼？

如果說，這種在權貴面前的噤若寒蟬是體制內自由的沒落，那末，體制外的自由同樣受到威脅，那便是近年流行的一味迎合大眾的「政治正確」歪風。科學館館長的信便是明顯的政治不正確，因為他損害了某些以民主自由為號召的抗爭者的公信力。然而言論自由所謂何事？首先便是不能假設有人能壟斷對自由的解釋權；至少，我們應否有尊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否則「科學館」的名稱，也未免太諷刺。

為了取悅群眾而言不由衷，一如為了討好權貴，都會危害真正的言論自由。可惜，近年傳媒、政客以至教育當局都日益走上這條民粹的不歸路。早前有業餘自由攝影記者在高鐵示威現場，錄得不少示威者的理性討論，但這些在主流傳媒──特別是以鏡頭販賣新聞的電子傳媒——根本不見報道，一般市民看到的，只是撞鐵馬和“訓街”等有「新聞價值」的畫面。這種角度單一、麻痹思考的報道，難道就是新聞自由的真諦？

在香港的大、中、小學內，學生和家長都被當作顧客對待，不少教師即使不想取悅學生，也不能開罪他們；有時為了course evaluation的緣故，只能無奈降低學習要求，迎合學生需要。這種民粹教育催生的學習文化，令愈來愈多學生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港大學生李成康在校慶當日，因被警方禁錮而哭訴自己的自由被侵犯，令人想起1989年「六．四」時有大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外跪交請願書，被批評是「跪著乞求民主」。李同學的悲憤可嘉，但是否知道自由有賴自己的爭取而非別人的恩賜，而爭取必須付出代價？他在立法會表示，如要訴諸法律程序對自己不公平。有朋友是港大校友，對我說：「作為受害者都不走出來，誰又可代你討回公道？過程中當然有代價，但世上沒有無痛的方式申張正義！」朋友為這一代的港大生嘆息。

更值得嘆息的是港大學生會會長，應校方邀請向嘉賓介紹國父在港大求學的往事，卻沒有把握機會，順理成章地表達對民主自由的訴求。孫中山倡議的共和精神，即使在一百年後的香港都未落實，只能淪為港大校方市場營銷的一個死銅像；中山當年要打破國人對泥塑偶像的迷信，今天自己卻變成被崇拜的偶像、校方宣傳的搖錢樹，不知他泉下有知會作何感想？學生代表捨此良機，是水平不足，還是怕得罪校方的自我審查？

但願這同學不代表九十後的主流，否則香港的自由「係甘先」。從斯巴達克思到美國獨立戰爭，自由何時是賜與的？

香港的自由主義，已日益劣化為一種不想思考、不想付出、亦不用負責的免費午餐，更不用說伏爾泰所倡的尊重不同意見者的包容精神了。造成今日這種局面，建制系統的濫用權力和在民主化上的百般阻撓，須負上首要責任。扭盡六壬的拖延、對基本法各種千奇百怪的詮釋、非驢非馬的政改方案，令香港的政制愈來愈失去常理，令市民大眾覺得建制精英無意真正分享權力，令原本溫和的中間派被迫上梁山，令反對派失去了耐性和寬容。老實說，香港的政制爭論，已令人非常煩厭。

最終，沒有真正民主政治的後果，是人民從來無選擇政府及不同政治綱領的自由，而只有批評反對的自由。人們既不能按自己的意願選擇，也就無義務和責任要支持所產生的政府和政策；一如盲婚啞嫁的人總能把婚姻失敗的責任推到父母頭上。久而久之，我們擁有的便只能是有批評而無建設的自由。這種劣質的自由，只能產生一味取悅群眾的傳媒和政客，以及跟他們爭著媚眾的政府，是不可能培養真正有承擔和責任心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