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崙．波拿巴特
香港特區首長對外有民意基礎強大的議會圍攻，對內又得應付精英集團的「逼宮」，還要處理和北京及內地各派系的複雜關係；這樣一個超負荷職位，在這樣一個矛盾百出的制度下，打從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始，便注定無法實行有效管治，更遑論什麼「行政主導」、強勢領導的空談！
本來，針對弱勢政府正本清源的做法，是要對症下藥，大力加強行政機關的民主成分，透過政綱辯論凝聚社會共識，由選舉獲得清晰民意授權，並在這過程中自然地滙聚志同道合者籌組執政團隊，方為正道。（目前有些「疑似特首候選人」連政綱都欠奉，甚至還有待決定是否參選，如此又怎能吸引才幹之仕理念相近者組成團隊？我對此深感困惑。）
可惜過去十四年，我們在這正道上只是忸怩作態、匍匐蟻行！我們先不要指責北京當局，而應先反省香港人自己的取態。香港的精英階層對西方文明抱持既崇尚又懷疑的矛盾心理：一方面羨慕西方的富強、科學、法治等先進性，一方面又對民主政治深抱疑慮，這可能是源自潛藏在你、我內心深處的中國人文化基因。
其中一個主要而且非常普遍的顧慮，是民主化會引致民粹政治，甚至是暴民政治。這種憂慮並非全無道理：從來沒有一種制度在人類歷史上歷千年而不衰，民主制度本身便出現過很多變種，發展歷程相當崎嶇。然而我認為放諸此時此地之香港，這種憂慮實屬不必。無它，過去十四年我們在民主化上未有寸進，我們的政治文化是變得更理性還是更民粹、更反智？當政務官出身的曾俊華尚且要打破謹慎理財的原則，虛耗庫房以堵悠悠之口、取悅民眾的時候，我們對這種憂慮還有什麼話說？難道因爲這政府是民主選出的嗎？
我日後數篇會小心求證，但在此不妨先大膽假設，提出一個多年來的觀察：即不是民主政治帶來了民粹主義，而是抗拒民主化才引進了民粹政治。
由於北京當局及本地精英尚未全面準備接受真正的民主化，不願面對特區政府欠民意基礎這一皇帝沒有穿新衣的事實，以致過去十四年來，我們面對管治失效的問題時，總是顧左右而言它，找尋文不對題的答案。過去十四年提出的似是而非的答案便有三項：一曰文官制度、二曰問責制、三曰諮詢政治。它們自有其作用，但絕不能成為民主政治的替代品，否則只能令本已矛盾重重的政制變得更加非驢非馬，一如你不能為了省錢，把廉價零件加配到名貴手錶或超級跑車上，否則隨時損壞機件、甚至車毀人亡。我這樣說，也許香港的富裕階層較易明白？
在這三項「替代品」中，最早被社會寄予厚望的，是以政務主任為核心的文官制度。回歸前，彭定康成功地將香港公務員塑造成世界最頂尖的管治團隊，以致不少人認為，只要能穩住公務員，換支國旗，換個特首，香港便大局底定。彭氏久經民主政治的磨練，深諳駕馭官僚體系的竅門，在政制民主化之初，這樣的政府還能應付過去；但這種以公務員（或政務官）治港的方式（或迷思、或神話），很快便碰上困難。
董建華時代便有人指責以陳方安生女士為首的政務官集團從中作梗，阻礙特首施政，及後陳方氏下野，高層改組，但管治並無改善，反而每況愈下，可見這種論調不足採信。
更令人困惑的，是現在王光亞主任又批評香港公務員不懂當Boss，不懂當Master，只是長官叫做什麼便做什麼。果如是，那香港公務員到底是太聽話呢，還是如前所述太不聽話呢？如果認為陳方氏是太強勢獨斷，而曾蔭權這類consummate civil servant（彭定康語）又被認為太不懂當家作主，那麼公務員當如何自處？分析問題當客觀公正，總不能把公務員說成神又是他、鬼又是他，彷彿兩任特首施政的問題，都是公務員造成。
由於我從未在「前朝」政府供職，那時公務員是否都是奉長官意志行事，我無法印證。但回歸以來耳聞目睹的事實是：謹小慎微的風氣日熾，秉直執言的愈來愈少，盲從附和的愈來愈多，人心散渙早是不爭的事實，行內有人甚至以腐爛（rotten）來形容。王主任的話有其道理；但這種一味揣摩上意，唯長官意志馬首是瞻的工作文化，有多少是公務員制度的固有陋習，又有多少是我國人民奉承文化馬屁文化在起作用，讀者諸君可自行研判。
文官制度自有其優劣之處，但問題的核心不在這些指控。為求公允評價它與民主政治的關係，讓我們先看看文官制的長處。
首先是以任人唯賢的精神，以相對公平的原則為政府吸納培訓人才，這對還未實行民主化的政府尤其重要。歐洲封建專制時期，貴族幾乎世襲所有國家公職，法國大革命打破了這種壟斷。拿破崙和其一眾平民出身的將領，向世人證明了他們比各國諸侯貴族更有能力指揮軍隊。他臨終前的名言，便預告了新時代的來臨。
工業社會催生了對理性有效率行政管理的渴求，即使保守的英國貴族亦不得不讓步，在十九世紀中葉參考管治印度的經驗，以公開競爭的考試取代貴族間的酬庸和互相提攜，以選拔人材，是為日後英人在殖民地廣泛推行的文官制度之始。雖然考試和晉升標準長期惹人爭議，但相比起貴族政治更公開公正，無可置疑。而且吸納社會人材，無形中便是減少了反對派的人材供應，增強了政權的穩定性；如果人材來自社會各階層特別是基層的話，更能把多元聲音帶入政府。我往日認識的政務主任同袍，不少都是中產甚至草根家庭出身。
目前有不少人指出，特區政府屬意委任社會上層的政、商界第二代，進入權力核心，培養接班。果如是，這種風氣一旦成為有系統有策略的部署，深信便是「香港精神」壽終正寢之時；因爲門第相近者之間，必會傾向互相引薦、互相提攜，容易造成人材的單一化，以及視野的封閉狹隘。精英二代當中自有人傑，但社會已經給予他們遠多於常人的機會；當今在沒有民主參與的情況下，若然再以一人之出身門第，決定從政、出仕（各種委員會和諮詢機構）的機會，那肯定是百分之一百逆世界歷史潮流的大倒退！連不民主但起碼公平的文官政治都不如。對特區政府的威信更是毫無幫助，絕不可取。
《十四年亂象回顧系列》 • 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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