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成功，有賴於香港人務實，不搞意識形態爭論，不搞烏托邦社會工程。”
- 曾蔭權
上文指出政制未民主化前，文官政治用人唯才的選拔機制對政府的認受性相當重要。文官制的另一大優點，是克己盡職的從公精神。
早前政府建議向強積金戶口注資六千元，有政府以外人士向我表示，相信建議必非來自公務員，因為長俸制的公務員根本無緣受惠。然而，如果這是恪守慎審理財原則的庫務局官員提出，我一點也不會覺得稀奇。回歸前，政府曾改革公僕的退休金制，我曾詢問一資深政務官關於新舊制的分別，他回應：但凡政府改制，必然是對政府有「着數」。所指「着數」，其實就是節省公帑。類似對庫房有利而對員工無「着數」的政策，見諸以房屋津貼取代宿舍，以便騰出地皮作公開拍賣等等。這些政策都是往日公務員自己想出來，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又怎不可愛得有點「戇直」？
故此，我對李光耀直斥因榮譽而從公是「虛偽」的說法（見8月18日林行止專欄），有很大保留。人類行事的動機相當複雜，誠非一兩種理論可概括。李氏本人生活儉樸，又甚欣賞淡泊名利的聯儲局前主席伏爾克，豈不正正為「從公非為榮譽」一說，提供了反證？
《信報》曹仁超曾對我說，有人遇見夏鼎基爵士（Sir Philip Haddon-Cave，即提出積極不干預政策的財爺）退休後，「只是」在老家牛津郡如平民般迫巴士，曹反而因此對夏氏更肅然起敬。在當今愈來愈濃厚的中國官老爺文化中，這真是難能可貴，也令我想起英國二戰英雄蒙哥馬利元帥，退役後一如小兵那樣到福利署領取退休金的故事。同樣道理，蕭烱柱、李明逵等高官，退休後不為私營牟利機構打工，值得尊敬。
以高薪吸引人材無可厚非，但公營部門能否照搬私營部門的一套？所謂「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純以厚利吸引人材從公，吸引到的將是什麼人？美國聯儲局的薪酬不及香港金管局八分之一，難道聯儲局主席的才能和職責，只是我局總裁的八分之一？可見管理並非簡單的算術題。竊聞債王格羅斯（Bill Gross）因睇錯市而失眠，金管局最高層好將彼等薪酬與市場掛鈎，未知其管理港人資產的態度，是否亦一如債王？
無論如何，克己從公的精神雖難能可貴，兼能平衡政黨政治中不可避免的骯髒和混亂，卻無法成為民主的替代品。前輩政務官中，常對後輩回憶美好舊時光，談及七十年代在理民府地區工作，即使只是剛剛畢業，亦猶如頭戴光環，備受鄉親敬重。這些情景在引入直選議席之後，已是一去不返。我在政府工作時，觀察到不少官員雖然稱呼外人為「街佬」，對民選議員的所作所為嗤之以鼻，但最終面對時卻往往畏首畏尾。這亦是為何我堅信行政機關若無清晰選舉授權，在強大民意代表眼前必然抬不起頭的緣故（見8月5日文）。
況且，文官系統縱有克己從公的崇高精神，治港亦有一大流弊，那就是意識形態的貧乏，也就是我在第一篇所說的管治哲學的缺乏。記得我剛入政府時，同事戲言香港早已實行政黨政治，執政黨便是「AO黨」。果如是，「AO黨」的黨綱是什麼？或者可歸納為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及經濟上的自由主義。
然而政務官高層往往沒有意識到，這一套不成文政綱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且不是世上唯一的意識形態。每一套意識形態都有其哲學及時代背景，不可能恒古不變，一部通書讀到老；可惜港人對此多無認知，文首所引曾蔭權的話，正是這種港式實用主義的寫照。文官系統內部對意識形態的討論諱莫如深，我的主觀感受，是有如一堵堵無形的牆。當初我如提出今天這些觀點，即使不被人視為神經失常，也會被認定是「唔識撈」。昔日，公務員事務局同僚曾私下善言，勸我勿作「頂心杉」，可惜他後來亦去職，人海茫茫，不知今在何處落腳？
諸君勿以為這些只是烏托邦式的討論。所有意識形態的爭拗，最終會反映到和我們福祉攸關的具體政策上。最近李克強訪港，加推CEPA框架下之「挺港」（事實上是互惠）措施，全港歡騰，諸君又可知CEPA和昔日港府推崇之多邊自由貿易精神，格格不入？據聞CEPA未誕生前，曾有港府要員當眾怒斥坊間學者提出之區域性經濟協議，是愚蠢透頂（bloody stupid），反映雙方對經濟哲學認識上的強烈出入。
我們有無辦法把這種對管治哲學的不同理解，作有建設的討論，化為具體政策，供人民選擇，落實試驗，並讓當事人為成敗負起責任？有，那便是透過選舉為社會議題聚焦，就不同政綱來一場大辯論，讓不同意識形態的政黨組成責任內閣。具體施行，可以斟酌；但如沒有這種機制，又如何測試不同施政理念之成效？如何知道八萬五、勾地政策、復建公屋，到底是禍港還是利港的措施？誰又要為此種種負責？
由於沒有政黨輪替提供的政治「防火牆」，以致回歸以來，高級公務員常須打倒昨日的我，忙於「救火」。民衆對不同政治意識形態和路綫無從選擇，最終變成政策的貧乏，乃至遷怒於執行的公務員。目前，這種政治貧乏的collateral damage，已擴散至很多前線部門；屋宇署如是，警務處如是，正為維持香港的荒謬制度付出沉重代價，如果連這層也土崩瓦解，香港的公務員體制也將「玩完」。
我念書時，曾在牛津的學生活動上碰到柯利達爵士（Sir Percy Cradock），我問他回港當政務主任如何，柯氏說完一遍他的經驗後總結：那（公務員）是一個頗卑屈的工作（it's a rather servile job），言語中帶點失意無奈。那時我太天真（今日何嘗不是？），不明白。
柯氏出身職業外交官，只能聽命於保守黨的政治領導，但亦因此毋須為政策的最終政治後果負責。香港目前最缺乏的，便是這些能代表不同政治意識形態和路綫的政治人物。在經濟轉型下，我們是否須要大力支援個別產業，以及幫助受全球化打擊的弱勢社群？這種支援會否催生擁有更多公共資源和龐大權力的政府？這樣的政府最終會否反過來削弱人民的經濟和政治自由？這又是否我們所樂見？這些絕不是曾特首所謂的烏托邦式爭論，而是迫在眉睫的實際問題。
言已盡，意難平。文官制度長短甚多，篇幅有限，從略。
《十四年亂象回顧系列》 • 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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