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May, 2012

理性的荒謬:給卡繆的信


卡繆先生:





你好!兩年前,我看了香港話劇團改編你的名作《卡利古拉》。你訴說這個惡名昭彰的古羅馬暴君,如何過著荒淫無道的生活,卻是在「以荒謬對抗荒謬」。



對於你的思想,我毫無認識。但拜託網上百科辭書的方便——這個時代罕見的偉大發明——我瞭解了一下你所創造的荒誕劇。它的定義是:「類似雜耍,包含可怖或悲劇的形象,人物處於無望境地、被迫重複無意義的舉動,對白充滿陳詞濫調、文字遊戲和廢話,情節重複出現、或荒謬的展開⋯⋯」



這定義實在妙絕,簡直為我身處的小地方——二十一世紀的香港——過去的十五年,做了一個幽默的總結。而且,目下我城還在上演這荒誕長篇的續篇——「拉布與流會」。舞臺,是本來氣氛莊嚴的立法會會議廳;主要演員,議員六十
人;配角,政府官員三、四十人,另加臨時演員百餘人。



故事的展開,是因為不斷有議員缺席而流會;議事堂上,即使出席的議員也在眾目睽睽下公然看影片、寫大字、打瞌睡、講電話。這些每個月拿十幾萬元薪資的議員們,早前還公然要求為自己加薪。



雖然是荒誕劇,但演員們為這場戲演得異常認真、無比投入,由此更顯荒誕:有人為議事規則爭辯得面紅耳赤,有人動員通宵審議法案,有人甚至煞有介事地要絕食抗議!



他們要抗議的,是另一邊廂演員的「拉布」。須知道,我們的立法會,猶如先生故國三百年前的三級議會,由少數人的代表壟斷。這批代表理性地認為,要陪著多數人的代表,審議一千多條「的的了了」的文字修訂,甚至辯論遠處非洲的蘇丹版圖⋯⋯這種「離題」討論,是對生命寶貴時間的消耗,對有限精力的浪費。



卡繆先生,你一定以為,他們在爭論的,是關乎人類前途、世界和平、國家統一、民族平等⋯⋯這些曾經困擾你身處時代的大議題;即使是不切實際的哲學討論,起碼也該涉及到人的存在意義,或者自由意志等等比較有趣的話題吧?



可是,這裡不是一九四五年的歐洲。他們爭論的,不是應否用原子彈結束世界大戰,不是通宵達旦慶祝解放巴黎,不是組織反納粹的地下運動,也不是搞反殖民主義的鬥爭。



這場戲的主題,純粹是不務正業的導演,加上缺乏題材的編劇,礙於過去敗在反對派手上的面子問題,要求剝奪辭職議員的重選資格而已!



真的嗎?就這樣嗎?人生的智慧,就萎縮到這麼芝麻綠豆的小事情上?無價的青春,就消磨在這樣無聊的爭辯上?抱歉,的確如此。



你必然要追問:除了這些修修補補,你們的制度就沒有更大的漏洞嗎?你們的政治,就沒有更高瞻遠矚、迫在眉睫的議題嗎?有的話,還提出這種無聊法案的始作俑者,不是更可笑的「離題」嗎?



沒錯!相對於議員們一個晚上的通宵開會,我們絕大多數的觀眾,已經為改變這個低效的議會機制,熬過了一場差不多長達五分一個世紀晚上的「政改拉布」!



而這個遞補機制法案通過後,會成為這「十五年政改拉布」的最新離題之作;雖然根本完全無法回應深層次矛盾,但也許會揭開下一齣荒誕劇的序幕。



更荒誕的是,與先生法國人天生的浪漫蒂克不同,我們這個城市的人恰恰又是以速度效率而自豪,從未享受太多的休閒。我們是以百分之一百的認真,幹著百分之二百的無聊事,真不知是為誰而忙?



這幾天跟議員們的表演同樣精彩的,還有負責我城高官薪酬檢討的獨立委員會。根據一系列的數據和推論,政府接納了他們的建議,下一屆局長的薪資,會有百分之八的增幅。這個獨立委員會在兩個月前,同樣建議給「拉布與流會」的演員,加薪百分之十。



我們政府和委員會沒有告訴市民的,是他們羅列的論據背後的假設。那就是:局長的收入不能輸給通脹;政府高官的表現應該比美企業行政總裁,因為當官的終極目的跟從商一樣,是為了撈錢。



像先生這種不計報酬參與政治的人,如果活在今天,是非常可笑的。但這是我城獨有的功利主義邏輯。只是真正可笑的,還在於他們眾多「基本原則及考慮」當中,獨欠官員的「政治表現」,而他們卻又偏偏把這個說成是「政治委任制度」。



我們只能盼望,下屆政府能從政治角度看問題,有勇氣斷然拒絕委員會的建議,否則便無法跟現政府的錯誤切割。



我一位朋友指出,現在大學當個兩萬月薪的研究助理,整體要求和能力都比我們的政務助理高。過去十年一般工人的薪資增長,似有若無。政府是否知道民間疾苦?



其實對於這些加薪的理由,我的朋友不能太認真考量。要不你像觀眾一笑置之,要不你乾脆上台,跟他們一道演戲;但千萬不要認真地來個邏輯分析、嚴肅論證。單單是理性批評,你已掉進了圈套;因為你看的,本來就是一齣荒誕劇!



卡繆先生,很遺憾沒能活在你那個偉大的時代。我的時空是侷促的,我們注定不可能產生偉大的政治家,只有小官吏的技術思維和斤斤計較。在這裡,主席的裁決完全符合議事規則,政府的法案嚴格按照法律步驟;臺上演員的一舉手、一投足,都完全吻合戲劇理論的要求,只是劇本本身是荒誕的。



程序理性,結果荒謬,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印記。



不過,也許以上的討論,本身也夠荒謬的:面對這個非理性的世界,又何必用理性的張力,來增加生命的沉重?太可笑了!倒不如學學你們普羅旺斯的農民,在初夏的黃昏,來一杯酒,唱一首歌,或者談談情、跳跳舞,可千萬千萬不要太認真。






07 May, 2012

司局架構可檢討 問責缺失要治本

司局架構可檢討  問責缺失要治本



從改善組織理性出發,看目前傳言中的改組方案,是無可無不可。首先,梁氏政府要把文化從民政事務局分拆出去,獨立成局。這回應了社會上很多人要求推動文化建設的呼聲;而一個專責文化的局長,肯定可以有更多時間,爭取更多資源,做好這方面工作,在架構上是符合梁氏政綱的。

但是,文人相輕,能否找到一個眾望所歸的局長,不容易;文化是意識形態的核心,政策的具體內容能否得到社會支持,也跟是否有文化局毫無關係。至於輿論界擔憂文化局會變成宣傳部,也跟組織架構沒很大關係,如果要做的話,現存架構也能完成任務,暗地去做,也會比明目張膽地做更易成功。

至於傳言中把房屋、地政、規劃併為一局,概念上符合分工理性,因為這些政策本身是有機結合的,也是市民大眾最關切的社會矛盾。把它們集中處理,可以減省政策協調的阻力,也有助釐清政治責任,免卻未來局與局之間互相推卸。

然而,有利不等於說有絕對需要,因為建議中的副司長一職,本身已可發揮協調政策的作用。世上沒有一種特定分工模式,能永遠切合所有社會需要。副司長一職,與其硬性規定統領某某局長,不如就具體工作所需而定,不失為一有用設計。


譬如,如未來政府工作重點是穩定樓價,提供可負擔的房屋,則可以副司長專責一個房屋工作協調小組,統轄原來分屬各部門的規劃、土地、運輸,兼涉福利及財政金融,因為房價影響到社會福利的多寡、政府財政及銀行體系的穩定。至於梁氏政綱中提及的優化人口政策,論牽涉之廣、影響之遠,更須高層次的統籌。

有評論擔憂副司長會架空司長,其實自實行問責制那天起,政務司長已被架空了。從前,政務司長與各局長、副局長按慣例由政務職系人士出任。人既來自同一系統、同一背景,多少有一套共同理念和語言,至少瞭解彼此脾性。他們出任局長前已共事數十載,又何須像今日在上班後才開始磨合?

我們不要忽略,問責制前的政務司長乃文官系統之首,公務員有嚴格等級觀念,加上司長對局長的考勤、陞遷,縱非一言九鼎亦有極大影響力,統籌各部門的能力自然無出其右。

問責制以後,局長、司長來自五湖四海,既無共同背景以資維繫,亦乏正式黨章加以約束;正是本非同林鳥,離任各自飛。試問這種制度,又如何促進政策協調?再者,政務官員以政府工作為終身志業,多多少少都會畢恭畢敬;問責官員多有自身本業,在政府不過工作五年,成與不成,都要籌謀退路。前者背水斷橋,後者各有打算;除非專心從政,否則何者會更一心一意,和衷共濟?

以上所說,沒有深奧理論,只是基本人性,換作你我,都是一樣。制度上缺乏合作誘因,難道最終要訴諸個人關係和善意?所謂加強統籌、溝通,豈是多開幾個督導委員會、多發幾個電郵備忘錄、或加插幾個政助副手,便能成事?過去十五年,特區政府的高層大型會議,什麽時候見少了?政策通盤思維,卻反而越見薄弱,足見文山會海,並非對症下藥。

我們今天總是說政策缺乏宏觀統籌,必須重視這人事制度的底因,不能抽空的看組織架構,泛泛而論。不去正視這根本問題,而只是在政府組織圖上,把框框條條搬來搬去,是沒有很大意義的。所以我認為不用對重組看得太認真、太執著。

即使改得其所,改組涉及的實際操作還是很多。包括修改法例及附則、更改上下級的統轄關係以及橫向的工作關係、與相關非政府機構(如各委員會、法定機構和社會團體等等)合作關係的調整,往往亦觸及公務員的輪調、個別人事關係的處理,當然還有鎖碎如辦公室搬遷以至公文信封和名片重印等行政事宜,真是不勝其煩。總而言之,絕對不是長官一聲令下,便能水到渠成;特別是涉及人數龐大、又有諸多成規的政府機關。

我曾在政府經歷了兩、三次大型內部改組;以上所言,雖囿於主觀經驗,幸亦非紙上談兵。對於改組,我整體觀感是負面的;每次都弄得人仰馬翻,對後來制定和執行政策,作用卻微乎其微。當然,梁氏政府不是董、曾政府的延續,把以往一切算到新政府頭上,也有不公,所以不妨疑中留情。

現在梁班子對改組一事,似乎已是箭在弦上。理由之一,是方便新政府七月一日上班後馬上開展工作。的確,如果新班子上任後半年還要重新分配工作,各局長要重新認識自己下屬和工作內容,重新劃分法定權力,也實在費時失事。


不過,相對於兵不知將、將不統兵的危險,更可能發生的,還是以上講的「將不知將」。這個就不是改組能夠改變。況且,改組必然會消耗政府內部很多人的時間精神,今次改組的幅度雖然小於零二、零七年,但卻適逢政府換屆的敏感時期,跟董、曾政府於連任時改組有別。

梁氏在選舉的最後階段,經歷極大爭議而登位,不能說得到廣大市民的普遍認同;因此而急於有成,可以理解。但如匆匆開局,一旦遭逢挫敗,屆時草草收場,難免更損威信,不得不慎思而行。

總而言之,改組不一定不好,但一定要清楚為何要改,要改什麼,如何去改;絕對不能為改而改,否則只能是勞民傷財的瞎折騰。更重要的,是梁氏政府和社會各界,當儘快全面檢討問責制,以配合進一步民主化的需要,著手解決決策低效的本因,而非著眼於一時形式上的改組。至於泛民諸人,與其一反到底,何不趁機提出改制的具體建議,或可跟新政府討價還價,亦對完善體制更有裨益。

(《信報》評政府改組案。二之二)

議事論事:政府改組(2012年5月3日)

http://programme.rthk.hk/rthk/tv/player_popup.php?pid=866&eid=176952&d=2012-05-03&player=media&type=archive&channel=tv&part=2