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ation of the Day

29 September, 2011

some feedbacks...

A君:對自由的追求,在中國人的社會由來都不是件被認同的想法,大部份的中國人都只擁有小農式的思想,這可能是過去幾千年中國大環境的 Natural Selection,而存活及繁衍得較多的族類,都流著這種小農基因的血,不能因教育而改變。甚至有人願意付出代價,追求民主自由,結果,主流香港人如牛頭角順嫂、的士司機、執法人員卻同聲遣責,是阻礙搵食的示威者,而無視當權者的權力暴力,無怪乎香港有這樣的當權者,我願意相信這確是 DNA 的問題。

S君:Thanks for your sharing. I was once a civil servant, in the prime time of the civil service in the eighties. I shared your observation and I learned the difference of chinese management and the British bureaucracy when I joined a chinese institution in the late eighties. All dealings are done outside the meeting room and not all bosses welcome different ideas put forth by subordinates or peers. This is very different from my experience with the then HK civil servants who I had worked with, including AOs, disciplined forces and professional grades. I am extremely sad to witness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The situation seems to be getting worse these days.

25 September, 2011

自由喪鐘因誰而鳴(原載9月23日信報)



「自由之道永遠在於有能力如你所願去選擇,因為你希望如此選擇,不被強迫、不被威嚇、不被某些巨大制度吞噬;它同時在於有權利去抵抗、不去迎合潮流、去堅持你的信念──純粹因為那些是你的信念。這是真正的自由,捨此並無任何自由可言,甚至連它的幻象都沒有。」
──以賽亞 • 柏林



香港到底還有沒有真正的自由?

一封題為科學館館長給行政長官的公開信(9月5日《信報》),告訴了我們香港言論自由的事實:不論在體制內外,自由表達意見從來都不容易。在體制內要據理力爭,向上級提出不中聽的意見已是難事;在體制外,要說出不附和主流民意的觀點,更是難上加難。

近年香港政治形勢日益兩極化,理性和尊重事實的討論被擠壓,所有議題都被簡化為非黑即白。香港的自由,似乎只剩下絕對建制派和極端反對派之間的互相指罵。表面上,我們的公民自由受到基本法保障;實際上,人們忘記了自由猶如肌肉,缺乏伸展便容易萎縮。真正的自由,在於每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爭取及理性的彼此尊重,否則只會淪為教科書上的空談。

建制內,我曾聽兩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多次談話,指公務員有責任向老闆(包括政治任命官員)提出不同意見。這種體制内的言論自由對負責政策的政務官尤其重要。但親身觀察是我們並無善用這方面的自由,以致不少內部的交流會和諮詢早變得徒具形式。一位非常資深、現已退休的政務官告訴我,對這十年來政務官制度的退化潰爛感到驚訝,在殖民地時期尚可和鬼頭上司以名字相稱(first-name basis)討論問題,現在有的只是愈來愈多的yes-men。

記得多年前,唐英年以政務司司長身份和十多名青年政務官茶聚,問他們有何意見及問題,歷時半分鐘無一人發言,場面尷尬。到底是我們對高層的諮詢心死,還是太過明哲保身?到底是權貴過於偽善,還是我們對自由不夠堅持?到底是制度出了問題,還是中國人的DNA作崇?我還想不通這些問題……


不過,這種自我審查的癌細胞,最終肯定會侵害自由的健康,並已在很多機構內迅速擴散。某高等院校的會議內,有年輕教授對管理層忽視教學質素提出了合理批評,得到的回應竟是「我們不討論這些問題」,如果開會不是為了討論問題,又是為了什麼?


如果說,這種在權貴面前的噤若寒蟬是體制內自由的沒落,那末,體制外的自由同樣受到威脅,那便是近年流行的一味迎合大眾的「政治正確」歪風。科學館館長的信便是明顯的政治不正確,因為他損害了某些以民主自由為號召的抗爭者的公信力。然而言論自由所謂何事?首先便是不能假設有人能壟斷對自由的解釋權;至少,我們應否有尊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否則「科學館」的名稱,也未免太諷刺。

為了取悅群眾而言不由衷,一如為了討好權貴,都會危害真正的言論自由。可惜,近年傳媒、政客以至教育當局都日益走上這條民粹的不歸路。早前有業餘自由攝影記者在高鐵示威現場,錄得不少示威者的理性討論,但這些在主流傳媒──特別是以鏡頭販賣新聞的電子傳媒——根本不見報道,一般市民看到的,只是撞鐵馬和“訓街”等有「新聞價值」的畫面。這種角度單一、麻痹思考的報道,難道就是新聞自由的真諦?

在香港的大、中、小學內,學生和家長都被當作顧客對待,不少教師即使不想取悅學生,也不能開罪他們;有時為了course evaluation的緣故,只能無奈降低學習要求,迎合學生需要。這種民粹教育催生的學習文化,令愈來愈多學生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港大學生李成康在校慶當日,因被警方禁錮而哭訴自己的自由被侵犯,令人想起1989年「六.四」時有大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外跪交請願書,被批評是「跪著乞求民主」。李同學的悲憤可嘉,但是否知道自由有賴自己的爭取而非別人的恩賜,而爭取必須付出代價?他在立法會表示,如要訴諸法律程序對自己不公平。有朋友是港大校友,對我說:「作為受害者都不走出來,誰又可代你討回公道?過程中當然有代價,但世上沒有無痛的方式申張正義!」朋友為這一代的港大生嘆息。

更值得嘆息的是港大學生會會長,應校方邀請向嘉賓介紹國父在港大求學的往事,卻沒有把握機會,順理成章地表達對民主自由的訴求。孫中山倡議的共和精神,即使在一百年後的香港都未落實,只能淪為港大校方市場營銷的一個死銅像;中山當年要打破國人對泥塑偶像的迷信,今天自己卻變成被崇拜的偶像、校方宣傳的搖錢樹,不知他泉下有知會作何感想?學生代表捨此良機,是水平不足,還是怕得罪校方的自我審查?

但願這同學不代表九十後的主流,否則香港的自由「係甘先」。從斯巴達克思到美國獨立戰爭,自由何時是賜與的?

香港的自由主義,已日益劣化為一種不想思考、不想付出、亦不用負責的免費午餐,更不用說伏爾泰所倡的尊重不同意見者的包容精神了。造成今日這種局面,建制系統的濫用權力和在民主化上的百般阻撓,須負上首要責任。扭盡六壬的拖延、對基本法各種千奇百怪的詮釋、非驢非馬的政改方案,令香港的政制愈來愈失去常理,令市民大眾覺得建制精英無意真正分享權力,令原本溫和的中間派被迫上梁山,令反對派失去了耐性和寬容。老實說,香港的政制爭論,已令人非常煩厭。

最終,沒有真正民主政治的後果,是人民從來無選擇政府及不同政治綱領的自由,而只有批評反對的自由。人們既不能按自己的意願選擇,也就無義務和責任要支持所產生的政府和政策;一如盲婚啞嫁的人總能把婚姻失敗的責任推到父母頭上。久而久之,我們擁有的便只能是有批評而無建設的自由。這種劣質的自由,只能產生一味取悅群眾的傳媒和政客,以及跟他們爭著媚眾的政府,是不可能培養真正有承擔和責任心的公民。




《十四年亂象回顧系列》 • 之十二

18 September, 2011

磨人的諮詢政治(原刊9月16日信報)



“透過這過程(行政吸納政治),政府把通常由精英組織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到行政決策機構內,從而達到某程度的精英整合;管治權威因而獲得認受,一個鬆散地融合的政治社會由是建立。”

—— 金耀基(一九七五年)

目前,在芸芸改善施政的論述中,沒有什麼比「加強諮詢」更來得荒謬。

奇怪的是似乎反對和建制雙方都深信不疑。一方面,反對者只要不喜歡政府任何政策,便會指責當局缺乏諮詢或是假諮詢;另一邊廂,政府高層在政策觸礁後,也往往下詔罪己,自認諮詢不足要再作諮詢,甚至是再再諮詢。諸多失誤和錯判,如先前預算案建議注資強積金戶口,到現在立法會選舉替補方案,都被簡單歸結為是諮詢過程的問題。

如果是這樣,政治也未免太容易。諮詢本質上是一政治行為;它不是學術研討會、會計師專業會議、意見交流,或那種星期六下午在文華咖啡廳的閒談。諮詢的目的,與其說是要獲得專業意見,倒不如說是為了要爭取政治支持,否則找兩個管理顧問(consultants)便行了。

英人治港期間,諮詢確是「行之有效」的政治機制。不過那成功是有特定前提:

一、精英階層的服從。英國人以武力確立其的統治,加之法律和行政制度的先進性,以及「以華制華」策略的運用,令華人精英貼服於其管治。諮詢政治本身便是這種精英政治的延伸。政府諮詢公眾,主要是透過各式各樣由精英代表的商會社團、專業團體,不論是馬會、四大商會、律師會還是鄉議局或東華三院。這些精英一方面能整合界別利益、向政府反映爭取各自訴求;一方面因而獲得港英政權某種半官方甚或法律上的認可,增強了在各自界別和社會中的地位。他們和政府處於一種頗微妙的關係,但整體而言是不會挑戰政府的政治合法性。

二、沉默的大多數。民智未開,絕大多數只有小學或初中程度;很多人尚處於為口奔馳的階段,根本無暇亦無力參與公眾討論;傳媒生態遠較今日簡單;除市政局外亦無直接民意代表機制,遂令精英階層的各種組織能充分整合和主導公眾討論。

很明顯,這些條件自九十年代初已不復存。首先是精英階層內部的矛盾及互耗,這方面本文第六篇已有論及,不贅。


更重要的,是香港社會的政治發言權已不再由精英階層壟斷。造成這局面的原因非常複雜,一是經過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和普及教育,令一般人更有能力及信心對社會議題發表意見。

二是自九十年代開始在各種大眾化媒體中廣泛傳播的反精英意識,特別是某些專門掀人陰私的報章雜誌,摧毀了社會精英高不可攀的形象。這似乎是一普世現象,近十年新媒體技術更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所謂「英雄見慣亦常人」,人類一切權威都建立於某程度上的距離感,新媒體的零距離正顫覆我們對社會階級的理解;即使在階級森嚴的英國,王室的權威也因娛樂八卦的報道,變成國民茶餘談笑的對象。


彭定康引入的一系列開放政府的做法,進一步拉近了政府及人民之間的距離。有些人事如能披上一幅神秘面紗,遮遮掩掩還能保持一種魔力,接觸多了也就發覺不外如是。如果是像替補機制這種違反常理的方案,還要牽強地羅列理據,那更只能顯得駖驢技窮。

不過,最終最致命的,還是因為議會引入直選議席,令那些傳統親向政府建制的精英,受到直接衝擊。以政務官為例,不管內心如何不齒某些所謂「街佬」的行為,一旦後者當選,還得稱呼他作「尊貴的議員」(Honourable Member)。

在這種改變下,諮詢政治根本不能解決問題。這種政治模式的最大罪惡是割裂問題,令公共討論流於單純反智。如果你諮詢公眾應否改善空氣質素,百分之一百回應必然支持;但如果要求加稅、對高耗電的商業大廈徵收懲罰性電費、禁止私家車駛入中環並將之闢為行人區,合併重複巴士路線等等,那肯定將引來上至中環精英下至公屋百姓的群起反對。事實上,今天任何一個對環境保育振振有詞的民粹政客,都不可能在不開罪民情的形勢下解決這些問題。這是何故當局的空氣質素指標諮詢久久未能定案的原因。

對於這種「我請客,你付鈔」的問題,不能就個別政策作諮詢,而要讓公眾看到不同政策範疇之間的利害因果,平衡輕重,作出取捨,透過選擇不同政策組合的政綱,給與政府清晰的民意授權,體現社會的共同意志;否則每人就各自利益對每項政策各自發言,便會陷入既要請客又不付鈔的局面,再諮詢一百年都無用!

其次,諮詢政治對利益分配的問題還可起點作用,一旦涉及基本價值判斷時便束手無策。二十三條立法的爭議便是表表者。由於香港對核心價值的迷惘,以及意識形態的真空,令愈來愈多的議題無法透過諮詢解決,高鐵便是「發展至上」這前殖民地資本主義價值和新興保育價值的正面交鋒。愈多的諮詢只能進一步突顯彼此的矛盾,因為在目前價值爭論尖銳化的環境下,彼此都沒有互相理解、妥協讓步的餘地。



所謂缺乏諮詢,只是香港政治失敗的果,而不是因。董建華時期一連串的施政失誤打擊了政府的威信,只是加快了這種機制的失效。弱勢的政府遇上混亂的民意,即使再微弱的個人或團體,都有足夠的力量,否決政府的提案,但在缺乏完備民主政治的前提下,他們沒有反建議的權力和責任。結果只能是彼此互耗,互耗的結果就是犬儒、沮喪、敵視和憤怒。

如果仍以爲只要多諮詢民意便能解決今天的困局,便是尚未走出七十年代「行政吸納政治」的老路。事實上,金耀基在他1975年的論文也預示到,隨著都市化及群衆的社會動員,單純融合精英已不足保障政體的穩定,行政吸納政治的模式將會改變。如果是這樣,那過去十四年,爲何特區政府並無改弦易轍,還死抱港英年代的老皇曆?

說穿了,這是因爲諮詢政治已成了香港無法實行民主政治的委婉語(euphemism)。政府既非民選產生,在機制上和人民脫節,在認受性上無法抗衡直接民意代表的挑戰,在具體政策上也無法獲得正式民意授權,便只好繼續以諮詢政治權充一時。這種磨人的制度,到底還要玩到何年何月?

《十四年亂象回顧系列》 • 之十一

10 September, 2011

《沒有政黨政治的政治分贓》(原載信報9月9日)

「黨爭的潛在原因深植於人性,文明社會中每處都可以看見它的活動……」
——詹姆士 • 麥遜


二○○二年推出的問責制,是香港憲政發展上的一大錯誤。

那年春天,我和一眾同事像普羅大眾一樣,從報上得知有關問責制的傳聞,並每天像追看八卦新聞般,估算誰會是我們的新司長新局長。當時有同事認爲制度能否成功視乎人選,我則認爲制度本身有問題,無論何人擔當都不會成功。現在我仍堅信當初的判斷。

官方說問責制是為了讓公務員做回政治中立的本分,讓問責局長承擔政治責任,更好地回應民意。說穿了其實是合約制局長比長俸制公僕,更易人頭落地。

這種粗疏的說法,令人對「問責」一詞, 簡單地理解為揹鑊、辭職、下台,以致日後但凡有任何政策遭到反對,社會上主流聲音便是拿某某祭旗,很少去研究討論問題所在。誠然,二○○二年前後政府的一連串失誤及官員的操守,突顯了文官政治的局促。但真正成熟的政治問責,當包含更深意義:「問」,在此是追究的意思,為什麼你這樣做而不是那樣做,什麼地方弄砸了,什麼承諾落空了,什麼人須對什麼事負責等等,從政者須向人民解釋交代。

不過,在未有民選政府前奢談問責,根本就是緣木求魚。人民對從政者的政綱本來便無從選擇,問責官員亦從無具體公開交代其施政理念及政策承諾。既然從無承諾,又如何追究責任?一如雙方從未訂約,又如何控告對方違約?過去數年各方對這一制度的擾攘,實昧於民選政府必先於問責政府這一顯淺道理,不能本末倒置。

也許特區政府也開始明白問責制是名不正、言不順,故在曾蔭權當選特首後委任副局長及政治助理時,已微調為「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名稱雖異,內容如一。對於個別人選資格的非議,坊間已有充足討論,毋須贅言。我要指出的核心問題是,不管當事人如何致志從公,都背負著特首缺乏廣泛民意基礎的政治原罪,難以發揮抱負。

九七回歸之初,當時關於部長制的討論便甚囂塵上。一位資深同僚曾對我說:「特首一日不是民選,他委任的部長又怎會有認受性?」真是一語中的。美制,總統有權在參議院同意下,任命合眾國各級官員。民選總統有權委任閣員,是假設人民在推選他成為行政元首的同時,亦間接認同由他委任一眾理念相近的行政官員,協助落實施政理念。香港特首既無經真正選舉洗禮,委任權亦不受議會約束,機制上如何「阻止他根據地域偏見、家庭關係、私人偏愛,或沽名釣譽的心理委派一些不稱職的官員」,或是「只知順從取悅上司的庸才來擔任最重要的職務或肥缺」(漢彌爾敦語)?香港尚未實行政黨政治,卻在毫無監督、毫無制衡的情況下,盲目移植西方政黨政治中的酬庸制度(patronage),形同政治分贓,是粗製濫造的民主A貨!不少香港人總以為西方民主想法單純,卻不知人家在機制設計上是環環相扣,在不甚了了的情況下將之拆件、移花接木,又怎能不矛盾百出?

有些人以為問責制擴闊了政府官員的來源,不再由政務官壟斷,便能提升管治的認受性。這是無稽之談,因爲被委任者的認受性最終來自委任者。打個比方: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券沒有3A評級,它轄下個別部門的債券能有嗎?只有在中國,才會出現負債累累的鐵道部的信貸評級,尚高於中央政府主權評級的怪事。

如果我們拒絕以公平選舉為基礎的政黨政治,又不想走回AO治港的老路,結果便只能是這種依靠個人人脈的酬庸制度。它有「三無」特色:

一、無公開公平的進入渠道。曾氏當選後側重某類智囊機構挑選人才,但遴選準則如何?我認識某些被延攬的對象,無非是互相推薦。私人關係最易觸動人類感情,個人好惡會左右用人決定,讓徇私行爲侵害服務公衆的精神。一如早前分析,這種有如舉薦鄉里的機制,極可能發展成某種形式的現代九品中正制,不能適應薈萃八方人才的國際大都會要求。

二、無明確政治信念。問責團隊拉雜成軍,彼此間是否清楚各自之政治理念,甚或到底有無任何理念?彼此有否長期為共同理念奮鬥、在過程中磨合?甚至彼此是否相識?如果連這些都欠奉,如何能趕及在五年任期內交出政績?別説是管治大城市,即便是小公司也不至如此吧?

三、無具體組織管理。但凡管理過任何機構的人都知道,事情愈複雜,便愈須要設立一常置的人事制度。純憑個人網絡及互相介紹,如何能安排人才的培訓及接班?沒有培訓及接班,又如何能吸引人以政治為終生志業?即使剛畢業的學生,都會考慮公司的進遷及培訓,道理顯淺不過。目前特首不能歸屬任何政黨,一旦下台,問責團隊便有如僱傭兵各返家鄉,各人要為各自前途籌謀打算,人之常情。這樣的業餘性質,如何能駕馭組織緊密、以公共行政為終生職業的政務官?更遑論指揮十六萬公務員大軍!先天失敗,豈是偶然!

目前,有輿論建議容許政黨人士出任特首。這表面上似能解決以上問題,但在正式落實由普選產生特首前,是萬萬不可行。因為只要特首的權力是來自一小撮人,他委任的官員便無法擺脫「自己友、圍威喂」的嫌疑;如果特首和閣員均來自缺乏廣泛民意基礎的政黨,便只能令這種惡劣的政治分贓變得更系統化、制度化,形成盤根錯節、近親繁殖的利益集團。它傾向於排斥異己、無法容納持不同政見的人才。如此下去,必會令大量懷抱不同價值的精英和新生代無法為建制吸納,不但形成治港人才的凋零及枯竭,亦為社會不安埋下種子。

說到底,問責制斷無可能是民主政治的替代品,以此作爲拖延,只會添煩添亂。過去十四年,不少反對派人士純因在民主自由等主流價值上有異於建制,而無法為政府所用,倖進之徒反而步步高陞。港大百年校慶,嘉賓席竟容不下陳方安生及李柱銘等公認的傑出校友,便知這種建制的排它性嚴重到什麼地步!純以立場而非才能取仕,必然造成人才的封閉,是長遠競爭力的最大隱憂。中國歷史上數次黨爭,都是亡國先兆。香港不引以為鑑,它的衰落,可以預期!

《十四年亂象回顧系列》 • 之十

06 September, 2011

Further comments on last week's article

"I do share what you said. We as a Team used to be hostile to “ideologies”, preferring to be guided by “pragmatism” and rudimentary “market principles” (which were more often than not voodoo economics, like the example you quoted). But as a governing team in present day HK, that simply won’t do."

-- A retired senior civil servant

05 September, 2011

對《文官政治的貧乏》一文的回應

"領袖培養須時更須有客觀環境造就."
—— 一青年實業家

“I cannot agree more with you on the point about "AO Party"- what they believe and practise is only an, but not the, ideology. The sad thing is that many either are not aware of it or choose to ignore it.”
—— a serving civil servant (not an AO!)

"……I particularly agree with 意識形態的貧乏. Unlike in the US, where 意識形態 is the key delineation between the democrats and the republicans and the key issue in major elections, Hong Kong's elections are usually just about pro-democrat and pro-establishement, and there is no real in-depth discussion on differences in 意識形態 amongst political parties (or even among AOs as you suggest in your article). That is probably one of the reasons why we lose direction on governance and cannot decide one way or the other on many issues (e.g. whehter to have minimum wage, whether to have competition law, whether "wealth re-distribution" should be part of our fiscal purpose, etc.). "
—— A Reader



Reader's comment on previous article

“……Your observation below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It is very much like those 5-star hotels in Mainland China. They have very good hardware (e.g. huge room, nice decor, etc.) but when you stay in those hotels (especially those locally-operated), you know they are not up to 5-star standard, exactly 東拼西湊 and 形具而神乏.

香港政制的核心問題,是既要發展一套貌似西方的制度,卻又不願認真研究制度背後的核心價值;既要保留英國留下的司法獨立和議會監督,卻不能真正接受西方的民主民權精神;既要抄襲別人的遊戲規則,又不能接受遊戲結果。以至港式三權分立變成徒具虛文,矛盾百出。老實說,香港民主化的經驗,還走不出百年中國現代化東拼西湊、形具而神乏的格局。 ”

—— A Reader

03 September, 2011

《文官政治的貧乏》(9月2日信報)



“香港的成功,有賴於香港人務實,不搞意識形態爭論,不搞烏托邦社會工程。”
- 曾蔭權

上文指出政制未民主化前,文官政治用人唯才的選拔機制對政府的認受性相當重要。文官制的另一大優點,是克己盡職的從公精神。

早前政府建議向強積金戶口注資六千元,有政府以外人士向我表示,相信建議必非來自公務員,因為長俸制的公務員根本無緣受惠。然而,如果這是恪守慎審理財原則的庫務局官員提出,我一點也不會覺得稀奇。回歸前,政府曾改革公僕的退休金制,我曾詢問一資深政務官關於新舊制的分別,他回應:但凡政府改制,必然是對政府有「着數」。所指「着數」,其實就是節省公帑。類似對庫房有利而對員工無「着數」的政策,見諸以房屋津貼取代宿舍,以便騰出地皮作公開拍賣等等。這些政策都是往日公務員自己想出來,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又怎不可愛得有點「戇直」?

故此,我對李光耀直斥因榮譽而從公是「虛偽」的說法(見8月18日林行止專欄),有很大保留。人類行事的動機相當複雜,誠非一兩種理論可概括。李氏本人生活儉樸,又甚欣賞淡泊名利的聯儲局前主席伏爾克,豈不正正為「從公非為榮譽」一說,提供了反證?


《信報》曹仁超曾對我說,有人遇見夏鼎基爵士(Sir Philip Haddon-Cave,即提出積極不干預政策的財爺)退休後,「只是」在老家牛津郡如平民般迫巴士,曹反而因此對夏氏更肅然起敬。在當今愈來愈濃厚的中國官老爺文化中,這真是難能可貴,也令我想起英國二戰英雄蒙哥馬利元帥,退役後一如小兵那樣到福利署領取退休金的故事。同樣道理,蕭烱柱、李明逵等高官,退休後不為私營牟利機構打工,值得尊敬。


以高薪吸引人材無可厚非,但公營部門能否照搬私營部門的一套?所謂「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純以厚利吸引人材從公,吸引到的將是什麼人?美國聯儲局的薪酬不及香港金管局八分之一,難道聯儲局主席的才能和職責,只是我局總裁的八分之一?可見管理並非簡單的算術題。竊聞債王格羅斯(Bill Gross)因睇錯市而失眠,金管局最高層好將彼等薪酬與市場掛鈎,未知其管理港人資產的態度,是否亦一如債王?



無論如何,克己從公的精神雖難能可貴,兼能平衡政黨政治中不可避免的骯髒和混亂,卻無法成為民主的替代品。前輩政務官中,常對後輩回憶美好舊時光,談及七十年代在理民府地區工作,即使只是剛剛畢業,亦猶如頭戴光環,備受鄉親敬重。這些情景在引入直選議席之後,已是一去不返。我在政府工作時,觀察到不少官員雖然稱呼外人為「街佬」,對民選議員的所作所為嗤之以鼻,但最終面對時卻往往畏首畏尾。這亦是為何我堅信行政機關若無清晰選舉授權,在強大民意代表眼前必然抬不起頭的緣故(見8月5日文)。

況且,文官系統縱有克己從公的崇高精神,治港亦有一大流弊,那就是意識形態的貧乏,也就是我在第一篇所說的管治哲學的缺乏。記得我剛入政府時,同事戲言香港早已實行政黨政治,執政黨便是「AO黨」。果如是,「AO黨」的黨綱是什麼?或者可歸納為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及經濟上的自由主義。


然而政務官高層往往沒有意識到,這一套不成文政綱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且不是世上唯一的意識形態。每一套意識形態都有其哲學及時代背景,不可能恒古不變,一部通書讀到老;可惜港人對此多無認知,文首所引曾蔭權的話,正是這種港式實用主義的寫照。文官系統內部對意識形態的討論諱莫如深,我的主觀感受,是有如一堵堵無形的牆。當初我如提出今天這些觀點,即使不被人視為神經失常,也會被認定是「唔識撈」。昔日,公務員事務局同僚曾私下善言,勸我勿作「頂心杉」,可惜他後來亦去職,人海茫茫,不知今在何處落腳?

諸君勿以為這些只是烏托邦式的討論。所有意識形態的爭拗,最終會反映到和我們福祉攸關的具體政策上。最近李克強訪港,加推CEPA框架下之「挺港」(事實上是互惠)措施,全港歡騰,諸君又可知CEPA和昔日港府推崇之多邊自由貿易精神,格格不入?據聞CEPA未誕生前,曾有港府要員當眾怒斥坊間學者提出之區域性經濟協議,是愚蠢透頂(bloody stupid),反映雙方對經濟哲學認識上的強烈出入。

我們有無辦法把這種對管治哲學的不同理解,作有建設的討論,化為具體政策,供人民選擇,落實試驗,並讓當事人為成敗負起責任?有,那便是透過選舉為社會議題聚焦,就不同政綱來一場大辯論,讓不同意識形態的政黨組成責任內閣。具體施行,可以斟酌;但如沒有這種機制,又如何測試不同施政理念之成效?如何知道八萬五、勾地政策、復建公屋,到底是禍港還是利港的措施?誰又要為此種種負責?

由於沒有政黨輪替提供的政治「防火牆」,以致回歸以來,高級公務員常須打倒昨日的我,忙於「救火」。民衆對不同政治意識形態和路綫無從選擇,最終變成政策的貧乏,乃至遷怒於執行的公務員。目前,這種政治貧乏的collateral damage,已擴散至很多前線部門;屋宇署如是,警務處如是,正為維持香港的荒謬制度付出沉重代價,如果連這層也土崩瓦解,香港的公務員體制也將「玩完」。

我念書時,曾在牛津的學生活動上碰到柯利達爵士(Sir Percy Cradock),我問他回港當政務主任如何,柯氏說完一遍他的經驗後總結:那(公務員)是一個頗卑屈的工作(it's a rather servile job),言語中帶點失意無奈。那時我太天真(今日何嘗不是?),不明白。

柯氏出身職業外交官,只能聽命於保守黨的政治領導,但亦因此毋須為政策的最終政治後果負責。香港目前最缺乏的,便是這些能代表不同政治意識形態和路綫的政治人物。在經濟轉型下,我們是否須要大力支援個別產業,以及幫助受全球化打擊的弱勢社群?這種支援會否催生擁有更多公共資源和龐大權力的政府?這樣的政府最終會否反過來削弱人民的經濟和政治自由?這又是否我們所樂見?這些絕不是曾特首所謂的烏托邦式爭論,而是迫在眉睫的實際問題。

言已盡,意難平。文官制度長短甚多,篇幅有限,從略。

《十四年亂象回顧系列》 • 之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